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龄
王柏龄其人在国民党中属于元老级别，曾一度和蒋介石、何应钦平起平坐。但是，他在“党国要人”中又是一个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典型，后半生沉沦僚属，积郁而终。
一、王柏龄生平
王柏龄，188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父祖皆在当地富足人家“坐馆”,也就是当家庭塾师，境况尚可。青年王柏龄随着当代有志青年的潮流负笈东瀛，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追随中山先生革命,颇受信赖。黄埔军校草创时期,人才匮乏而事务千头万绪，王柏龄作为中山先生亲选的筹备主任，亲力亲为，拟定了整个建校计划,对于军校创建贡献巨大。黄埔军校大礼堂悬挂有一张流传很广的巨型照片：中山先生居中而坐，蒋介石于后，左右两侧赫然便是何应钦同王柏龄，其地位可见。1924年军校成立教导团，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第二团长，嗣后王柏龄又升任教导二师师长。以后在军政两界叱咤煊赫的刘峙、蒋鼎文、顾祝同，当时是见了他就要立正敬礼的营长；以后的“副总统”陈诚，此时不过一连长而已。
国民党北伐军兴，在讨伐孙传芳的南昌战役中，时任第一师师长的王柏龄贪功冒进，放弃稳扎稳打的既定策略，不待友军会合就擅自突进南昌城。孙传芳是继吴佩孚之后最会打仗的直系巨头，看出这是一支冒进的孤军，调兵遣将团团围困，想一举吃掉该部。危急关头王柏龄又惊慌失措，扔下部队临阵脱逃，引起公愤。此役结束后，很多人都呼吁对他军法从事。总司令蒋介石算是网开一面，只撤了他的兵权。所谓得之如登，失之如崩，自此以后王柏龄声望大跌，一蹶不振。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他只得到江苏省建设厅厅长职务，这个厅长也只干了两年多就卸职，顶着一个中央委员、省政府委员的空壳帽子，一脚深一脚浅地混迹政场。抗战中随着流亡的省政府颠沛流离，最终客居成都，积郁而终。
二、顽固反共、争权夺利
黄埔时期王柏龄就反对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顽固反共。后来卸去戎装，任职地方，仍以军人本色自诩，对建设厅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中午厅机关人员集体就餐，限五分钟内吃完。王柏龄边吃边训话，内容则万变不离其宗，以辱骂共产党为主基调。他口才不错，每天5分钟，话不重样。更兼多才多能，连吃带说，居然也能够在5分钟内碗底朝天。
某次，王柏龄召见厅属公路局几位职员谈话，听说在座一位贺姓职员毕业于北平俄文专修馆，突然暴跳如雷，叫来警卫将这个又惊恐又莫名其妙的职员拉走关禁闭。大家都摸不着头脑，见他大动肝火的样子亦不敢相劝。事后王柏龄才解释：“这个人是共产党！他不是共产党，岂会跑去学俄文？！”
公路局又有位女职员，一次进厅办事见到了王柏龄。王厅长心情不错，蔼然相对，一副大人物襟怀翩翩的样子。几句话后，很突兀地问道：“你干嘛还不嫁人啊？”对方仓促间答以：“我想先做几年事体。”这只是泛泛的一句答复，王柏龄情绪激动，又突然间暴跳如雷，拍桌子怒骂一通，女职员吓得抱头鼠窜，实在搞不清是何缘由。第二天会餐时，王厅长拿这个鲜活的素材作为5分钟训话主题，原来，他认为：“女人还想做啥事体？男女混杂一起做事?我们岂非跟共产党一样啦！”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以后花瓶要少摆！”受训者面面相觑。
王柏龄虽是建设厅厅长，但他不懂建设，也不热心建设。执政期间除了竭力宣传反共外，主要的精力用来和民政厅厅长缪斌争权夺利。
