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卒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终年六十有五。在他不算短暂的人生中，多次经历和参与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局与事件。纵观其人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武昌起义前（1864—1911年）的四十八年，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他由孩童成长为清朝将领。黎元洪20岁（1883年）时，考入天津水师学堂，自此开始了他在清朝军队编制内的转迁历程，期间虽经甲午海战的逃逸，但此事并未影响到其后的仕宦发展。32岁（1895年）时，他投效张之洞，并为张所器重，次年又随其调驻湖北。此后的十五年，除去三次赴日考察，黎氏便主要是在湖北参与整备军务。1905年，黎元洪被任命为清朝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相当于当时国外军队中旅的编制），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此一职位实际相当于湖北新军的二号统领，而黎任此职也一直延续到了武昌起义。
从武昌起义发生到黎元洪为袁世凯召令入京（1911.10—1913.11）的这两年时间，是黎氏人生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黎元洪被时势推向了历史前台，成为了首义元勋。他以都督之名主持湖北军政，掌握了湖北一省的实权，并以此为基础对于当时的南北局势演进施加了影响。其后，黎元洪又帮助袁世凯获得总统一职，并与袁一道打压革命党人。虽然黎本人亦被选为副总统，但他深知只有稳操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大权，方有自身的立足之地。怎奈袁世凯也明白此点，屡施计策召黎入京就职。终于，在黎元洪50岁那年，不得已乘车北上，由此离开了他经营近二十载的湖北，成了袁世凯的笼中之鸟。
黎元洪
而自黎氏入京至其东渡日本（1913—1923年）的十年，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阶段。此一时期，黎的名位极高，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遗憾的是，黎虽身居高位，但未有兵权，因此屡被北洋军阀内的各个派系所利用和愚弄。不过，可贵的是他能坚持共和体制，维系临时约法的精神，并以此与北洋将领据理力争，从而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做出了贡献。
1924年，已是61岁的黎元洪，从日本返回天津，从此告别政坛，转投实业，资助教育。他在津门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1924.5—1928.6），平素里还颇以书法等爱好自娱，能得其闲适，后于北伐军攻占北京前夕病逝。
从以上对于黎元洪一生的梳理来看，他最辉煌而又为后人所瞩目的业绩即是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十二年内，也就是民国初立时的种种作为。当然，无论是在此之前的编练新军，还是于此之后的投身实业，黎氏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只是他人生中的这两方面作为都被“首义元勋”和民国总统另两个巨大光环所遮蔽。
关于黎元洪被卷入武昌起义一事。对此，坊间久有“床下都督”之说，谓黎氏抵抗革命，后为革命党人从床下搜出，被迫出任军政府都督一职。按此说早为学界证伪。不过，黎氏在革命初起之时持抗拒态度或至少为不支持立场则是事实，故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也确有逼迫的成分在内。这在他写给业师萨镇冰的信函中已有明确表露，其谓：“洪此次所以出督诸军之由，实非由于得已。……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吾师素知洪最谨厚，何敢仓猝出此。虽视事数日，未敢轻动。盖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团体若何，事机若何。如轻易着手，恐至不可收拾，不能为汉族雪耻，转增危害。”
此处所云“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诚是当日实情。不过，从黎氏此前的经历和作为看，他对于革命是应能予以理解和包容的。但在武昌起义时，他确实不愿立刻转向革命阵营，甚至还亲手杀害了一些革命党人。但最后为形势裹挟，他也不得不屈从。这种矛盾的心态，实际上是那个时代很多效命于清王朝但又较为开明的人士的共同特征。这是因为，像黎元洪这样当时位居清朝中上层的统治者，他们固然清楚地看到了清朝的统治难以继续维系，但又都不愿意冒着造反的政治风险，去迎合革命党人的意愿。在他们看来，只有当形势迫不得已，或是有利于革命一派时才会对清廷倒戈相向。毕竟在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的历次起义也都是被残酷地武装镇压了下去，谁能担保这次“造反”不会重蹈覆辙呢？所以，明了此点，对于黎氏在革命初起时首鼠两端的态度便更易于体察和理解。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成功后主持湖北军政期间，对于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的势力进行排挤和打压，甚至一度还制造出借袁世凯之手杀害张振武一案。后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颇有损黎氏的声誉。以致时人说他由之前的“黎菩萨”变为了“黎屠夫”。与此相关的是，黎元洪在民国初立时的南北政争中，立场偏向袁世凯，在定都之争与组阁人选问题以及后来的总统选举中，黎元洪曾数次发表通电，陈述政见。虽然其电文多是号召以大局为重、弥息争端，但从实际起到的作用看，则是有利于袁世凯所在的北方军阀。
