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8期【人物春秋】韦国清对发展广西工业的贡献

1958年1月，毛泽东到南宁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广西工业的落后深有感触。他戏谑地说，南宁只有两个半烟囱，一个是电厂，一个是砖瓦厂，半个是他下榻的明园饭店锅炉房。

中央知道，广西工业发展慢有其客观原因，除了原来基础薄弱外，还有个国际环境影响国家安排在广西投资的问题。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近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在和法国打仗，国家安排给广西的基本建设投资很少，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广西一个也得不到。列入国家计划的只有两个地方项目：一个是南宁2500千瓦的火力发电厂，一个是贵县日榨1500吨的糖厂。

会议期间，刘建勋、韦国清、覃应机专门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汇报工作。韦国清摆了广西落后的现状，说至今还是手无寸钢，希望中央在“二五”计划中给广西多安排一些项目。毛泽东当即插话：“富春同志，你听见了嘛，广西比较困难，要帮助他们搞点建设，”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都认为，现在越南抗法战争已经结束，国家理应在“二五”计划期间帮助广西多搞点建设。毛泽东不仅口头同意省委提出的建设柳州钢铁厂、西津水电站、柳州化肥厂三个重点项目，而且交代李富春副总理具体帮助广西规划和安排有关的建设项目。毛泽东对广西过去的工作作了肯定，但又严肃地对省委的三位领导说：“广西工业发展慢了，要加快!”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西把发展工业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刘建勋建议由韦国清重点抓工业。常委都赞成。刚当选为自治区主席的韦国清，义不容辞，在全面主持政府工作的同时，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加快广西工业的发展步伐。

韦国清找有关工业部门的领导商量，借鉴苏联和一些兄弟省、市发展工业的经验，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认为，从广西的现状出发，必须从基础工业抓起，尽快建立起包括钢铁、能源、机械、化工、建材等有现代技术装备的骨干企业。如果不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广西就永远被动，想快也快不了。他的想法，得到了常委和政府领导的认可和支持。

他每次到中央和华南协作区开会讨论计划问题，总是力争为广西多上一些基础工业的骨干工程。凡是他认为广西有条件上的项目，常常据理力争，有时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

从部队下来的韦国清，习惯从战略角度考虑问题。争得了项目，他马上想到如何请求国家建工部支援施工队伍，如何找国家有关部门、兄弟省市帮助解决设备、技术和人才培训等一系列的问题。为此，他决定亲自到北京和辽宁跑一趟。因为，这些问题靠下面的同志出去跑是很难解决的。

早些时候，他在广州开会，已请兼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副总理给辽宁省写了一封介绍信，信上说广西工业落后，请辽宁给予广西计划外的支援。

1958年8月初，韦同清带上自治区工业厅长江平秋和秘书，匆匆地登上由南宁开往北京的6次特快列车，身上一直在冒汗，衬衣都湿了。一清早，他就起来找薄一波写的介绍信，那封信是他自己保存的。一向讲究时间观念的韦国清，这次因为找这封信差点误了车。上火车以后，他说：“我记得是放在保险柜里的，可怎么也找不着，真急死人，原来是夹到一个卷宗里了！”

韦国清自己有一个专用的小保险柜，凡是中央给他亲收的绝密件，秘书都是当着韦国清的面剪开封口，由他来处理，他认为需要自行保管的文件，都放在他的保险柜里。

到了首都，住进北京饭店，韦国清顾不得休息，马上让秘书给薄一波办公室挂电话，接通之后，韦国清把话筒接过来说：“一波同志，我是韦国清，我刚住进北京饭店，等会去看您。”薄一波听说韦国清要看他，马上说：“不要来了，我马上到饭店去。”薄一波一到，韦国清知道他很忙，没寒喧几句，便转入正题，请薄一波分别给太原、西安、重庆一些企业领导人写条子，请他们为广西制造一批设备，薄一波都满足了韦国清的要求。事后，负责去办理这些设备的同志说，副总理写的条子，条条都灵。

