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回乡调查的44天『人物春秋』

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都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之中。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会议结束以后，刘少奇根据毛泽东提出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之年、实事求是之年的指示，即回湖南深入考察和调研农村工作。从4月2日到5月16日，先后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花明楼公社和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农村蹲点调查，时间长达44天。

4月1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从广州抵达长沙。4月2日上午，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向刘少奇简要汇报了湖南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随后准备组织工作队，由李瑞山任队长，陪同刘少奇主席下乡。

但刘少奇郑重地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同时说道：“这次是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李瑞山同志不要陪同去。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找人个别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还说：“回家乡调查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情况。”

刘少奇的这次蹲点调查，大体可分三个阶段：4月2日至11日，了解“五风”危害、农民贫困的概况，听取湖南省委、宁乡县委以及中共中央在湘工作组的汇报；4月12日至30日，蹲点解剖麻雀，帮助长沙县天华大队解决食堂等问题；5月2日至5月16日，找“五风”猖獗的原因，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帮助湖南省委、宁乡及湘阴县委纠正“五风”危害、平反冤假错案和提出解散食堂，制定保留社员自留地，确定粮食、分配、住房等方面问题的政策与措施。

王家湾

4月2日下午，只见一辆草绿色的帆布篷吉普车在宁乡的沙石公路上颠簸前行。刘少奇紧锁双眉，从车窗里观察一掠而过的田野。按季节来看，四月的湖南，应该是青山绿水、花红柳绿了。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荒山秃岭，庄稼稀疏，房屋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到处是断壁残垣。看到这些，刘少奇不断地吸烟，心情十分沉重。

当车行至离他的诞生地花明楼炭子冲16华里的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时，一块挂着“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的牌子跃入眼帘。他下车察看，里面仅有的几头母猪骨瘦毛衰。为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饲料房里的窗户没有窗页，随行人员便用雨布遮住破烂窗户以遮挡风雨，又找了两块门板，准备架铺，可是在素称“鱼米之乡”的家乡，竟找不到铺床的稻草。刘少奇亲自在“万头猪场”绕了一圈，也没看到一根稻草。

他走到屋后山坡上，突然发现一堆已经干了的人粪，没有臭味。他拾起一根柴棍，拨开那堆粪，仔细观察，不禁摇头叹息，说：“你们看，这里面全是不能消化的粗纤维，说明此人吃的是野菜、草根。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问题大啊！”

刘少奇有40年没有回过家乡了。但他这次回乡，穿的却是一套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穿一双青布鞋，走村串户，微服私访。到了东湖塘王家湾附近的麻豆山、潭湖塘等屋场，了解食堂和社员生产、生活情况，竟没有一个人认出他。

刘少奇曾在这棵大树下与群众谈话

之后，他来到宁乡县县委大院，大白天同县委书记康政走了个照面，也未被认出。直到这位县委书记发现了王光美，才转回来问：“刘主席呢？”王光美指着旁边的少奇同志说：“这不是！”康政惊呆了！

刘少奇在宁乡东湖塘的王家湾住了6天6夜。虽然吃着粗茶淡饭，在旧床上铺点稻草，就成了卧室，把两张旧方桌拼起来，四条长凳围摆着，就成了办公室。晚上工作人员为他点两支蜡烛时，他总要吹熄一支。但在这极其简陋的卧室兼办公室里，他在反复思考问题，找人谈话，召开小型座谈会，并在这里听取了宁乡县委负责同志和中央调查组负责人胡绩伟的汇报。

4月8日下午，刘少奇告别王家湾，乘坐吉普车在花明楼炭子冲故居门前绕了一个圈，但没有停车，即驶向韶山。当晚，刘少奇住在韶山，接见了中央调查组的同志。次日，参观了毛泽东旧居。他看到旧居上屋场悬挂一块木匾“毛泽东故居”时说：“‘故居’与‘旧居’是两个有别的概念，毛主席还健在，应称‘旧居’。”可见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情谊。

初到天华

9日下午，刘少奇离开韶山前往长沙。路经湘潭市郊许家垅时，他下车视察，与住在临时医院的农民交谈。当晚，回到长沙。10日，与中共湖南省委交换意见。

刘少奇说：我在宁乡王家湾、湘潭许家垅看到的情况，说明粮食缺少，农民饿肚子了。这还是走马看花，察风观色。拟选择一个好的队，蹲下去，解剖一个麻雀。省委当即推荐了一个好典型――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这是全省的一面红旗，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是湖南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刘少奇同意了省委的安排。

