余英时先生是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家，2006年曾获得美国克鲁格奖。
在余英时一生中，曾出现过一些珍贵的瞬间，珍贵的人，正是这些“瞬间”和“贵人”成就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他。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是安徽潜山。余英时7岁那年，抗战全面爆发，年幼的他随家人回老家潜山官庄避难，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乡居生活。回乡后不久，余英时父亲赴重庆，任考试院参事。余英时则寄居在官庄伯父家。
乡居九年，余英时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只是跟着乡下一些私塾老师零星而分散地读了一些古书，如《史记》《三国策》《古文观止》等。
抗战八年，驻扎在安徽各县的是李宗仁麾下的桂系部队。其中一个营驻守潜山官庄。营长姓杜，贪赃枉法，恶行累累，乡人怨声载道。当时余英时不过13岁，但出于义愤，竟怒不可遏，一气呵成写了一篇状子，列举了该营长的种种罪行，措辞严厉，文句流畅。13岁的余英时一时兴起写下这篇状子，不过是不吐不快，一泄心头之愤，并非真的要去告发他。写完了，就扔在桌上不管了。几天后，余英时有事去了舒城县。杜营长的一位勤务兵偶然来余英时家中办事，无意中看到那篇洋洋洒洒的状子，大惊失色，赶忙把状子拿去送给营长。营长不相信一个孩子会告自己的状，认定幕后有指使者，便大动干戈，把全村有头有脸的乡绅全找来，逼问谁是幕后指使者。乡绅们不明就里，当然矢口否认。后来，为安抚营长，乡绅们摆下酒宴，给营长压惊。营长喝醉了，一面痛哭，一面警告乡绅，倘若自己活不成，会大开杀戒，杀掉相关人士，当然包括写状子的余英时。
为防止营长报复，家人把余英时送到远地一位堂兄家中，躲躲风头。这位堂兄四十多岁，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这次却对余英时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后，我要另眼相待了。”其他几位长辈，也不再把余英时当小孩了，而称呼他为“小先生”了。余英时后来感慨：“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却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
抗战胜利后，余英时考入了中正大学历史系。
1949年，上海解放时，余英时一家暂居上海。余英时父亲曾在国民政府任参事，担心在新社会无法立足。最终，余英时父亲决定破釜沉舟，从舟山群岛去台湾，留下余英时善后。父亲、继母与幼弟是当年7月去台湾的，11月，余英时考取了燕京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燕大读书时，余英时勤奋刻苦，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那段时间，他积极追求进步，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在他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阔步向前时，一封家书不期而至。父亲在来信中告诉他，因台湾没有安全感，他们已移居香港，希望余英时寒假能赴港团聚。
费了一番周折，余英时拿到了赴港通行证。不过当时的他只打算在寒假与家人团聚一个月，随后回燕大继续学业。不过，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后，余英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如期归校了。于是致信燕大，请一个学期的假。
既然留香港的时间延长到一个学期，父亲便建议他随钱穆先生读一点国史。余英时当然求之不得，但他那时仍没有长留香港的想法，只是尽量和家人多团聚一段时间，多享受一下家庭的温馨。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余英时决定启程回北京，回燕大继续学业。
事有凑巧，当余英时乘火车离开香港赴广州、途经石龙小站时，火车出了故障，需要修理五六个小时才能继续行驶。然而，就在修车的这五六个小时中，余英时内心陡生波澜，他突然觉得自己回北京回燕大的决定十分自私。当时他父亲年事已高，在香港很难找到稳定工作，非常渴望作为长子的余英时能留在香港做他的左膀右臂。而现在，自己却只想着自己的学业，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另外，本来他决定回北京回燕大能更好地为国家尽力，而现在，他觉得这个想法过于注重形式了。此刻的他，这样想，父母也是国家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此时急迫地需要他的关心照料，如果自己狠心不顾，恐怕就谈不上为国尽力了。于是改变了此前的想法，决定留在香港，留在家人身边。做出这一艰难决定后，余英时内心变得平静如水，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后来回忆这件事，余英时说：“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培养出来的最大学者是余英时。余英时坦承，自己的成长凝聚着老师钱穆太多的心血。他说，没有钱穆老师，自己的生命将会是另外的样子。
那时新亚的学生很少，水平参差不齐，钱穆教学时无法尽情发挥，必须尽量迁就水准低的学生。作为优等生的余英时在课堂上便觉收获寥寥。他坦言，从钱穆那里受益最多的是在课堂之外。
余英时是1950年秋正式拜在钱穆门下的。除了听课以外，余英时课外精读《国史大纲》，每章写出读书报告，请钱穆指正和批评。余英时一面写读书报告，一面接受钱穆的指点。几个月后终于将《国史大纲》细读一遍，且聆听了老师钱穆数次点评。余英时说：“钱先生的讲评使我受益无穷，让我真正走进了《国史大纲》的内在世界。”
余英时
在钱穆指点下精读《国史大纲》，还让余英时了解到钱穆求学问的态度，而这一态度对余英时影响深远。当时，他边读《国史大纲》边做笔记，把书中精要之处摘录下来。当余英时把笔记本呈老师过目、指教时，钱穆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