韦国清还叫秘书分别给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挂电话，接通后韦国清都说要去看他们，他们都不让韦国清去。他们对韦国清很熟，韦国清提出的要求，他们均答应尽力帮助。

在北京办完事，韦国清又继续北上沈阳。刚到沈阳，辽宁省的领导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都来了。他们都认识，黄欧东和韦国清还在延安抗大共事过一段时间。一见面，韦国清就说：“我们向老大哥求援来了!”几位领导人对韦国清一行到东北表示热烈欢迎，并说支援广西工业建设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原来，在韦国清到沈阳之前，中央书记处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说广西前些年由于受越南抗法战争的影响，国家没有安排什么项目，工业比较落后，请辽宁给予支援；还说广西工业搞上去了，对越南也是个影响。

欧阳钦看了薄一波写的介绍信后说：“一波同志刚到辽宁，也跟我们提起了这件事，说你们要来这里。他现在到鞍钢去了。你们要我们办什么，只管说好了，我们能办的，一定尽力去办。”

鞍山是全同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被称为我国的“钢都”。韦国清得知薄一波到了鞍钢，也及时赶去。

鞍山市市长刘锡三对韦国清的到来十分高兴：“我们已接到省委的通知，欢迎你们来这里参观指导！”

“老刘，我们不是来参观指导，是来参观学习，更主要的还是向你们求援。”新中国成立后刘锡三曾任南宁市市长、广西省民政厅长，韦国清任广西省长时他是省政府秘书长，刚调到鞍山不久，和江平秋也熟悉。听了韦国清的话，他连声道：“好说！好说！省里已给我们说了这件事，先看一看再慢慢谈吧！薄一波同志到了这里也准备看一看。”

“那我们就跟随薄副总理一起看。”

韦国清一行随薄一波在这个全国最先进的钢铁企业参观了几天，获益不浅。接着，又和鞍钢有关领导具体商谈支援项目以及安排人员培训问题，广西提出的要求鞍钢都一一答应，韦国清很高兴。

鞍山附近的千山主峰，又称千朵莲花山，重峦绝壁，风景秀丽，是辽宁著名的游览胜地。刘锡三请韦国清一行到那里看一看，顺便到汤岗子风景区洗个温泉澡，松弛一下身体。韦国清一心想的是广西工业建设，哪有闲心去游览，他婉言谢绝：“下次来再去吧!”

辽宁的关系打通之后，韦国清便让江平秋留下办理落实工作，并让他继续到大连、哈尔滨去学习和求援，自己先返回广西。

此次北上，为广西建设带有战略意义的钢铁、机械、化工等基础工业解决设备、技术和人员培训问题，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由于韦国清的精心组织，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在国家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一批批的工程技术人员，从辽宁、湖南、广东等省以及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到达广西，一些工程队还带来了机械化的施工设备。柳州、南宁、桂林等新工业区机器轰鸣，人声沸腾，广西各地的工业建设开始动起来了。

韦国清强调，要全区一盘棋，从原材料、劳动力等各方面大力支持广西的骨干企业。他说：“现在所建设的骨干项目，都是为广西现代化工业打基础的企业，也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他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从全局看问题，树立坚强的整体观念，即使暂时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也是必要的。

柳钢1958年7月正式破土动工，1959年1月至3月，作为试验生产用的小炼钢车间、小轧钢车间先后建成投产，从而结束了广西“手无寸钢”、不能轧钢的历史。1960年2月，250立方的一号炼铁高炉炼出了第一炉生铁。

在柳钢开始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时候，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1961年，中央对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许多在建工程不得不相继下马，广西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柳州钢铁厂的建设也不得不停下来，但基本队伍仍然保留。1961年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韦国清对毛主席说：“主席在南宁支持我们上马的柳钢，现在也要下马了。”毛主席幽默地说：“遗憾!遗憾!你们运气不好嘛!”

