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半个多世纪里，赴汤蹈火，鞠躬尽瘁。他先后十一次化险为夷、绝境逢生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他机智勇敢、临危从容的崇高风范，令人敬仰。
请愿被捕又获释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组织领导了南开大学等学校五六千名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一路上撒传单、呼口号，来到省公署头道门大院内。一位姓邢的副官来到请愿学生面前，表示可将学生的话代传给省长。周恩来郑重其事地说：“我们代表学联会和各界民众，求见省长答复五项请愿条件，重点是两大项：第一，请求政府废除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要求警署释放被拘捕的代表，恢复天津原状！”
邢副官进去禀告省长后，走出来不高兴地说：“省长说了，尽管你们行动过激，他还是准备抱病接见诸位，但要诸位推选三四名代表，请愿队伍必须退出辕门以外。”周恩来指着于兰渚、郭隆真、张若名说：“我们四人就是大家推举的代表，省长果准接见，我等负责维护秩序。辕门内外并没什么差别，请让我们立刻进去！”
双方僵持到下午5时许，全副武装的卫队忽然冲过来，将请愿队伍冲散了。军警挥舞着刺刀、枪托、警棍等，对守在辕门内不走的一部分学生大打出手，致使数十名学生受伤。周恩来等4名代表也被军警逮捕，关入死牢。
此后半年间，周恩来等人经过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加之天津市各界人士的大力声援营救，他们终被释放。
“四·一二”逃出重围
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夜，国民第26军第2师师长斯烈以议事为名，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骗到师部，拖住不让其离开。4月12日晨，26军会同从租界冲出来的流氓打手，包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有的人被打死，大部分人被缴枪逮捕，整个上海淹没在血雨腥风中。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后，罗亦农立即通知同26军党代表赵舒熟识的共产党员黄澄镜前去营救。在黄澄镜的斡旋努力下，又碍于赵舒的说情，斯烈终于放了周恩来。
政变发生后，蒋介石签发了一张通缉令，开出了2.5万元的重金悬赏捉拿周恩来。
4月13日上午，周恩来、赵世炎与近10万名上海群众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对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会后，他们整队赴宝山路第26军2师师部请愿，以营救被捕的纠察队队友。行至半路，突然遭到26军士兵的袭击。周恩来在混乱中搭上一辆工人师傅的便车，赶到上海县。然后趁着夜幕走进七宝镇，不料正碰上敌军士兵，那士兵不由分说便将周恩来扭至司令部，司令部的一名长官见了周恩来，连忙屏退士兵，低声问道：“你是周主任吧？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周恩来这时也认出对方是他当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全”大会时认识的桂系将领潘宜之。潘宜之对周恩来说：“趁夜深没有人看见，赶紧离开这里，离开上海。”周恩来感激地说：“我会记住你的，后会有期！”
不久，周恩来夫妇在陈赓的护卫下，躲过敌人的层层搜查，逃出了重围。
差点落入日本警察之手
1928年春的一天，周恩来偕邓颖超登上了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客轮，准备前往苏联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大连他们准备下船时，却被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察突然堵在舱门口。一个日本警察用中国话问：“你的，什么的干活？”周恩来沉着应答：“做古玩生意的。”另一个警察指着桌上的一堆报纸问道：“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说：“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
最终，周恩来还是被带到水上警察厅。在详细的审问中，周恩来坚称自己姓王，要去吉林看望一个名叫周曼青的舅舅。日本警官气急败坏地说：“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周恩来不动声色地伸出一双柔软修长的手，说：“警官先生，请看，我像拿枪杆子的吗？”
那警官站起来仔细察看周恩来的双手，发现没有被枪磨出的硬茧。他又打开抽屉，取出一张卡片，反反复复地看。然后逼视着周恩来，猛地大叫一声：“你是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是谁？你有没有搞错？我再说一遍，我姓王，不姓周。”
日本警官手中卡片上周恩来的照片，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身戎装，年青英俊。而面前这位，满脸浓须，一身西装，派头不小，的确是个大商人。日本警官只好无奈地说：“对不起，误会了，你可以走了。”
这算是周恩来第三次历险。
天津的“周大鸾”
