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纪念流沙河：风从蜀中来，终向天上去

他说他讨厌被称作“著名诗人”。

但他却因诗得到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景仰。

他或许是矛盾的，但也是最真挚的。

流沙河

我听过很多人背诵这首脍炙人口的《理想》，但最喜爱听的还是中学早自习里，踌躇满志的懵懂少年翻开课本，大声朗诵：

1957年《星星》诗刊创刊时期的青年流沙河

因为比少年或大或小的人们，有的早已丢失理想，为这现实的干瘪辩护；有的却正值幼童，理想的饱满他们一无所知。而如同清晨朝阳的中学生们“初出茅庐”、激情澎湃，他们开始扬起理想的风帆，为诗中描绘的拥有理想后的胜景义无反顾地起航。

因《理想》背负盛名的他，却在一次活动的发言中透露，这首诗只是奉命写的......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三十三年前，《理想》的诞生之时：1986年，北京《诗刊》叫来了一批诗人，其中就有他。《诗刊》的主编对他说，团中央要求《诗刊》在全国征文，题目就叫《理想》。他不想写这个命题稿子，但又碍于情面。又要写，又不能闭着眼睛乱去歌功颂德，不能不说真相，在这种种为难之间，最后，他也便应付着就发了。

谁曾料到，《诗刊》发布的多篇《理想》中，就他的这一篇被教科书编了进去，从此“理想之声”回荡在华夏大地的学堂上空，经久不息。

1956年流沙河在北京天安门留影

说起他，很多人不免想到另一位大诗人——余光中与他深深的缘分。1982年3月，余光中在他创办的诗刊《星星》上正式与读者见面，他也成为第一个把余光中的诗作介绍到大陆的人。此后他陆续撰写专栏介绍台湾诗人和诗，最终集结成影响深远的现代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他与余光中的君子之交也由此开始，成就了一段佳话。1982年，余光中在给他的信中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信上的这句话触动了他的灵感，他便写了一首诗作答，那就是鼎鼎大名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余光中与流沙河夫妇

于是，「蟋蟀」成了他笔下丰富的文化载体，从大陆跳过海峡，成了落在台北院落的那只“蟋蟀”，夜夜唱歌。在他的妙思中，蟋蟀的吟唱，从《诗经》一直唱到宋词，从故乡四川唱到台湾。他点染出几千年蟋蟀之唱的浓郁诗意，历史思虑与故土乡情，尽在其中：

《流沙河诗话》书影

他的诗从容冷静，但又从平凡事物中显现不俗的浪漫。更让我动容的是，他对余光中先生那一份君子间不露声色的“温柔”。当余先生问到，在海外夜间听到的蟋蟀叫声，是否可能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可能是我童年逃逸的那一只？他用隽永的诗篇，温柔且坚定地告诉余先生：“就是那一只蟋蟀。”他让这乌云笼罩的乡愁，顷刻化为抚慰人心的春风。

因诗扬名，也因诗罹难，先生一生的命运、声名都和诗歌有关。但他从1990年代起就再也没有写过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诠释经典，研究人文地理。2009年开始，他在成都市图书馆开始固定讲座，免费向市民们讲宋词、论诗经、说文解字。他不要“著名诗人”这种虚名，他只要“成都文化人”这一个简单的身份。

历20年又6小时的“右派”劳改之后，47岁的流沙河重返成都，于1979年10月回到了《星星》诗刊复刊后之办公室。从左至右为白航、流沙河、曾参民、陈犀

四川作家冉云飞曾评价他：“他真正有价值的正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

先生在《文字侦探》这本书的序言中写到：“感谢古老的汉字，收容无家的远行客。感谢奇妙的汉字，愉悦避世的梦中人。”晚年的他全身心投入到研读中国传统典籍、说文解字的工作中，乐此不疲。他热爱着这些有着3500年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在互联网时代，流沙河先生通过网络传播中国古典文化，他讲诗经的主题为“诗经点醒”。

先生晚年除了专研古文字，还对成都文化深有研究。他所著的《芙蓉秋梦—老成都》深有影响力。全书共八章。从文化角度说老成都，笔墨富于学人色彩，取材既重特色也作全景记录。成都人的抗战艰辛，民国学子的求学情景，地方名人，老庭院、老城墙、千年宗庙，在流沙河的生花妙笔下，令人入迷。

先生对书法也有着较深的造诣，用笔瘦硬健朗，有耿介之气，且发乎性情，见出风骨与天趣，可以说是真正的文人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