1961年7月，已经担任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韦国清在三级干部会上说：“三年来，我区的工业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过去我们手无寸铁，或者更确切地说，手无寸钢，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包括矿山、冶金、电机、电器、电表、动力、空压机、造船等八个系统的建设。虽然由于掌握不好，搞得过多过急了一些，以致挤了农业，使农业减了产，但从长远的利益来说，人民群众所吃的苦头，所付出的代价，绝不是白费的，我们所建立的家底，将要长期地发挥作用，成为全区人民今后走进幸福富裕的阶梯。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对国民经济合理调整以后，这些基础骨干工业必定全部投入生产，它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不出韦国清所料，国民经济经过全面调整，出现了好的形势。韦国清抓住时机，争得了柳钢的续建，高兴地向柳州市委第一书记肖寒连说了三个“快”字，要柳州市抓紧恢复柳钢的建设和生产。

1966年7月，一号炼铁高炉又重新出铁了。接着，炼钢轧钢车间也相继投产。以后自治区又对这个企业进行扩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柳钢终于建成具有矿山、炼铁、炼钢、炼焦、轧钢以及相应修理、运输、化验等设施的中型企业。

与此同时，柳州水泥厂、柳州重型机械厂、柳州化肥厂、南宁化工厂、南宁冶矿厂等一批骨干企业，也陆续建成投产。

广西不仅重工业是一片空白，轻工业也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火柴可供自己需要之外，所有日用工业产品几乎都靠外面调进。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兴建了一些轻工企业。但自给率仍很低。到1959年，自治区能调出的只有火柴、电池、轴线、糖、皮革、皮箱等6种产品，能自给的只有肥皂、日用玻璃、酒精等12种产品，能半自给的只有机制纸、卷烟、灯泡、卫生衣等8种产品，大多数日用工业品都依赖区外供应。

韦国清每次进百货商店，都爱打听柜台的商品是哪里出产的。一了解，大多数都是来自区外，其中又以上海最多。

战争年代长期在华东地区战斗并参与上海战役的韦国清，一直在打上海的主意，争取这个轻工发达大城市的支援。他在常委会上讲了自己的想法：“广西不能设想万事不求人，但也不能万事都求人。现在广西日用工业品缺口很大，几乎样样都得求人。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每年兴建一些新厂外，应该抓住时机，争取从上海搬迁一批工厂到广西来安家。”

当时，上海的一些轻工企业因为吃不饱要往外迁移，同时他们也有支援边疆的任务。韦国清说：“广西穷，底子薄，要建新厂，一是没有钱，二是时间来不及。把上海的厂搬来，无非是花点搬迁费。我们要的又都是人家的一些小厂，我想他们会答应的。”自治区党政领导都支持韦国清的意见。

经过韦国清和上海的领导协商，上海第一个支援广西的工厂搬来了，这就是在南宁市安家的民族印刷厂。解放前，这个厂在上海曾承印过国民党的钞票，设备、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它对发展广西的印刷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向上海要些什么样的工厂？韦国清找有关部门议了多次，他说：“广西轻化工业的空白很多，我们要逐步填补这些空白。凡是广西没有原材料、没有市场的工厂，我们不能要，要来了也难以发展。规模过大的厂，上海不容易放，我们不好要，小的厂上海容易放，我们也好安排。现在是小厂，将来会发展成大厂，而且一个厂可以变成两个、三个厂，关键是要连人带设备都迁来。技术工人、老师傅、管理人员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我们最缺乏的。连人带设备一起迁来，能给广西带来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起到母鸡生蛋的作用。”

派到上海考察的广西工作组，根据韦国清上面讲的原则，选择了一批工厂，包括罐头、糖果、橡胶、搪瓷、制药、钢精、麻纺、针织、服装、油漆、制锁、皮革等行业。经过磋商，获得了上海方面的同意，预定1960年搬迁。