正在这时，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了长沙，住在省委蓉园1号楼。4月11日晚，刘少奇前往毛泽东住处，就湖南农村情况作了汇报。两位领导人通过交谈，达成共识：湖南农村问题比较严重，对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得到普遍整顿，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总之，主要是在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和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未认识到怎样去做。

当日深夜，毛泽东写信给汪东兴：“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请他们二人于14日下午2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请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

4月12日下午，刘少奇前往长沙县天华大队，住在队部一间不足19平方米的土砖房。房子阴暗潮湿，泥墙已块块剥落。面对这样的住处，地方干部感到不安。刘少奇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两条长凳和两块门板，架成一张床，加上大队部那张陈旧墨黑的长条桌和靠背椅，成了临时办公室兼卧室。

4月13日开始调查前，刘少奇叮嘱调查组成员：“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我们是为解决问题做调查，要照毛主席讲的办，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包括骂我这个国家主席的话都要听。听了不要贪污，要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当天下午，刘少奇召集大队干部座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讨论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分配、住房等问题。座谈会一开始，他说：“‘六十条’是个草案，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哪些不正确，不合实际，要去掉，要纠正，请大家发表意见；要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要解放思想，不要怕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要人民公社了，不办食堂还是社会主义；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群众，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在这五个‘有利于’之下，可以不办，也可以办；可以大办，也可以小办；可以临时办，也可以常年办，都不妨碍社会主义。”

接着，他又诚恳地说：“我是来向你们请教，向你们学习的。请你们帮助我们，哪些政策不对，要纠正，然后，我们帮助你们，纠正过往的失误。”然而国家主席恳切的言辞，并没能使天华大队的干部开口，会场静若无人，只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坐在刘少奇身边的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的身上。

经过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后，“直筒子”性格的彭梅秀开口了：“我同意办食堂，办食堂的好处很多，以前妇女50%的时间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后，大家都出工，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她对自己的发言似乎感觉很满意，等待着刘少奇对她发言的肯定。

“是把自愿办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刘少奇问。彭梅秀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会场僵局虽已打破，但相继发言的大队干部没有一个人的发言跳出彭梅秀的框框。公共食堂问题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

4月14日，刘少奇改变计划，先找生产队干部个别交谈，然后再开会。在个别交谈中，有些干部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些心里话，但是到了生产队长会议上，却又言不由衷，或者欲言又止，没有一个敢说真心话。刘少奇启发说：“生活单干与生产单干不一样，生活单干还是社会主义，不是右倾，更不是反社会主义。”然而，仍没有人回答，人们似乎都在相互提防抓辫子。

15日，刘少奇斟酌调查碰到的现实情况后，不要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往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请来了8位社员，其中有老年、中年、青年，还有两名妇女。刘少奇请秘书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茶。由于缺少凳子，他自己站着说：“今天请你们讲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都请大家讲讲真心话。”

说完，刘少奇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个躬，然后说：“我怕耽误你们的工，让随我来的同志去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国家主席向普通老百姓一脱帽，二鞠躬，三帮工，霎时，使他的心与人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在这位近人情、知痛痒的国家领导人面前，与会者的心里话，就像倒螺壳一样滚滚而出。

一米八的大高个彭五大汉直话直言：“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他像放连珠炮一样数落公共食堂的短处：“第一，大家集中一起住，不利生产，山边、冲里、远处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副业没有了，家禽、家畜消失了。第二，公共食堂搞供给制、平均主义，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如今做事难得来劲：肚子不饱，不愿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想积极；技术高低不分，懒得积极。”彭五大汉话音未落，社员彭玉鸿抢着发言：“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长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什么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妇女彭淑仪说：“公社化后，人人坐大船，田土没人种，种了没人管，私人搞又说是资本主义。办公共食堂，四五十个人吃饭，一个人种菜，其他人不动手。从前早晚种菜，月光下种菜，现在吃了夜饭地里不见人。”

言犹未了，头发花白的杨运桂站起来说：“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以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现在住在一起，这些东西绝了种。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要好些……”接着，刘少奇以食堂问题为中心，引导大家讨论了供给制、山林、住房，还有民主与法制等大家平日议论的热门话题，整个会场活跃了，社员们沉默多年，一吐为快。自此，刘少奇获得了在省委、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乃至生产队干部中听不到的真实情况，得到了下乡以来从未有过的满足。他说，只要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老老实实向群众请教，我们是会感动“上帝”，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失误，重新焕发出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