缪斌，绰号小道士。据说是因为他少年时期真的曾做过道士，此人后来做到了考试院副院长，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枪毙。民国时民政厅厅长权力很大，超然于各厅之上，其职权之一，就是甄选委任省内各个县份之县长、公安局长。王柏龄虽然也只是个厅长，但却拥有中央委员的顶戴，以此傲视群僚，常常不管不顾地擅自授受、发展自己人为县长。省主席钮永建是个无所作为的老实头，凡事睁只眼闭只眼。但缪斌却非新晋小辈，资格也很深，对此十分气愤，在暗自搜集倒王的材料，终于抓住一个机会：
王柏龄的亲信，丹阳县公安局长张邦辅捉拿了五名“共党分子”要枪毙，其中一人为当地富家子，临刑之即，其父筹措出1000元银洋赎命。张局长饱受王柏龄熏陶，也是个死硬的反共派。但听到银洋清脆的响声后，便觉得共党分子那么多，放走一个，赤祸也蔓延不到哪里去。然则公告已经贴出，公文已经呈报。如何是好？就想了个古已有之的办法，将另一个在押囚犯捆成个大粽子，嘴上塞进核桃木塞，把这个浑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的“被入党”刑事犯执行枪毙。此事被缪斌门下的丹阳县长侦知，迅速将材料提供给缪，把张邦辅扣押交送民政厅。缪斌和张邦辅其实还有黄埔同学的交谊，但恼恨他投靠王柏龄，准备以其祭刀。而王亦深知如保不住张，这个前任心腹势必反水乱咬。倚着自己的老资格上下关说，一个卖大狱的重案，最终居然以徒刑6个月并直接保外就医不了了之。不过，“经此一役”，王柏龄也不得不向缪斌做出妥协，再不擅自滥发县长、局长的委任状了。
后来时过境迁，抗战期间有人见到这个张邦辅在某女伶家宴饮，居然马刺锃亮，赫然是少将护路司令了，可见“躲过风头，易地为官”的事从不新鲜。
三、荒唐的私生活
1929年，叶楚沧接替老好人钮永建继任江苏省主席。免除了王柏龄的建设厅厅长，保留中委（中央委员）、省委（省政府委员）的空壳，每月支薪而已。没有实力者更看重虚誉,如果谁称呼他王省委，即漠然不悦，改呼王中委，才含笑点头。省委月俸600银元，足够支撑舒适的生活，但对他而言，失去了现任官的种种浮财,便觉有所亏欠。于是频频召集本地富户绅缙来家里打牌赌钱，以此敛财；另外就是家中有人生日，即大张旗鼓邀请地方商会吃酒，收取礼金，后来红白喜事做尽，业务扩展到家族逝去的先人也要过冥寿索礼。中央委员在地方上俨然庞然大物，趋之若鹜者颇有人在，两大支柱产业获利不菲。中委、省委不必坐班,有钱有时间，任凭家中妻妾相对枯坐，终日流连花粉丛中，追捧扬州丁家湾某妓馆的红姑娘素心，颇生出了一番周折。
素心是所谓清吟小班的清倌人，原则上卖笑不卖身。王柏龄自己没有才情，请当时任教育厅厅长的周佛海代拟了一副对联凑趣：“妹妹好比味之素，哥哥只要你的心。”然而自古红粉爱少年，素心妹妹对这个妄想要自己心的老哥哥不过虚与委蛇，方寸之地，全被一个李姓俊秀青年占据。
青楼规矩，大年初一并不接客。王柏龄认为以中央委员位份之尊，没有不可破坏的规矩，携带1000元的过节厚礼，大清早含笑昂然直入素心卧室。素心姑娘还未起床，云鬓蓬松，香肩微寒，旁边躺着李某。王中委嫉海翻波，大闹一场，打电话给扬州县长，诬以共产党之名，把李某赶出本地。素心虽终于委身于他，却愁眉不乐。一日，王中委忽而慨然出资2000元，替素心赎回身子，要她找回李某，明媒正娶。他自己则以义兄身份主持婚礼，邀请宾朋，收到的贺礼大大超过了两千元，尽归己囊。
没多久，素心义妹前来撒娇撒痴，说你做主叫我嫁给了这个人，他又没个正经事体做，混一天吃一天，真是害惨我啦。王柏龄哈哈一笑，立刻打电话给江都建设局局长舒国华，安排李某当了公务员。江都县僻处边隅，李某不能住家，王便常以走亲戚的名义出入其门，有时夜深方走，有时隔宿而出。可知义兄义妹，干爹干女儿，名分不同实质则一也。