面对即将搬迁的16个厂，韦国清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使他们到了广西以后能长期安下心来，为广西的轻工发展作贡献。他和主管部门研究，并同自治区党政领导交换意见，取得了共同的认识：一、目前上海工资类别比广西高，搬迁广西的职工，保留上海工资类别，不降低他们的工资收入；二、家属可以随来，农村户口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合乎条件的可以吸收当工人；三、技术工人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适当提级；四、住房条件要尽量搞好。

1960年元旦刚过，韦国清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他把自治区定的这几条同上海市的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交换意见。曹荻秋连声说：“好，好！有了这几条，我们上海就更好做工作了。”陈丕显也觉得这几条很好，但是他说：“国清，你有没有考虑过，定这几条会不会引起当地工人和搬迁去的上海工人的矛盾？”

韦国清认为，矛盾是会有的，同是一个工厂、一个工种，为什么上海来的就比广西的工资高？为什么他们住的要比广西职工好？但是，广西人必须得承认这种差别，并根据这种差别制定某些具体政策，才能引进上海的先进技术，逐步改变广西的落后面貌。他对陈丕显说：“这个问题不大，我们会做工作，广西工人能想得通的，他们会虚心向上海师傅学习的。”

自治区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自治区工业厅副厅长熊河清向韦国清反映：“上海有些职工提出，是不是让他们先派代表到广西看一看？”

韦国清说：“应该欢迎他们派代表到广西看看，这也是我们做思想工作的一次好机会嘛！”他问熊河清：“对这批工厂的安排拿出方案了没有？”

熊河清回答：“根据您的指示，按照接近原材料产地和消费地区的原则，工业厅已经有了—个方案，主要放在南宁市，柳州、桂林、梧州三个市也安排一些。”

韦国清明确交代：“接受上海搬迁厂的各个市，要尽快选好厂址，要为上海职工修建带有厨房、厕所的套房宿舍，要认真做好当地工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热情接待上海职工的到来。”

1960年5月，这批工厂全部迁到了广西四个市，很快投入了生产。韦国清每次到这四个市检查工作，总要问上海来的职工的情况。

1965年，韦国清到上海治病，又找陈丕显要求上海市再支援广西一些工厂。陈丕显说：“前几年，上海副食品紧张，向广西求援，总是得到你们的支持，上海人民很感激。现在你们要求再支援一些工厂，我们能不答应吗？”

南宁的合成纤维厂、绢纺厂、电线厂，柳州的标准件厂，桂林和田阳的绢纺厂，河池的东江棉纺厂等，都是这个时候搬来的。前后两次迁厂，上海籍职工连家属一起，有数千人之多。这是改革开放前广西引进设备和人才规模最大的行动。这些厂后来都成了广西轻化工业的骨干企业，有许多都由一厂变二厂、三厂、四厂，为全区生产了大量轻化日用工业产品，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它不仅促进了广西和上海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为广西轻化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韦国清提出：“四五”计划期间，广西要争取日用工业品做到基本自给。

他考虑得很细，抓得很具体。每年都要安排两三次汇报，进行部署。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市重点发展什么，各个地区安排搞什么，从制糖、棉纺、食品、卷烟、造纸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以至铁锅、饭碗、筷子、牙膏、肥皂等小商品，都一一过问。还多次为轻工局写信、打电话，让他们找国务院有关部门要项目、设备、物资和资金，争取为广西多上新的企业。

他很重视研制新产品和创名牌，注意搜集科技情报。他对自治区工业、商业、科研部门领导说：“区外、国外有什么好产品，就买点样品回来研究。人家有两只手，我们也有两只手，人家能搞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试制？”

他强调生产原料要立足本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开发，凡是自己有原料又有市场的要大发展，发挥广西的优势。一次，他得知广西从外省进口筷子，十分生气，说：“我们竹子有的是，为什么筷子还要用外省的，难道广西连筷子都搞不出来，真是乱弹琴！今后谁也不许再从区外进筷子，没有筷子就用手抓好了！”

到1975年“四五”计划结束时，广西生产的日用工业品基本做到了自给，部分产品还支援外省和出口。

在发展广西工业上，韦国清有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发展广西地方适用的工业，实实在在为广西所用。