再返天华

4月15日晚，刘少奇返回长沙，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

4月17日下午，刘少奇重返天华大队。从这天晚上开始，直至30日，先后召开大队总支委员会、大队干部会、生产队干部会、工作组会议，研究解散食堂、做好退赔的思想工作和具体工作。

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解决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必须遵循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这两条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还有，无论是解散公共食堂，还是退赔住房、家具等等，必须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千万注意不要造成“新的破坏”，也不要给“五保户”带来新问题。由于思想工作做在了前面，往后的工作比较顺利。一位70岁的老农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天华大队的问题，虽有初步解决，但刘少奇的调查、思考并未满足和停止。

炭子冲

5月3日傍晚，刘少奇回到了宁乡花明楼的旧居炭子冲，住在少年时代睡过的房子里。

5月4日，他请来少年时的朋友、农民通讯员黄端生，叙旧聊天。50年代初，刘少奇为了掌握农村的基层情况，在故乡挑选了几位少年时的朋友和社队干部作农民通讯员，请他们经常反映农村真实情况。黄端生、成敬常、王升萍都是他的农民通讯员。黄端生拖着患有水肿病的身体来了。

刘少奇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前去扶着他，一步一步地移至刘少奇的住室。刘少奇以家乡话问道：“八老倌，你脚上的紫血疹好了吗？”这是三年前黄端生在信中谈及的。国家主席对于一个普通农民的病，牢记在心，多年不忘。

黄端生感动得热泪泉涌：“不瞒主席，紫血疹没好，又得了水肿病。”“如今在哪里治疗？”“在简家巷临时医院。”刘少奇的关切之情，启动了黄端生的话匣子，于是把患水肿病的原因以及全村患水肿病的人数、姓名都数落出来，并说出当地干部的“五风”是造成农民没有饭吃的主要原因。成敬常是刘少奇少年时的同窗好友，也得了水肿病，躺倒在家。刘少奇、王光美亲自上门探望，促膝交谈。刘少奇问：“农村搞得这样，为什么不写信呢？”成敬常实实在在地回答：“近两三年向主席写信报告过。”可是刘少奇一封也没有收到。对此刘少奇有些恼怒，嘱咐秘书“一定要认真查一查，人民有通信自由嘛”！

 刘少奇视察炭子冲大队养猪场

5月5日，刘少奇邀了少年时看牛的朋友李桂生，察看安湖塘。望着那汪碧水，刘少奇谈起孩提趣事：“李七阿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塘里洗冷水澡吗？”“记得，我们光着屁股打水仗哩。”刘少奇回忆说：“有一年塘底干得晒得谷……”李桂生接着说：“那样的大旱，每亩田还收了两三担。”刘少奇紧追着问：“去年安湖塘的水全干了吧？”“没有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坦率地说：“据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这敢于犯颜直谏的话语，像晴天霹雳，震动了刘少奇。

回到炭子冲的第三天，刘少奇找来王升萍。王升萍是土改时的“娃娃村长”，1952年主动写信向刘少奇汇报过农村情形。刘少奇曾给他复信说：“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来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瞒，不要夸大。”从此，王升萍也成了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

王升萍原是炭子冲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因犯“五风”错误，刚刚被宣布撤职反省，对刮“五风”的全过程清清楚楚。他讲了“粮田变鱼池，鱼池装白水，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的缘由；也讲了一位姓曹的干部因写了“大战戴家洲，青山剃光头，请问副书记，竹苗留不留”这首打油诗，被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遭受批斗、打骂的过程；还述说了搞“屎湖尿海”，把茅屋拆了，把屋上的茅草连三命通会巫咸撮要尿、畜粪一起浸到塘里，再开塘水灌田等等蠢事。但对公共食堂的事，他只字未谈。

刘少奇留他一起吃饭，边吃边问：“农村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王升萍没有直接回答，沉思了片刻，谨慎地反问：“咯到底讲得还是讲不得呢？”“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感叹地说：“农村搞得咯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听了这壮胆的话，王升萍疑虑顿消，说：“农村公共食堂不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语气中含着激愤。