1928年冬，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临时去顺直省委执行任务。12月中旬的一天，顺直省委正在开会，突遭反动军警包围。狡猾的军警严令被围的人员，让家在天津的亲属将其保领出去，然后再从剩下的人中审查共产党的要人。周恩来急中生智，忽然想到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贻谦，遂让一位被保释放的同志带给他一封信。
周贻谦接到侄子的求救信后，立即租了一辆车，匆匆赶往周恩来出事的地点。在路上，周贻谦思忖再三，决定在一个纸条上写上“接周大鸾”4个字，放置于车前。果然，汽车刚到会场门口，机灵的周恩来看见自己的乳名就雀跃地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来给您拜寿，可我被一个朋友拉来听一个什么会议……”军警们见状，只好放人。
去苏区险象环生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被迫奉命离开上海，前往江西。
1931年12月，周恩来在交通员肖桂昌和黄华的保护下，顺利抵达广东汕头。一行3人下船后，直奔通往中央苏区地下交通线的一个绝密中转站——华富商行。站长陈彭年一见周恩来到了，便走出柜台热情地将他迎接进去，并向他简要地汇报了工作。
之后，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进汕头的金陵大旅社。安顿妥当，周恩来随陈彭年走下楼来，他警觉地扫视了一圈，突然发现旅社客厅拐角处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挂着一张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军校师生的合影照片，时任该校政治部主任的自己就在照片的醒目位置。于是他迅速返回楼上房间，决定立刻转移。
然而，当交通员肖桂昌、黄华再次走出房间时，忽然发现有四五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守在楼梯口和旅社的大门口。按照黄华的吩咐，肖桂昌立即返回房间，对陈彭年说：“陈老板，为了‘客人’的方便，请走后廊道！”同时向他示意。陈、肖二人遂前后夹着周恩来走出房间，拐向左走廊下到一楼，穿过后院，坐上黄包车直奔棉安街。
次日上午，周恩来装扮成一名画相师，跟着肖桂昌和黄华，登上了汕头开往潮州的火车。途中，当一个以前曾见过面的检票员来查票时，周恩来为了避免被他认出，赶紧拉下帽檐遮住大半个脸面。机警的肖桂昌见状，赶忙起身挡住周恩来，掏出车票递到检票员面前。待检票员走远后，周恩来迅速换上一件长袍大褂，戴了副金边眼镜，由原来的画相师变成了做生意的商人。
从炸弹的尘土中站起来
1933年春的一天，为了庆祝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获胜，红军总政治部在驻地乐安县县城西南一座祠堂里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周恩来正讲话时，忽有6架敌机窜出云层，盘旋在祠堂上空。原来，敌人已探知红军首脑机关驻在这一带。
发现险情后，周恩来正要指挥大家撤出祠堂，敌机一个俯冲接二连三地投下炸弹来，祠堂周围顿时火光闪烁，喊声震天。急切间，总政青年部部长肖华想起祠堂外百米远的山前有个防空洞，遂跑到门外，挥手喊大家快去防空洞躲避。周恩来一抬头猛然看见当空坠下几颗炸弹，一伸手就把肖华拉进门槛内，大喊一声“卧倒”，便将他按倒在自己身下。炸弹就在他身边开了花。
敌机飞走后，周恩来从厚厚的尘土中站起来，拍拍身上，诙谐地说：“蒋介石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专门派飞机给我们放炮庆贺呢！”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飞赴延安的险情
1937年大年初三，周恩来乘杨虎城属下飞行队的飞机从西安返回延安。
当飞行师祝葆卿将飞机升到2000米高度时，只见北方乌云滚滚，航线上忽明忽暗，急忙返航降落下来。飞行队领导陈又超听了祝葆卿的报告，面带难色地对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气候下飞行，可能有危险。”
▲1937年4月2日，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迎接同国民党谈判后归来的周恩来一行
周恩来拍了拍祝葆卿的肩膀，亲切地说：“小伙子，为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为了祖国不受外人侵略，也为了祖国的和平，我们不能怕危险啊！”深受鼓舞的祝葆卿在征得陈又超同意后，再次驾机腾空而起，很快钻进云层。当飞机飞至西安北边的三原县上空时，突降大雨。祝葆卿神色紧张地转身向后舱打了一个前进还是返回的手势，因为前后舱隔着一层玻璃，加之马达声隆隆，说话的声音根本听不到。周恩来看了祝葆卿的手势，却微笑着毫不含糊地示意继续前进。于是，飞机急速冲到同官县上空。
在强风、暴雨的抽打下，机身剧烈颠簸摇晃。祝葆卿通过飞机发动机那“昂昂”怪叫声，感到飞机正在失速下坠，急忙运用特殊操作技巧，强行把飞机往上拉。但没过多久，又是一股强大的气流从上往下冲压而来，机身急剧下沉。祝葆卿使尽了应急措施，都没能奏效，于是一面拼命地向后舱打手势，一面大声喊：“不好，快跳伞！”岂料周恩来摇了摇头，表示不会跳伞。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祝葆卿只得顽强地掌握着操纵杆，又一次使飞机平飞了。
过了几分钟，大约飞到同官县的东北角时，飞机再次被暴风骤雨逼得失速下降，跌进乌云之中。祝葆卿只是牢牢地把住操纵杆，尽量让飞机跌得慢些，伺机再改成平飞。突然，飞机前方露出光线，机身下原野、河川隐约可见，两边全是悬崖峭壁，原来飞机已跌出云层，跌进了两山相夹的峡谷中了。祝葆卿顺着下面的溪流很快飞出峡谷，脱离了险境。当飞临洛川上空时，虽然航线上云层稀疏多了，但遥望延安依然是云遮雾障。于是，他决定不再冒险飞行，便返回了西安机场。