王柏龄还另有一段很惨烈的桃色风流。他的外甥也是黄埔学生，混得不如意，挈妇将雏投靠舅父。当时王柏龄还兼着厅长，内举不避亲，立刻安排为护路大队长，长期奔波在外。久而久之，外甥媳妇便被他润物细无声地悄然升了辈分。王柏龄早年丧妻，陆续讨了三房侧室，皆已年老色衰不被问津。一日，甥媳和这三个舅妈不算舅妈，姐妹不似姐妹的妇女环坐院内，各诉苦情，悲从中来，情绪激切下相约一同吞鸦片不再身受煎熬。结果救回来两个，死了两个。甥媳肝肠崩裂，面如青砖，死状最惨。这一轰动全城的惨案因为发生在中委之家，法院不敢过问，又无苦主控诉，不了了之。而王柏龄毫不忏悔，把救活的那两个也赶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很快有个姓包的土财主胆色过人，悍然将女儿嫁给王中委，复馈以丰厚嫁妆。盖有中委女婿作为官方后盾，横行乡里更可肆无忌惮矣。
四、王柏龄和蒋介石
1929年，蒋介石忙着和新崛起的桂系争锋，对各路不安分的西南军阀采取笼络姿态，想起王柏龄早年担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和“云南王”龙云曾有师生名分。支款36万派他远赴南诏，争取云南方面出兵相助中央。王柏龄这次十分稳重，担心学生拿了钱不办事，而学生亦熟悉老师的德性，担心事成后老师昧了钱。以此来回扯皮，相持不下，终于无功而返。蒋介石怒骂其无能，王柏龄不敢作声。回到江苏，却对云南之行津津乐道，回味云土之纯正，又对人自夸龙云以老师之礼敬之，给他弄了一座八台大轿，那轿子高与屋檐并齐，坐起来恍然如在云端，令人飘飘然有皇帝之想。说明“云南王”对他这个老师还是很尊敬的。
西安事变爆发，王柏龄闻说领袖蒙尘，忠党爱国之气自胸襟勃发而出，跑到财政厅索取了两千元经费，说是要单枪匹马搞营救。跑到洛阳，不敢踏入陕西一步，滞留在这牡丹之城观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王柏龄是中央委员，也有资格在机场恭迎委员长归来。他对人炫耀：“委员长一下飞机，第一个就同我王柏龄握手。”听者暗笑，心知即便真的第一个握手的就是他王柏龄，也只能说明刚刚脱险的蒋介石昏头胀脑，根本就顾不得拉手的是张三还是李四啦。
未几，王柏龄怀着蒙受领袖第一个握手的那股莫名兴奋，自行跑到南京中央党部，跟在陈立夫屁股后面晃进蒋介石的总裁办公室，尚未来得及表抒一腔忠爱之情，便被蒋介石劈头一通训斥，黑天黑地地踉跄退出。此后蒋之侍从人员加强戒备，即便是中央委员一级人物，无预约也绝不能任意出入。不过，蒋介石念及王柏龄元老身份，政治上又从未有过反蒋经历，毕竟属于自己人，终身为他保留着中央委员的名义。
针对王柏龄的云南之行，在王柏龄之子王德模先生回忆文章中，提供另外一个说法：王柏龄离滇后到南京复命，蒋介石奖励有加，许以上海市长。王即带领各色人马来到十里洋场准备上任。宋美龄母亲宋老太太闻讯发话，说茂如来上海了，怎么不来看看我？王柏龄听说后大怒，“犯了大炮筒脾气”：“她又没把女儿嫁给我，我干嘛要去看她？”老太太很生气，专程跑到南京找蒋委员长告状，于是上海市长告吹。这个孤证似难索解。庆龄、美龄都有国母的资格，宋母可以算中华民国的姥姥。责问不去看她，乃是一种亲近的表示，就算王柏龄天生傲骨不肯受宠若惊，然衡之以人情事理，实无发怒的缘由。况且，自云南无功而返，何以反被委以重任？仅仅是口头“许以上海市长”，他就径直跑去准备接任？两人之间的隔空对话又是谁在传递?至于国姥南京告状，柏龄上海丢官云云，更似富含故事色彩的想象。实话说，以王的地位及和蒋宋间的渊源，根本不够格劳烦人家跑到南京告状。
▲孙中山与王柏龄（后排右一）、蒋介石、何应钦合影
王德模先生又回忆“困居成都期间，蒋介石想请父亲当贵州省主席，后改任侍从室主任，王柏龄怒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要我给他当副官头子，辞而不就”。按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绝非等闲职位，大概属于部长职级，能量影响却远甚政府部长，任何一任侍从主任都是响当当的角色。王柏龄连厅长都愿意“屈就”，却对侍从主任不屑一顾，很难解释通。王先生文中还提出，王柏龄在军事教育界和蒋百里先生齐名，人称南王北蒋。求诸于史料，倒确实有此一说，不过亦有黄埔同学回忆：“在军校中有两个不受欢迎的教官，一个是政治部副部长邵元冲，把这个当官儿去做，架子最大，对学生演讲空疏无物，人称‘催眠术教官’，另一个就是王柏龄，对革命在思想感情上是疏远的，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右派头目之一，也是学生最讨厌的人。”