他停息片刻，继续说：“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近20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住临时医院的，只怕是有命插田，没命过年。”“你们食堂还有多少猪？”刘少奇进一步问。王升萍答：“全队一头母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三分厚，只见骨头不见肉。鸡，全队还有一只鸡婆，连报晓的公鸡也绝了种。”“五风”的危害多大呀！刘少奇的思绪无法平静，他放下碗筷，站在窗前，陷入了沉思，许多水肿病人痛苦的样子反复浮现在他的脑海，赶也赶不去。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赵家冲看望姐姐刘绍德

在炭子冲的日子里，刘少奇到了简家巷临时医院，慰问患水肿病的农民。这个所谓临时医院，实际上是炭子冲大队水肿病人的集中住所。刘少奇与病人逐一握手，探望病情，征询意见。

离开临时医院时，刘少奇又打着雨伞，沿着一条泥泞的田间小道，步行8华里走到赵家冲，探望了姐姐刘绍德。“姐姐，我来看你了。”刘少奇亲切地呼唤。可当时年逾七旬的姐姐脸色蜡黄，一身疾病，加上眼力不好，一时反应不过来。待到认准时，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九弟呀！你回来了，我好想念你。”刘少奇问过姐姐身体情况后，又问起姐夫鲁瑞林。

话音未落，姐姐“呜”地哭起来了。外甥女鲁新秀代她回答：“舅舅、舅妈，我一想起爸爸就难过，他吃糠粑粑，屎屙不出来，憋死了……”刘少奇、王光美听了心情沉重，沉默了片刻，问：“你们食堂死了多少人？”鲁新秀含泪回答：“这两个月死了11人。”“九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这句话说得很重，也只有刘少奇的姐姐才敢这样直言不讳。

刘少奇点点头，他听懂了老姐姐的话。他完全明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哇！”同时，他还接连访问了好几户社员。他见彭满娭毑在炒菜，就在锅灶旁蹲下，拿锅铲挑起一片半生半熟的野芹菜放进口里，慢慢咀嚼出浓浓的苦涩，心情极其沉重。他到社员彭某家见彭的爱人在煎糠粑，刘少奇一边向主人打招呼，一边走向她家的碗柜，在碗柜里拿出油盐坛子一看，里面只有一点盐，没有一滴油。他叹息地对王光美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呀！”。并且到达安湖塘时，他还看望了少年时的师母朱五奶奶，念念不忘塾师朱赞廷的教诲。

 刘少奇看望少年时的师母朱五奶奶

为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下决心总结经验教训，刘少奇把炭子冲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代表请到旧居的横堂屋里召开座谈会，发表了一席情真意切的讲话。他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要真心实行民主，就要由社员当家作主。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要记住，多数社员认为不能办的事，就不要办”。他代表中央向大家承认错误，主动替各级干部承担责任。他检讨说：“教训深刻，刻上碑，以免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责任在我！”“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人对错误的态度有三种：改正得快，改正得慢，死而不改，改得慢不好，死而不改更不好”。与会者深受教育，感动不已。

黄材水库

5月9日，刘少奇离开炭子冲前往相距近百公里的黄材水库建设工地视察。沿途全是砂石路，坎坷不平，一路颠颠簸簸，尘土飞扬，坐在吉普车内，一身都是灰尘。

 刘少奇在黄材水库工地视察

因为黄材水库正在建设中，去大坝的公路还未修好，汽车不能开上大坝，刘少奇只好下车步行。登上大坝以后，他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向水库工作人员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工程是哪里设计的？工程量有多大？工程造价多少？资金哪里来？大坝总高程多少？库内积雨面积多大？建成后的受益面积有多少？等等。然后，他神情严肃地说：“听说在修水库中刮‘五风’，搞强迫命令，死了不少的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千里金堤，溃于一穴，要特别保证工程质量，注意施工安全，修好这个伟大工程，为人民造福，为子孙后代造福。”

刘少奇仔细察看了水库大坝，深入调查有关情况后，不顾大家劝阻，坚持要爬上山顶看看整个库区全貌。陡峭的山路有500多米，他硬是一步步登上了山顶。

宁乡县城

傍晚，刘少奇来到宁乡县城，住在县委机关的一间电话会议室。他深入到公检法机关了解社会治安、农村建立派出所和巡回法庭的情况。到商业局、供销社研究商业改革、搞活流通等问题。他还多次召开农业和手工业等座谈会。

