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前，沈从文（1902—1988年）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许多故事，也值得后人纪念。比如童话般的爱情传奇，比如他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令他博得大名的小说《边城》，再比如他在古代服饰文物研究方面作出的成绩，等等。目前关于他的讨论甚多，角度也各不相同，但似乎并未真正地、完整地了解沈从文，笔者试图重新认识沈从文。
中国人历来讲究功名，后来科举被废除，又开始重视学历、重视师承。沈从文在这方面毫无优势。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军中来到北京。虽然想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他，只能在北京大学旁听。与梁漱溟中学毕业、钱穆中学未毕业、陈寅恪留学未拿一个文凭不同，沈从文长于文学创作，他们皆在学术上颇有成就，这就使得有些知识分子暗地里瞧不起沈从文，觉得他只是会编故事，算不上学术成就。这可能就是学者的自负——他们尝试一下就能知道，编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汪曾祺在《我的老师沈从文》一文中讨论了“创作能不能教”的问题，提到当时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上个大学说不定能做个学者，可有时怎么努力也搞不了创作。
沈从文写作方面的天赋，真可谓惊为天人。文学创作中各自的风格不同，有的作家辞藻华丽，有的作家勤奋严谨，有的作家善用典故，但沈从文依靠的是天才。他的文字总是淡淡的，平淡朴素，用语如诗，恰到好处。那么，沈从文的灵感从哪里来？就是从对美的追求里来。沈从文一生都是美的信徒。传统中国人追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沈从文是不同的，他一生追求的都是纯粹的美。他生于湘西，深受湘西文化浸染。汪曾祺说老师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他是苗族人（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他本人也因热爱苗族文化而认定自己是苗族），苗族服饰工艺精湛。因此他后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服饰，更在研究之前就爱收集一些自己喜欢的物件，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很大，更形成了对美的坚定追求。因此，沈从文从来就不是老夫子的形象。现在大家习惯用“最后一个浪漫派”定义沈从文，这是沈从文对自己的自称。他认为：“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汪曾祺也曾说，沈从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美’的爱好者，对于由于人的劳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美的东西具有一种宗教徒式的狂热。对于美，他永远不缺乏一个年轻的情人那样的惊喜与崇拜”。吴晓东教授也认为，“‘美’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沈从文的宗教”。
作为美的信徒，沈从文在生命的每个角落中都在追求美。沈从文对于美的向往，据张新颖教授所说，是“一个地狱般生活的人对美的向往”。他的童年时期，苗人造反者与辛亥革命使杀人成为他眼中的影像，到处血淋淋，“歇脚都能坐到人头上”。后来，沈从文又从军，在15岁时加入当地的军队，更见惯了死亡。1922年，“湘西王”陈渠珍给了沈从文一个手谕，让沈从军需处取了27块钱，到外面去学习。沈辗转到了北京，开始了“北漂”生活。他记得陈渠珍临行前对他说的一番话：“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刚到北京，沈从文想考个大学。结果由于基础太差，他报考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国立大学均落榜，好不容易被中法大学录取，可是28元的膳宿费又筹不到，只好作罢。由是沈从文开始在北京大学旁听，结识了丁玲、冯至等人。到1924年，四处碰壁的失业浪人沈从文给北大统计学讲师郁达夫写了封信，求郁达夫给他寻一生活出路。郁达夫按信中地址来到一间小破屋里看到他后，便把自己的围巾摘下给沈从文围上，并请他在附近吃了顿饭，临走前将剩下的三块多钱给了沈从文。他还将沈从文引荐给徐志摩，使沈从文不用再为无法发文章而苦闷，徐志摩当时任《晨报副刊》的编辑。徐志摩无疑是对沈从文帮助最多、理解最多的人。徐志摩是天真烂漫的诗人，第一次见面，徐志摩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而且还从枕边取出写的诗就念起来。逐渐地，沈从文跟随徐志摩加入了包括徐本人及胡适、梁实秋、林徽因在内的京派文人圈。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与鲁迅的截然不同，让人耳目一新。
