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于右任的书法之路

从于右任的学书历程和不同阶段书风变化看，可大抵将其书法之路划为四个时期，即：（一）1919年之前，为其书法的启蒙时期；（二）1919—1932年左右，为他的“碑学时期”；（三）1932—1949年，大体可称“草书时期”；（四）1949—1964年，为“人书俱老”时期。

于右任（1879—1964）

（一）启蒙时期

于右任在少年读书时就培养起对书法的浓厚兴趣。1889年，11岁的于右任入毛班香私塾；在随毛班香学诗之余，又从毛班香之父毛汉诗（字亚苌，清末关中名儒）习书法。他曾在《关中牧羊儿》一文中自忆幼年学书的情形：“太夫子又喜作草书，其所写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当时我也能学写一两个……”曾亲受过于右任教育的刘自椟就说过，于右任书法是“初学赵孟頫，写得肥而舒”。从于右任部分早年作品看，如书于1919年的《富平仲贞刘先生墓志铭》，书于1920年的《董少将振五墓志铭》等，点画线条纯净秀朗，字态舒展圆润，章法平整匀称，明显有王、赵书法的影子。足见其早年对王书赵字浸淫之深，并打下的扎实的书法基本功。

（二）碑学时期（1919—1932）

早在1906年，孙中山即勉励于右任要学习魏碑，以弘扬尚武精神。魏碑书法之用笔，多起讫见方、中段尚实，线条如兵器般有锋棱肃杀气。结字重心下移似马步下蹲，显得勇武有力，笔墨意象蕴含刚毅、果决的况味而可谓尚武精神之表征。书法在于右任看来虽为“余事”，然亦须“卓然自立”。由学帖一变而为学碑，他将书法审美理念升华到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并在艺术实践中注入自己的热血情怀。

于右任对碑学的情有独钟突出体现在对搜碑与临碑两个方面。自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他陆续搜集到北朝墓志200多方。而从寻碑到临碑，于右任更是其笔耕不辍、刻苦临习。一如其在《十九年一月十九日夜不寐读诗集联》诗中所自白：“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刘延涛（1908—2001）曾云：“此诗在先生集中，多被轻易读过。实则此诗对研究先生此时之生活，至为重要。首二句，知先生此一时期之书法，以魏碑为中心，故所作行楷，皆有碑意”。诚如刘氏所论，在“碑学时期”，于右任的书法多以魏碑体的行楷出之。诸多作品，一碑一貌各有不同，而总体来看，字的形态与意趣都脱胎于六朝的墓志，是对北碑墓志深入取法的结果。如书于1930年的《秋先烈纪念碑记》，魏碑和隶书相融合，又掺入了行书的笔势笔意，起笔多顺锋入纸，运笔以中锋为主，收笔自然、干净利落，结体扁方近隶体。此碑堪称于右任魏碑体书法的重要代表作。此外，于右任又将魏碑的方劲朴厚融化于流畅的行书节奏中，再融入隶书的意态，笔墨大气磅礴，作品极富视觉冲击力。

于右任魏碑体《秋先烈纪念碑》局部（1930）

至1930年前后，于右任的魏碑体的楷、行书已经完全臻于成熟，而其早年从帖学中所汲取的营养又经魏碑之涤荡而潜流于笔下，端严温润，刚而不猛，露出碑帖融合的势态。可以说，“碑学时期”，是奠定于右任书法审美基调的关键期，也是其魏碑体书法风格的形成期。

（三）草书时期（1932—1949）

1932年12月，于右任邀集刘延涛、胡公石、李生芳等人共同研讨，在上海静安寺路之静安别墅成立“标准草书社”，致力于标准草书的创制和推广。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于右任对草书艺术的勇猛精进。实际上，于右任从1927年起即开始广泛搜集历代草书的学习与研究资料。深入古代草书的同时，于右任又并非一味趋同前贤名家，而是铸古熔今、推陈出新。他将自己在1930年代业已成熟的魏碑体楷、行书之笔法字法带入草书中，融碑于帖，将碑帖融合推进到更高的水准和境界。

从其1936年所书的《周石笙墓志铭》《标准草书千字文》，以及1938年所写的文天祥《正气歌》等作品来看，用笔易方为圆，魏碑楷、行书的锋棱为怀素小草的圆厚所融；结体格局宏阔，小草以圆取势的结体造型又为魏碑的纵横捭阖所化，形成典型的“于体”书风。

（四）“人书俱老”时期（1949—1964）

晚年的于右任寓居台湾，对政治的兴味已大大减弱，时常与好友谈古论今，吟诗论文。背井离乡，思念故乡和亲人之情难以排遣，亦常借诗词书法聊以自慰。其作书自遣，或草书长卷，或册页小品，或立轴中堂，多书诗词名言警句，馈赠于亲朋旧友，门生、同好。

于右任草书《吾善养吾浩然之气》（1958）

或许是历经人生的艰辛与磨难，对人生大彻大悟。在台湾期间，于右任的心境较以往更多的是自然平淡。流露在书法艺术上，则是自然平和，随心所欲不逾矩。观其晚年书作，以一管柔毫，“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似将其一生之才情气质、学识修养、境界抱负、经历沉浮，通过笔墨意象淋漓尽致地挥洒在宣纸上。中锋活笔，或方或圆；纵意所如，落墨生春。草书极尽天真烂漫，从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之中自然生发出豪放潇洒的意象，氤氲着雄浑冲淡的神韵，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