赴西安途中遇袭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等人乘坐一辆卡车从延安启程，在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和特务队一排副排长陈国桥及部分战士的护卫下前往西安。当卡车驶过三十里铺，进入劳山山区时，突然传来几声枪响，接着左、右侧的悬崖峭壁间都响起了枪声。周恩来立刻命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快速前进，冲上那个坝梁!”司机一踩油门，冲向坝梁，却遭到敌人的猛烈射击。卡车因车胎被打破而停住了，司机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周恩来敏捷地跳出驾驶室，向车上的人发出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干部、战士听到命令后，迅速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进行还击。陈友才还未及下车，腿部就中弹了。但他忍着剧痛，一面挥手示意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迅速撤离，一面挣扎着爬起来，巧妙地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做掩护，与敌人周旋。根据敌人的射击位置，周恩来断定坝梁已被封锁，左翼峭壁和苇塘那边的山谷也有埋伏，唯独右侧荒草和梢林那边一派沉寂，便当机立断命令大家：“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在山神庙里指挥战斗的土匪头子看见周恩来等几个人下了公路，钻进梢林，便不再派人追赶，只顾去收拾卡车上的财物。
周恩来一行只得过山谷、攀悬崖，经三十里铺连夜返回延安。此次遇袭，陈友才和陈国桥等数人壮烈牺牲，另有4名战士负伤。
长沙火海中脱身
1938年11月10日，作为长沙北大门的岳阳被日军攻占，蒋介石顿感长沙难保，遂密令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据此，长沙守军、各机关纷纷撤退。 11月12日，日军抵近长沙，安排完八路军办事处所有机关、部门人员撤离后，办事处就只剩下周恩来、叶剑英、警卫员邱南章和司机王应絮4个人了。
次日凌晨，邱南章突然被接连几声爆响惊醒。他爬起来，见街上火光四射，烟尘滚滚，赶紧推开周恩来的房门，大声喊道：“不好，有情况！”他跑到楼下，看见王应絮正在大门口同准备点火烧掉这栋房子的长沙警备队的士兵争吵着，遂过去帮腔大喝道：“你们不能放火。”
劝说无效，邱南章只得转身上楼，对周恩来说：“赶快下楼，长沙警备队的人烧我们的房子了。”他顾不得被窝行李，和周恩来、叶剑英提着文件箱就往外跑。这时，大门已被烈焰封住，他们只得转向侧屋，从火中冲出。走到街上回头一看，他们住的二楼已被大火吞没，为了躲避大火烧坏汽车，王应絮已将汽车开跑，大家只得顺着狭窄的街道往前疾走。周恩来见四周一片火海，就说：“不要紧张，我知道路。这里离湘江不远，这石板路就是通到江边的，我们能冲出去。”就这样，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直至天亮才走上公路，遇到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派来接应的汽车。
赴会金华险遭炸
1939年3月18日这天，周恩来一行乘坐两辆卡车来到浙江永康。刚进军营，就传来空袭警报。几乎与此同时，飞机的轰鸣声也传来了。一个人惊叫道：“哎呀！大桥头正在准备开大会欢迎周副部长哩！”周恩来连忙追问：“欢迎我？有多少人？”“千把，少说也有七八百人……”
敌机盘旋着，马达声将玻璃窗震得哗哗直响。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说：“不要慌，邱副官、小刘，跟我到会场去，其他的都到防空洞去。”然后就往外面走去。邱南章拦住周恩来说：“小刘，你带首长去防空洞，我到会场去看看。”他们还没来得及进附近的防空洞，就传来飞机俯冲的声音。警卫员刘九洲喊声“不好”，便将周恩来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子护住他。密集的子弹从身边扫过，炸弹也在近旁爆炸。响声一过，周恩来就被刘九洲拉着飞快地躲进防空洞里。
大约一刻钟后，敌机向杭州方向飞去。周恩来推开刘九洲，率先走出防空洞，喊道：“同志们，快去救人！”刘九洲追上去，想拦住他。周恩来一边飞跑着，一边喊刘九洲：“同志们，到会场去，赶快救人！”
访非洲有惊无险
1965年6月，周恩来乘坐中国民航的208号专机出访非洲。
▲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时，接受非洲民族联盟元老赠送民族服装
6月7日晚，周恩来准备离开坦桑尼亚返回祖国时，突然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说苏丹国内发生政变，全国戒严，领空和机场全部关闭。这就意味着周恩来专机的回程航线被切断了。周恩来只得想方设法，通过尼雷尔总统的私人关系，向当时同中国还无外交关系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请求借道回国，对方慷慨允诺。
当周恩来的专机飞临亚的斯亚贝巴机场上空时，恰赶上一场特大的雷雨即将来临。地面塔台命令专机复飞，不能降落。机组人员几乎是同时叫喊起来：“不能复飞，复飞太危险了！专机在雷雨区中飞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机组遂果断决定抢在雷雨到达机场前降落。当专机刚刚落地还在跑道滑行时，倾盆大雨伴随着电闪雷鸣，将机身震得“啪啪”直响。专机虽然安全落地了，但是机组人员的心还在怦怦直跳。
6月10日，周恩来终于安全回到北京。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17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