他创作的小说，如此的美，令人陶醉。那么，沈从文小说创作中追求什么样的美？1934年，沈从文重返湘西，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讲了自己喜欢家乡河的朴野：“我赞美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他爱着拉船人：“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沈从文追求的、歌颂的，就是人生之美：“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1934年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达园合影
于是乎，沈从文渐渐成名。1937年，一个名叫汪曾祺的男孩，因为日军占领了江南各地，无法去中学上课，只得在家闲居两年，反反复复读的是祖父书架上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上海某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后来汪曾祺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因读了《沈从文小说选》，便在“志愿”处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汪曾祺说，“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但他也有自己很用心的教学方法。“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觉得美。”沈从文的美，都在文字中，“他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汪曾祺记得，沈从文在学生的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很长，有时比本文还长，实际就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颇讲究。因此，作为美的信徒，沈从文对美的实践集中体现在文字实践之上。其他方面，就是在对杂文物的收集上。
1949年后，沈从文开始从事古代服饰与文物研究，并有历时15年的大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也是始于对美的追求的。过去曾有一种看法，好像沈从文不再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而被迫去从事文物研究。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这并不是沈从文突然产生的兴趣，而是前半生就埋下了伏笔。在作为湘西巡防军的一个小兵时，他就随身带着《云麾碑》《圣教序》《兰亭序》等。到1933年，他又开始收藏一些品相并不好的便宜瓷盘，逃难时都惦记着让某某人给带到后方。直到后来，自己家里都放不下了，又动员张充和及同院的朱光潜去买。朱光潜回忆说：“我自己壮年时代搜集破铜烂铁、残碑断碣的癖好也是由从文传给我的。”沈从文所搜集的文物，并不是传统文人雅士所收藏的金石字画，而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之物。因此沈从文一直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他看到的美是人，是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及坚持不懈的劳动。无疑，这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审美标准不同。
现在看来，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上都有不小的成就。但他在世时，并没有得到太多认可。沈从文转行被认为是文人避风，得到的就是“鸳鸯蝴蝶派”讥讽。因为美的标准的不同，他所研究的杂文物，被视作“废品”，单位甚至还办了“内部浪费展览会”展览沈从文买的“废品”。就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而言，毕德广指出：“文学研究的人认为沈从文后半生从事文物事业和他们没关系了，而文物界又觉得沈从文半路出家，不够专业，是个‘票友’，这就造成了沈从文地位的尴尬。另一方面，历史和考古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两个一级学科，一边偏重文献，一边重视实物，这也造成了沈从文两者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不过，沈从文并不那么在乎，因为支撑他的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的，是他那纯粹的对美的追求。他不仅没有占有之心，他倾心于“杂文物”也与他在文学上对普通人情感的关注一脉相承，因为人的劳动与艺术太美了。到了家庭生活中，沈从文仍旧对“美”念念不忘、执迷不悟，反而产生了不少问题。