在实行计划分配的那个年代，广西从国家分配到的钢铁和实际需要相差甚远，这对广西经济建设影响极大。为了适应广西工农业发展对钢铁的需要，扩建柳州钢铁厂势在必行。但也有人说：“搞柳钢我们已经赔了不少钱，再扩建还得再赔钱。”韦国清认为，把已经基本建成的柳钢填平补齐，配套成龙，上产量，上规格品种，现在赔将来就不赔了。他说：“柳钢扩建是关系全局的一个关键项目，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动员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支援柳钢。”自治区的其他领导，都赞成扩建柳钢的意见。

1970年5月，自治区正式成立柳钢基本建设大会战指挥部。当时，直接参加会战的区内外32个单位，承担所需各种设备制造任务。韦国清亲临柳钢对会战作动员，要求参战单位按质如期完成任务。他对柳钢的扩建，从项目到配套都考虑了。他亲自给一机部李水清部长写信，请他为柳钢安排制造10套炼钢、炼焦和轧钢的设备。得到一机部支持后，又指定专人担任催货组长，负责同设计部门、生产厂家以及一支部有关单位联系，确保这10套设备按期到位。

当时，中央给广西使用的地方外汇每年只有100多万美元。有人建议用些外汇购买药品，韦国清不同意。他说：“这些有限的外汇很宝贵，我们要用在刀刃上。”柳钢需用外汇从日本进口制氧机，他立即批准。

柳钢扩建，困难很多，韦国清经常过问，并多次到那里了解情况，及时为他们解决难题。当柳钢生产建设上不去的时候，他亲自挑选得力干部去帮助。

韦国清为柳钢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离开广西后仍一直关心这个企业的发展。去世前两年，柳钢派人去看望，他应柳钢的请求，书写“发展钢铁工业，建设社会主义”的题词送柳钢，并对柳钢的同志说：“柳钢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广西就那么一个厂，请转告柳钢的领导和职工同志们，要把柳钢建设搞好，把生产搞好，把生活搞好。”

当广西的钢铁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韦国清又部署抓农机的建设。自治区决定：广西自产的钢材，85％要用于农业和支农工业。

从1973年开始，全区组织了7个行业的77家企业参加拖拉机生产的大会战，专门为柳州拖拉机厂和南宁、玉林手扶拖拉机厂生产配套设备。韦国清多次深入这些工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各县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农机厂，全区农机生产逐步形成规模。1978年1月，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树立两个典型，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广西。《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就提出在全国来一个“南比广西，北赶山东”的革命竞赛倡议。

为了解决农业发展对化肥的需求，广西还集中区内54家机械厂联合生产15套年产3000吨合成氨成套设备的会战，并由广西提供原材料与上海协作生产28套小化肥厂的成套设备。

韦国清在任内总是想方设法，抓住机遇，争取国家增加对自治区建设的投入。当广西的西北地区被列为国家三线(战略后方)建设范围时，不仅争取到国家投资修建由桂林经桂西北山区到靖西龙邦近1000公里的国防公路，而且在河池、百色地区安排了一批工业建设项目。20世纪70年代初，也抓住广西相对稳定的机会，找中央有关部门要资金、要设备，上了不少项目。区计委搞基建的同志说：“那些年份，别的地方乱，广西稳定，确实占了点便宜，国家每年都给我们增加不少资金搞建设。”

韦国清主政广西20年，一批批工矿企业先后建成投产，工业产值增长7.8倍，年发电量由0.65亿千瓦时发展到35亿千瓦时，年产原煤由26万吨发展到605万吨。钢和钢材、水泥、拖拉机、汽车、硫酸、烧碱、农用化肥、手表、罐头等工业产品，从无到有，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年产钢10.8万吨，生铁23.2万吨，水泥165万吨，化肥20.17万吨，拖拉机3065台，手扶拖拉机1.1万台，汽车800辆，装载机12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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