依历史的后见之明，黎氏此一时期的作为是颇可诟病的，他不但助纣为虐，还过河拆桥，对于将其推向权势巅峰的革命党人痛下杀手，终使辛亥革命的成果为袁世凯所窃取。不过，黎元洪之所以在南北政争中选择站在袁世凯的一面，亦有其自身的考量与当日客观形势的限制。
一则，自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虽曾一度短暂光复三镇，但其后武汉的战局却始终是以黎元洪统领的武昌革命军与位于汉口遥为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具体统率者为冯国璋）的军事对峙为主。如若不能满足袁世凯出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等要求，那么强大的军事攻势必定继之而来，武昌城能否成功守住便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当然也会直接影响到黎氏本身的权势甚至存亡，因此在不少方面，黎氏希望能够通过让步来减轻武昌的军事压力。
二则，黎氏本人与同盟会中的个别革命党人（譬如张振武）有隙，在黎元洪主政湖北期间，亦曾发生过多次倒黎运动。这使得黎元洪难以完全得到革命党人的认可与支持。
三则，首义成功后，由于武汉的共进会与南京的同盟会在临时政权的组成人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武汉方面受到了打压，于是造成了宁汉龃龉，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分化。而作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显然是要站在武汉的立场，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主张也就未能予以积极的配合与贯彻。如此一“拉”与一“推”，当然就使得黎氏在此一时期的政治倾向近于北而疏于南。
在此，我们充分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人事的分与合。而事实上，清末民初原本即是一个十分动荡的社会，各种思潮竞相涌现，人群中亦呈现出各式不同的划分。以政治立场言，当日便有顽固派与开明派，清流与浊流，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区分。更为复杂的是，持大体相近政治立场的群体内复有其他派系的衍生，譬如武昌起义前的武汉地区，同为革命党，即有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区分，而这中间又关涉到湖北、湖南的地域纷争。凡此，都使得革命甫一成功，尚未待局势完全稳定，革命党人内部便出现了派系的分化与权力的斗争，从而客观上为袁世凯窃取总统创造了条件。总之，黎元洪在此一过程中的表现，更多是在维护和扩大其自身利益。其虽屡倡顾全大局之言，但亦终究难掩其私心与私怨。
黎元洪在离汉赴京后的诸番作为，应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不过，这十年中黎氏位高而权不重，始终给人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究其原因，即在于脱离了湖北的黎元洪，业已丧失了自己的权力根基，手中没有军队，而在崇尚武力与实行军人政治的北洋政府中，黎氏只能任由他人摆布。事实上，黎元洪也深知此点。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始，他便被选为副总统，但其始终不曾离开武汉，而是以副总统兼理湖北军政。此后袁世凯继任总统，又屡次电召其入京履职，黎氏也总是借口推诿。
但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11月，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在与革命党人的斗争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各省都督亦多由北洋派系的将领出任。在此情况下，由黎元洪掌控的湖北便成了袁世凯收揽大权的障碍，再加上此时革命党人的势力已失，黎氏对于袁世凯的利用价值亦随之减小。因此，袁世凯此番专门委派段祺瑞亲自到达武汉，逼迫黎元洪北上，并以段接掌湖北军政。
而黎氏到京后的处境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他初到北京的前三年，其虽然备受袁之礼遇，但对于袁氏背离共和，恢复帝制的活动并不支持，而是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特别是在袁称帝之后，黎氏力辞其所册封的“武义亲王”爵位，从而避免了与袁共同沦落到千夫所指的下场。
