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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德潜,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新青年》编辑,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锋之一。曾在湖州创办《湖州白话报》。

鲁迅与钱玄同早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一起听过章太炎的课。1913年,钱玄同来到北京,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13年1月16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得钱中季书”。9月份,两人在钱稻孙招饮的聚会中碰面,此后钱玄同还通过钱稻孙向鲁迅求赠《域外小说集》,鲁迅愉快相赠。最初的几年,两人之间交往不多,偶尔在朋友聚会或饭局上碰面,通过几次信。

从1917年开始,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志趣相投,两人交往增多,钱玄同登门造访8次。1918—1919这两年间,两人互动密切。1918年钱玄同造访鲁迅32次,互相通信18次。1919年造访21次,互相通信28次。这两年鲁迅日记里“钱玄同来”、“得钱玄同信”字样屡屡出现,频率相当高。

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钱玄同大力提倡白话文写作,他提出的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改用阿拉伯数字、纪年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成为当今社会共同遵守的语文规范。在他的倡议下,《新青年》于1918年第4卷开始用白话文出版,他也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钱玄同是鲁迅走上文坛的重要推手。鲁迅在《呐喊·自叙传略》中这样说:“初做小说是在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

当钱玄同为《新青年》的稿源四处奔走之初,鲁迅还在绍兴会馆百无聊赖地抄古碑。钱玄同回忆:“……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但豫才尚未有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期里了。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论文、 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记述了与钱玄同的一段对话: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林琴南小说《荆生》中有一个人物名“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从此,鲁迅加入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他们共同参与编辑《新青年》,意气相投,都主张少读中国书。钱玄同说:“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拘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致钱玄同信(1925)

由于在办刊方法上产生分歧,《新青年》面临着京沪分裂的境地。1920年夏,编辑部跟随陈独秀一起迁回上海。钱玄同看出“分裂”不可避免,于1921年2月1日致信胡适,正式表明从此不给《新青年》写文章,与《新青年》完全脱离。之后鲁迅和钱玄同两人交往频率开始减少,钱玄同登门造访的次数寥寥无几,更多地用通信的方式进行交流,间或在好友饭局上见面。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钱玄同和鲁迅虽然同一阵营,但还是以通信方式联系。两人的疏远始于1926年,顾颉刚的《古史辨》出版,成为两人矛盾的导火线。鲁迅不赞成顾的“古史辨”这个派别的观点,又十分厌烦顾,又因为顾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于是鲁迅就写文章批评顾颉刚,而钱玄同恰好是顾颉刚的好友,于是钱玄同对鲁迅开始疏远。1926年鲁迅辞京南下厦门,钱玄同也没有出现在众多为鲁迅饯行的好友行列中。之后毫无联系,直到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省亲时偶遇,两人彻底决裂。

鲁迅到孔德学校拜访马隅卿,恰好钱玄同也在,看着名片上所印“周树人”3个字,钱玄同笑着问:“你的姓名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了吗?怎么还用这三个字的名片?”鲁迅很不高兴,正言厉色地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也不用四个字的名片!”钱玄同以为是在讥讽自己笔名“疑古玄同”,这时顾颉刚正好进来,鲁迅起身离开。鲁迅是这样描述的:“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朱山根(即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两地书》)。

之后鲁迅定居上海,两人再无往来。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的交往,比较客观地指出鲁迅“治学最为谨严”、“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他特别推崇《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至今还没有第二部书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

 

(文章节选自朱辉《与鲁迅交往的湖州人》,原载于《湖州民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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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人物春秋】钱玄同与鲁迅发布于2021-05-07 10:2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