晚年谈及这件事，余英时仍不免感慨一番：“他这样郑重地叮嘱我，显然是唯恐我一开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失去了转益多师的能力。他的苦心当时使我深为感动。”
余英时的父亲也在新亚授课，钱穆与他们一家相处融洽，节假日，他常和余英时一家去太平山顶或去石澳海边泡茶馆，下棋、打牌、聊天，有时能玩上一整天。余英时特别怀念那段和老师探幽访胜、“游山玩水”的时光。老师讲述的那些亲身经历的学术掌故，他听得津津有味，并从中获得诸多启发。
1953年，钱穆创办了新亚研究所。余英时几乎每天都去所中看书、研究。就是从这段时间起，余英时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自然是在钱穆的指导下。余英时本来是想从阅读《三国志》来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钱穆却建议他从《后汉书》开始。余英时接受了老师的建议，精读《后汉书》，边读边做笔记，留下了一千多张的卡片。他后来在史学领域的大量成果均来自这一千多张卡片。成名后，余英时坦承：“1953至1955两年间，在钱先生指导下精读汉史，对我此后的学术生命确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余英时毕业后就留在新亚教书。不久，以助教身份赴哈佛访学。尽管两人相隔万里，且余英时也有了新的导师，但钱穆依旧通过书信指点这位已出师门的弟子。
哈佛曾邀钱穆去讲演。因哈佛多次资助新亚，钱穆便对哈佛主事者表示感谢，对方却说：“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之上多矣，何言谢。”可见余英时在哈佛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余英时的脱颖而出乃至蜚声中外，与钱穆的谆谆教诲，密切相关。
1955年，新亚推荐余英时、唐君毅为赴哈佛大学进修的候选人。最终哈佛接受了年仅25岁的余英时，因为哈佛提供这个名额更多是为了造就年轻学子，挖掘年轻学子的学术潜力。不过在赴美过程中，余英时却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麻烦。当时香港与澳门的华人必须持有“中华民国”的护照。因为有人向台湾当局告余英时属“第三势力”，赴美后会发表对“中华民国”不利的言论，故台湾当局拒绝了余英时护照申请。这样一来余英时美国之行将成泡影。钱穆为此专门给台湾“行政院”写信澄清情况，台湾当局置之不理。亚洲协会驻港代表艾维得知余英时的困境后，出于对年轻学子的关心，在美国驻港总领事庄莱德面前为他说情，大意是，赴哈佛进修对年轻的余英时来说是极为难得的机遇，如果因为身份的问题不能成行殊为可惜。庄莱德对此表示理解，便为余英时出谋划策，让他申请成为“无国籍人”，就不需要台湾当局的护照了。为了顺利赴美进修，余英时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钱穆夫妇与余英时合影
按计划，余英时在哈佛进修两年后必须回新亚工作，哈佛提供这个进修名额就是为新亚培养师资的。可进修中的余英时忽然接到父亲的一封家书，这封家书再次打乱了余英时的计划。
余英时父亲在香港一直没有适合的工作，渴望移居美国，另谋出路。余英时赴美后不久，“中国流亡知识人援助会”向余英时的父亲伸出橄榄枝，愿意帮助他们赴美定居，条件是余父提供一纸证明：若在美国遇到困难，有人或机构能给予帮助。于是，余父致信余英时，希望他以读博的方式延长在美时间，这样，余家赴美定居就有了保证。钱穆因为同情余家的处境，慨然同意余英时改变原来的两年后回港的计划，继续留美攻读博士学位。但他内心深处却希望余英时能尽快回港，继承他的衣钵，在给余英时的信中，他流露出这种渴望。
从钱穆另一封给余父的信，更是看出钱穆盼余英时回港的心情简直如同大旱望云霓：“只望明年远游归来，学校事能乘此摆开，多得清闲，有英时等数人时时过从，谈论学术，放情山水，弟当自买一车由内人驾驶，家中时时备一两味家常菜，邀英时等三数人聚餐会游，弟之理想专在此处。……若使英时能在弟身旁亲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脱辔绝驰，弟之心情盖无愉快过于此者。”
余英时知道亲承恩师钱穆的衣钵是人生难得的机遇，一个博士学位是不能和其相提并论的。他感激老师的垂青，感激老师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但为了全家能定居美国，他不能不拂逆老师的美意，违背老师的心愿，决定继续留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决定是余英时人生一大转折点，他由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一决定，也带来平生一大憾事，就是“失去向晚年的钱先生从事系统问学的机缘”。
余英时能顺利留美读博，还得力于著名学者杨联陞的帮助。杨先生当时被誉为“年轻汉学家第一人”，胡适赞他是“最渊博的人”。如果没有他的力荐，余英时不会那么顺利地得到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正如余英时在回忆中说的那样，问题的关键是杨联陞同意接收他为自己的博士生，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余英时跟随杨联陞整整学了5年半。
余英时认为，在他的人生中，受两位老师熏陶最深，一是钱穆，一是杨联陞。钱穆是余英时做学问的引路人，更是精神上的导师；杨联陞作为余英时的博士导师，则让余英时养成了读书、做学问的好习惯。余英时说，这一习惯让他“受益无穷”。“我到美国后，中国史的业师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杨先生既渊博又谨严，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我逐渐养成了不敢妄语的习惯，偶有论述，自己一定尽可能地先挑毛病。这样做虽然不能完全免于犯错，不过总可以使错误减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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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业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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