刘少奇在宁乡蹲点调查过程中，不仅亲自动手解决当时农村急需解决的公共食堂、社员住房、干部作风和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纠正“五风“错误、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一是公共食堂问题。刘少奇针对群众最关心的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到炭子冲大队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20人，外流10多个人，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住进了大队临时医院。办食堂前，全生产队每户平均养两头猪、三只鸡。现在全队仅一头母猪，一只鸡婆，还是毛多肉少。罗家塘食堂是全公社的重点食堂，各种物资优先照顾，几年来只生了三个小孩子，至今还有两个体质很差，走路不稳。群众说：“公共食堂不好！这样办下去会人死路绝！”刘少奇心情沉重。他在炭子冲大队的干部、社员代表座谈会上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两条，说是出工齐。要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这样，柘木冲食堂第一个宣布解散。解散食堂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不几天，花明楼地区乃至全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就全部解散了。

二是社员住房问题。公共食堂解散后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社员的住房问题。5月8日，刘少奇在炭子冲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上指出：“散食堂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屋问题。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有地方打灶。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就不能定，自留地也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而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银行、供销社、学校、公社和大队的办公室、工厂、猪场等，都要挤一下，把多占用的房子都退出来给社员住。”同时指出“旧居纪念馆不办了”，“这个房子谁来住？由工作队主持，同大队商量好，分几户社员到这里来住，我家的亲属不要来住。桌子、凳子、锅子、灶等，都作为退赔，退给社员。这些楼板，拿去替没有门的人家做门。社员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十年二十年，等有了比这个更好的房子，愿意搬时再搬”。

  刘少奇从黄材水库返回途中，深入双凫铺黑塘仑了解社员住房困难情况

5月9日下午，刘少奇在视察黄材水库回县城的途中，在双凫铺公社黑塘仑听到一妇女的啼哭声，示意司机停车。打开车门，疾步往哭泣声的方向走去：“你为什么事伤心？”那妇女说：“我家八口人，土改时分了五间房子，两年前被拆了建猪场，老倌子修黄材水库时活活累死了，到今天我已经搬了八次家，现在又要我赶快搬，我拖儿带女的往哪里搬……”

刘少奇来到姜端桃家调查了解住房情况

刘少奇要随行人员找来一个大队干部，问明这妇女讲的是实话后，对这个大队干部说：“你告诉大队不要让她搬，县委很快有文件下发的，按文件办。鸟必有窝，人必有屋嘛！”“一家人没有一个落脚点，怎么能安心呢？定了屋也就定了心，生产也就定了，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回县城后，刘少奇听了县委何长友关于社员住房情况的汇报：全县原有社员住房70多万间，前两年拆茅屋作土杂肥，拆掉一批，大炼钢铁需要木材拆掉一批，大办食堂强调集中统一居住又拆掉一批，这样“三个一批”共拆掉社员住房15万多间，还有5%—7%的住房被公社、大队以及企事业单位平调和占用。公共食堂解散后，社员要求住原屋，一动引起百动。刘少奇听后百感交集，严肃地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广大群众的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要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县委要立即起草一个文件下发，我等着看稿，修改后一面报省委，一面立即发生产队。”并指示，以下四条作为文件的主要内容：第一，重申党的政策，公社、大队、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平调社员的房屋一律要退还，并应先退给被平调或被拆毁房屋的社员住；第二，社员搬家要经过社员开会决定，大队统一安排，公社批准；第三，在现在的条件下，暂不提“屋归原主”的口号，社员与社员之间不应当直接进行房屋的借租和购买；第四，现有土地、劳力、自留地一律不动。文件初稿拟出后，已是5月10日凌晨2点，刘少奇立即审阅修改。天亮时，刘少奇提笔写下了如下批示：“何长友同志：此件我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此件是否印发或在电话会上通知各公社、各大队？也请你酌定。又，此件应立即报告省委。刘少奇。5月10日。”刘少奇对文件作出批示后，县委立即认真贯彻。省委很快向全省转发了这个文件。这对当时全县乃至全省稳定大局，防止和解决房屋纠纷，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少奇通宵达旦修改关于解决社员住房问题的文件

三是山林问题。刘少奇在调查中问社员：“山林怎么砍得这样溜光？”社员说：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砍了一回，1959年大办食堂，没有柴煮饭又砍了一回，山上越来越光，也不敢做声。一个姓曹的干部写了一首打油诗：“大战戴家洲，青山剃光头。请问副书记，竹苗留不留？”被打了一顿饱的，以后哪个还敢讲呢？所以山林就越来越光了。刘少奇觉得这是刮“五风”的后果。严肃指出：“要保护山林，要拟几条办法，像现在这样砍下去不得了。山林所有权归大队，包给小队，划出自留山。以后不准生产队、社员随便砍树，要砍，得经过大队统一规划，公社批准。有些树成了材再砍，不要砍小树。小树的枝也不要劈了，等长大了再劈。现在山上的小树只剩下几个枝子，要有几年不劈树才行，缺了还要补栽。”