现在看来，在军事教育领域，蒋百里一生的成就和影响，远非王柏龄所堪比肩。
五、理政一瞥
1934年，陈果夫主持苏政，因官路狭窄而赶道之人过多，对所有县长重新甄别录用，各厅厅长及省委为甄审委员。王柏龄没有实职，让他当了委员长。各县拟委任的县长，首先要经过面试一关。别的委员他们不怎么怕，譬如财政厅厅长无非问问你对当前苏省财政有何看法？教育厅厅长无非问问你对当前苏省教育有何建议？唯独王柏龄光杆委员一个，所提问题天南海北，漫无章法，难以押题。大约是长期仕途蹉跎，他总带着点扭曲的心态，使人难以应对。是以这些准县长们抽中王中委的签，先就觉得大触霉头，事情不妙。
一次，某县长接受王柏龄甄别，此人面无四两肉，眼珠浑浊，黄瘦干枯。王柏龄心中有数，笑嘻嘻地问道：“你一天大概二两烟土足够了吧。”这人察觉到大事不妙，慌忙抵赖：“报告省委，我并不敢吸鸦片！”他不懂得以省委称呼已触其恶，更兼公然撒谎，王柏龄愤然大怒，拍着桌子斥骂一通，当场罢免。事实上也确实没冤枉他，要问何以王柏龄眼光如此锐利？只因为中委自家也同样深染阿芙蓉之癖。
又一次，一个外省钻营来的候补县长被王柏龄问道：“假使你荣任县长，地方士绅摆出鸦片烟具邀请你一同香一口，你当如何？”此人为了展示自己的浩然正气，按照官方标准严肃回答：“抽鸦片法不能容，那是非抓不可的！”不料，王中委不知何故，“气得面色铁青，几乎要动手打起来了”，蹦跳着使劲拍桌子，断定他禁烟是假，想敲竹杠是真。候补县长见他突发癫狂，吓得落荒而逃。事后犹心有余悸，跟别人讲：“江苏的官儿当不得呀。”
不过，也有投缘被赏识的，淮阴县长董晓苏，也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此人善于做官，事先备了功课，探知中委本人也是吸食鸦片烟的。装作沉思片刻，回答道：“地方绅士也分三六九等，倘是土豪劣绅，那么县长根本不必跟他往来，如果是守法的正绅，他吸烟必定是积年痼疾，不同吸也就是了。以稳定地方为第一，不必胡乱抓人。”王中委听罢又伸出手掌去拍桌子，不过这次乃击节称是，对这番对答居然很欣赏。这个董晓苏后来当到了财政厅厅长。
六、晚年潦倒困顿
抗战爆发后，江苏省沦为敌占区，王柏龄尚能爱惜羽毛，不肯下水做汉奸，随同省政府一起流亡后方，房屋田亩等不动产都随战乱丧失，自汉口辗转昆明、重庆、成都，黄金散尽，华发飘萧，饱受颠沛流离、风尘困顿之苦。加之长期沉沦下僚，心中苦闷，虽顶戴着中央委员头衔，思想上却藉宗教开导解脱，拜苏州印光法师为师，沉溺于佛学微言大义的辩难、顿悟。
晚年困居成都无所事事，更以佛法为寄托，几乎脱离了政界，每日看一卷菩提经，讲一段渔樵话而已。财政厅厅长赵棣华念及同为扬州老乡，每月仍从省财政发给他600元干薪，这笔款子在两三年前还很丰厚，战乱中却只堪温饱，客居中身体也逐渐衰弱下来，1942年春天，病逝于松柏森森的锦官城，身后坛坟冷落，反响寥寥。抗战胜利，一干扬州籍的官僚想起他来，准备开一个追思会纪念。但一拖再拖之下，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于是各谋稻梁，无人再提。国民党政权“转进”台湾之初人慌马乱百业俱废，很多高官阶级都生活不易，谁还想得起来一个故世的中央委员？王柏龄终于模糊成一个过时的历史人物。
唯把他挂在嘴边的故人，是原江都县建设局局长舒国华。当年王柏龄安插李某供职江都建设局，一年后，这个李某卷了3600元公款，偕带素心逃匿。王柏龄翻脸不认，板起公事公办的面孔，严厉追究舒国华责任。舒氏变卖一栋房屋的祖产才还清亏空，还被撤了职。解放后他也辗转赴台，每遇故旧就念叨起自己这段陈年惨痛史。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