一般人所了解的沈从文的爱情，就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作为癞蛤蟆十三号，作为老师，沈从文终于追到了张兆和。这样的童话故事，当然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鼓舞着男生跨越门当户对的魔咒而追求女神。但是，两个人真的幸福么？张兆和1937年在给沈从文的信里写道：“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一分开，你就完全变了，由你信上看来，你是个爱清洁、讲卫生、耐劳苦、能节俭的人，可是一到与我一起便不同了，脸也不洗了，澡也不洗了，衣服上全是油污墨迹，但吃东西买东西越讲究越贵越好，就你这些习惯说来，完全不是我所喜爱的。”沈从文追求美，因此就逼张兆和穿高跟鞋烫头发，怕她的手弄粗糙不让她洗东西做事，买东西用东西都要讲究。反而是大家闺秀张兆和认为在抗战动荡的年代，“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沈从文自己便在信里写道：“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沈从文的确擅长写情书情话，书信总是那么美，可是自己又不像信里写的那样，还要埋怨张兆和爱的只是他的信。另一方面，沈从文爱收集那些“美”的杂文物，不仅家里摆不下，还要占去一笔开支，对于苦心维护着经营着小家庭的张兆和来说，如此苛求实在是强人所难。作为美的信徒，沈从文被“美”所占领，可总要有人去考虑柴米油盐酱醋茶，因为光靠虚幻的美，是无法维持现实生活的。
1935年，沈从文、张兆和与长子沈龙朱，旁边为沈从文的九妹岳萌
女人更能体会张兆和的苦痛。叶圣陶说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那么两人到底幸福与否？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沈的文稿，在《从文家书·后记》中说到两人的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张兆和终究也是个善良的人，只提了自己不完全理解沈从文，却不提沈从文不理解自己这件事。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贯彻着他的美学，炙热而且纯粹，还把妻子写到小说中。有人分析称他俩的婚姻：“其实只是形似而已，张兆和为人太过务实，身上缺乏翠翠们生命的热度，没有那种爱起来不管不顾的劲儿。”还指出张兆和到了新时代适应得很好，可理想主义的沈从文却难以适应，没人理解，非常孤独。沈从文有才华，沈从文是伟人，张兆和缺乏生命的热度，没有把沈从文照顾好，没有做到理解好沈从文。这或许并不是男权主义，只是膜拜沈从文的伟大而已，但却又是最不懂沈从文的表现。汪曾祺曾说：“沈先生待人，有一显著特点，是平等，不是政治信念，也不是宗教教条，而是由于对人的尊重而产生的一种极其自然的生活的风格。他在昆明和北京都请过保姆。这两个保姆和沈家一家都相处得极好。”因此，沈从文不会把张兆和当成老妈子，或者当作爱的热度不够的人。退一万步讲，张兆和一开始并不想答应，结果沈从文不顾老师的身份，还有校长胡适帮忙，又得到岳父张吉友的认可，两人才走到一起，可见无论最终发生什么，只不过证明了沈从文的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理念是错的罢了，结果还有人要张兆和去按沈从文的要求与需要去活，把自己的自由与人格抛去！沈从文是有才华的，堪称文豪，但是做文豪的妻子未必是好事，即使丈夫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做其妻子也未必是容易事。两人有很多事情无法相契。毕竟幸福美满的家庭，光靠书信无法维持。不是谁有错，只能说不合适。不过到了晚年，老伴的功能凸显，爱终于渐渐冷却并稳定，两人终于相处到举案齐眉。
晚年的沈从文夫妇
沈从文将美贯彻到生活中，还造成了妹妹沈岳萌的悲剧。九妹沈岳萌从小生得漂亮，是家中的心肝宝贝，最受母亲宠爱，哥哥们也对她万般呵护。沈从文将她带离闭塞的家乡使之在城市求学，想把她培养成才女。可是她虽有才女的气质与脾气，却因小时候没有接受系统的教育而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同时也没有沈从文的才气，写不了小说。她读了不少小说，陷入缥缈的幻想之中，没去脚踏实地学个本领。如同张兆和信中所言，沈从文努力为妹妹创造最好最美的条件，认为这样优越的生活妹妹就能获得幸福。结果沈岳萌爱上了凤凰青年刘祖春，但刘祖春却毅然赴延安参加革命，使她情感受挫。后来九妹与一个穷苦泥瓦匠走到了一起，再后来，在大饥荒中饿死了。
沈从文将对美的信仰倾注在自己的文学与文物中。他的儿子沈龙朱曾说：“父亲认为他的作品是他自己生命的延续，而我和弟弟，只是他生物性的延续。”儿子们未必理解沈从文，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他，因为沈从文是寂寞的。汪曾祺说：“寂寞不是坏事。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想象……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我们所看到的沈从文文字的美，是沈从文用寂寞、用悲伤、用血泪换来的。这让人觉得残忍，可是没有这寂寞，我们就看不到这么美的文字。沈从文被称为当年距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莫言获奖之前）。据1988年担任评委会主席的埃斯普马克说，1988年是准备把奖颁给沈从文的，可是他去世了，因为诺贝尔奖不能颁给去世的人，所以便未成功。但是，只要作品在，沈从文的美学就可以传递下去，因此，沈从文最终是不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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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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