四是干部作风问题。“大跃进”以来，干部的作风乱了，干群关系不是鱼水关系，而是疏远的关系，甚至是矛盾和对立的关系。刘少奇在蹲点调查中深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总是不断地教育干部端正作风，做人民的勤务员。他问一个因犯“五风”错误刚被宣布撤职的干部：“你为什么会犯错误？”那干部说：“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刘少奇当即指出：“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废掉好田搞鱼池，搞了鱼池又不养鱼，群众有意见。”他对黄材水库建设工地的负责人说：“你们在施工中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好好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切实关心群众的生活，不要搞强迫命令，要搞好劳逸结合。只有关心爱护群众，工程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决不能再搞‘五风’了，要关心群众疾苦，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一再叮嘱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不要弄虚作假。他说：“一路上我就看到三个万头猪场，究竟有好多猪？有的说百头不足，有的说有一两百头，相差太远了，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万头猪场，为什么要夸万头猪场呢？”

他在县供销社会议室开座谈会，研究农村商业改革、搞活流通等问题，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对解决干部生活特殊化问题作了深刻的指示。他首先叮嘱县委负责人：“群众生活越困难，县委越不能小看这些问题，更不能忽略这些问题。”“现在群众生活遇上这样大的困难，裤腰带已紧得不能再紧了，而我们某些干部却不顾群众的死活，就连每个月的4钱糖都要多占，这不是夺人口中之食吗？”然后对大家说：“看来干部特殊化的问题相当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怎么解决？我看还是用我们用了几十年的老办法，发动群众。他们侵占群众的利益，我们就发动群众起来攻他们。具体办法就是：‘张榜公布’。选择几样紧缺而群众又特别需要的东西公布，如糖、煤油、香烟、肥皂等等。听说布也有开后门的，如果让他们再开后门，群众凭票的东西也买不到了，这不就卡了群众嘛！省里要搞一个民主制度，销出了多少东西，这里多少，那里多少，向全省公布，或者登报，或者用其他形式公布，一级一级地监督。于是乎省委书记拿了多少，县委书记拿了多少，干部拿了多少，都出来了……公布以后，老百姓就会相当生气，就会起来攻，让他们出一次气，攻一攻，大概以后我们的干部、商业人员就会好一点”。

五是民主与法制问题。刘少奇在与他的两个农民通讯员交谈时了解到，一个向他写了信没有收到，另一个向他写了七封信，只收到四封。他非常气愤：难道有人扣信，阻止人民向上级反映情况？“一定要认真查一查，人民有通讯自由，查明原因严肃处理”。在一次干部座谈会上，他严肃地指出：“办事要讲民主。……整人，这个风气很不好。人都不敢讲话，那怎么能有个让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听说他们不是不讲，就是当面不敢讲，在背后讲闲话。他们背后讲几句，你又去追问，这就闭塞了自己的耳目。不要反对讲闲话好不好？当面不敢讲嘛！背后讲几句，讲得好，好嘛！即使讲错了也不要紧……要规定几条，什么样的问题必须由社员大会决定。像密植、插双季稻、种棉花、修公路等，这些大事情，不能由少数人决定。公社、大队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没有权作出决定。这样，工作就可以少犯好多错误。过去要是真的经过社员讨论了，食堂也不会办，双季稻也不会搞那么多，房子也不会拆。经过社员讨论了的，即使办错了，也不会要干部负责，大家会承担，对上边不合适的规定，也才可以顶住”。在场的干部听了如此亲切的教诲，都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口服心服。