其次，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之位继任大总统，而段祺瑞则代表北洋一派出任国务总理。按照当时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与总理各有实权，再辅以国会，彼此互相牵制，成掎角之势。但三方实则都想获取更大的权力，特别是段祺瑞内阁，加之各方对于当时的国内外政策又持不同立场，由此便引发了黎所在的总统府与段主掌的国务院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史称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被免去国务总理一职。然而，段氏所在的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奉天、山东等省宣布独立，双方由此陷入僵持状态。为打破此一困局，黎元洪电召张勋入京。未曾想驱虎而引狼，张勋进京后却大行复辟之逆流，黎氏被迫入避日本使馆，改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之权。此后，张勋为段祺瑞所击溃，段氏以此再造共和之功而重新主政，总统一职亦改由北洋军阀内亲皖系的徐世昌出任。由此，黎氏结束了他总统的第一任期，其后他复因北京的私宅发生凶案而走避天津，更曾一度闭门不问政事，前后达五年之久（1917.8—1922.11），此是为进京后的第三时期。
段祺瑞
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于段祺瑞在北洋派系内的直皖之争中失利而被迫去职，北京政府改由直系将领曹锟与吴佩孚掌控。在此情势下，直系内部主张拥戴黎元洪复职为大总统，同时也恢复张勋复辟期间解散的国会，这样实际等于否认了段祺瑞政府的合法性，是谓“法统重光”之策。而黎元洪也有鉴于前次与段祺瑞合作的种种不快，此番便提出以“废督裁兵”作为再度出山的条件。坦白说，废督裁兵一议确实直指当时国内动乱、政治不上轨道的根源，然而要军阀裁兵去权，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这项建议各地军阀只是口头应允，却鲜有执行者。黎氏亦深知此政令对于军阀的危害性，故并未就此予以深究，很快便赴京履职，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不过，相对于第一次总统任期，黎元洪这次出任总统的时间更为短促，前后总计尚不足一年。此中原委其实并不难理解，因直系之所以要推黎氏担任总统，只是欲借其声望与名位达到驱逐徐世昌及其安福党羽的目的。黎氏宣布再次就任总统本身，便已经失去了他对于直系的大半利用价值。待到直系军阀完全掌控北京政局之后，倒黎运动的出现更是水到渠成。他们屡次促使内阁更迭，从而欲逼迫黎氏因不能组阁而自行辞职，无奈黄陂本人亦较为坚持，始终不予退缩，以致直系内部的保派（即曹锟一派，因其坐镇保定而得称）采取武力倒黎之策，在京畿一带到处制造事端，并组织军警逼宫、民众请愿，对此黎氏仍不屈服，竟欲移至天津行使总统职权，但此想法终究未果，其本人刚到天津，便在小站为保派将领所截留，不得已将总统印信的下落告出。
这次的小站夺印事件充分证明：在武力面前黎氏的总统身份与尊严是完全被漠视和践踏的，而西方的民主政治移植到中国来也只是徒具表象，制度背后的精神与理念难以得到真正落实的。不过，黎氏虽然被夺去总统印信，但并未彻底放弃对政治的期望。他一面公开揭露直系党人之所为，以激起舆论之声讨；一面又与各方反直势力联络，最后还亲自前往上海，欲在此另组政府。但到了沪上之后，黎元洪发现他政治上的满腔热忱又一次遭遇到了冰冷现实，仍然难脱被他人利用的命运。带着这种失意，黎氏选择东渡扶桑，或旨在通过变换环境来调整自己的心绪。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月，黎元洪自日本返回天津，正式对外宣布了他告别政坛的决定，从而结束了他因缘际会又不尽如意的十二载民国政坛沉浮之旅。
通观黎元洪一生的主要境遇和行事，可以说他出生并成长在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前夜，时势的巧合又让他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了新政权的功臣和统领者，但亦因此而使他卷入了最高权力的争夺漩涡，其人虽曾两度得至总统高位，但又处处受制于人，最终成为政治花瓶。
就此一点，他与民国伟人中山先生有相近之处，即二人在民初政局中多数时间都成为了军阀与政客们利用的工具。但二者又有显著不同，即在于：一则，中山先生早年便致力于革命，而黎氏虽对革命并无反感，但不主动参与革命，最终也是为形势所迫而屈从之；二则，中山先生虽频受政治挫折与失意，但仍能屡仆屡起，始终不放弃为寻求中国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四十年如一日，且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革命策略，诚可谓是将民主革命一以贯之的伟人。
相较而言，黎氏虽然在建国之后，亦能坚持和维护共和体制与临时约法，不为帝制所屈，强人所服，这自是他性格中坚毅一面的体现，但黎氏最终仍然因为政治上的受挫而选择退出。加之他在为政期间，亦有为求私利而屠杀革命党人以及援助袁世凯的不良行径，凡此都使他的革命业绩留下了缺憾与污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黎氏对于革命，更像是一个过客：他先是“半路出家”，为革命洪流所驱使，后又在革命途中“三心二意”，多次选择与北方军阀合流，最后亦未能经受住革命的风雨洗礼，在饱尝政治的失意后而决心退出。不巧的是，黎氏生当于一个革命兴起的时代，身后又逢着一个革命至上的时代，所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的那种中间派路径便始终不曾得到应有的注目和恰当的评价。毕竟在常人的眼中，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其表现得太过中规中矩，既没有做成中山先生那样的伟人，也没有成为袁世凯那样的枭雄。黎氏又藉何来让历史与后人铭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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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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