他在和公安、检察、法院的干部一道研究建立农村巡回法庭和派出所的问题时，针对当时农村中发生的严重违法乱纪，随意打伤打死人的现象，严肃指出：“今后不管什么人打死人打伤人，都要受到审判，包括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内，我打死人也要审判。你们打死人就不受审判吗？”当他听到一起以破坏公共食堂、诬蔑“三面红旗”的罪名而被判刑两年的案件时说，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到不枉不纵。他还认真听取了齐海湘错案的经过。齐海湘在煤矿得了矽肺病，无钱医治，求助菩萨，参加反动会道门“三期普渡”为一般道徒。1958年为此被判刑8年。后因病保外就医，死在回家的路上。听完汇报，刘少奇双眉紧锁，沉重地说：“不应该啊！人死了也要平反昭雪，大人死了还有子女嘛！”遵照刘少奇的指示，有关部门对这起错案进行了认真调查，宣布为齐海湘平反昭雪。后来，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还代表刘少奇专程去花明楼向齐海湘的亲属表示慰问。

刘少奇还以政治家的博大胸怀亲自处理了一起书写“打倒刘少奇”标语的“小反革命案”。1961年3月下旬，即刘少奇来宁乡蹲点调查前夕，在离刘少奇故居不远的一根电杆上发现了一条“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标语是炭子冲小学年仅12岁的小学生萧伏良所写。公安部门将萧伏良的案卷送到了刘少奇的案头上，提出了三条处理意见：一、开除萧伏良的学籍，并进行劳动教养；二、追究萧伏良所在学校的校长及班主任的政治责任；三、在一定范围内召开对有关老师的批判会，萧伏良作出检讨挽回影响。刘少奇大体了解案子的经过后，非常平静地对宁乡县委、县公安部门的负责人说：“这几年‘五风’刮得很厉害，老百姓缺吃少穿，有的房屋被拆掉，人也挨了不少骂和打。干部年年喊高产，群众却天天少吃的。这就免不了对党、对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抵触、有牢骚。我是国家主席，当然就有责任”。“我看，学籍不要开除，检讨也不要作，要让他继续上学，好好受教育。小孩子写一条标语，不算什么反革命，不要给他什么处分，以后当地干部群众不要给他拖上什么政治问题一类的尾巴。至于班主任、校长更不要责怪。怎么能怪他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工作，退还他们的检讨书，使老师安心、家长放心。”

 刘少奇回乡调查中召开座谈会的场景

六是刘少奇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如何纠正“左”的错误作了很多指示。他极力主张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坚持按劳分配，一定要有劳动定额，而且要适当，没有劳动定额或者劳动定额不准确，按劳分配就会不合理。当了解到手工业工人生产不积极，产品质量低，没有人愿意学手艺时，他指出，“应当把手工业工人的待遇提高一些。如果学不学手艺，收入都一样，谁还去学手艺呢？”“手工业生产，还是计件工资比较好，简单明了。搞计件就有个质量问题。我看可以在产品上刻上他的名字，你造得好就荣誉高，造得不好就出你的丑”。他非常强调商业人员必须学会做生意。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意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作得更好。所谓好，就是周转快，费用低，损耗低，分配比较公平合理，便利群众，使群众更节省劳动力。现在有的人不像做生意的样子，像个做官的样子。供销点少了，农民感到不方便，你们考虑过没有？要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小商小贩存在。货郎担可以沟通山村僻野，覆盖国营商店覆盖不到的地方”。

七是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问题。刘少奇离开炭子冲的那天，在花明楼区公所询问区委书记黄让泉：“纠正前段的工作错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好长时间？”黄让泉说：“已经伤了元气，没有三、五年只怕是空的”。刘少奇分析说：“对困难估计足是对的，但要三、五年才能恢复元气，悲观了一点，大家要相信政策的威力，中央有了个《六十条》，只要把它贯彻好，‘五风’不刮了，群众的积极性来了，恢复就快。”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这个分析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向群众挥手致意

刘少奇这次回乡调查的44天里，其中有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对6个生产队作了详细解剖，找各级干部、农民个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他深入田间、山林、食堂、猪场、医院、社队企业、社员家庭察看，了解“五风”的危害，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从4月2日至8日和5月3日至12日，刘少奇在家乡宁乡蹲点调查期间，先后向各级干部群众作了10多次即席讲话，宣传讲解《农业六十条》，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纠正“五风”错误作了一系列指示。由于劳累过度，调查期间差点病倒了。但他即使在休息期间，仍念念不忘群众疾苦。摘棕子，吃木薯，尝代用粮，有次还差点中了毒。

刘少奇通过这次深入扎实的农村蹲点调查，不仅为党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同时也把党的政策和克服困难的决心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刘少奇关于纠正“五风”错误的一系列指示，对指导全国广大农村及时纠正“五风”错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各项政策，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作者系史志档案局原局长，《沩水春秋》文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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