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老资格的“海龟”，早年学习海军，留学英国，学贯中西。他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归国后，一直在文教界发展，除了短暂在新闻界、实业界、政界呆过，大部分时间在学术界谋生。他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俄文馆、京师大学堂（即北大前身）、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安徽师范学堂教书谋生，其最高职务是北京大学校长，就是这个职务也没做多久就被教育部辞退了。那么，这个才高八斗的启蒙大师，为何终生郁郁不得志呢？
▲严复
首先，严复早期仕途不顺，是因为他运气不好，遇到官场一个常见的问题——位子被人占着，一时间空不出来。是谁延误了严复的升迁之路，让他在北洋水师学堂坐了十几年冷板凳？首先是，他的直接领导吕耀斗找不到新的位置。吕耀斗生于1828年，江苏阳湖（今常州）人。18岁中举人，22岁考中进士，与徐桐、俞樾同年。然而，他仕途不顺，到1875年才熬到文渊阁校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闲职。1877年赴左宗棠军营服务，不久升为道员。1880年，他以道员分派直隶省试用。1884年，经人推荐，交军机处存记。1886年，交内阁验看后，才被李鸿章安排到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校长），到此时，他考取进士已经36年了。论资历，他考取进士时，严复还没出生，苦熬多年，才在日暮途穷之时当上学堂的总办。公道地说，位子让这样的前辈占着，严复不好说什么。严复要升迁，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将吕耀斗放实缺，或者平调另外差使；二是新式学堂或机器局，历来担任总办的，都是候补道，严复也必须升迁为道员。对于吕耀斗这样官场老人而言，调动其职务要谨慎考虑到他的主观感受，和官场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其中道理，古今皆然。操作第二个条件，则要严复具备晋升条件，他考不上举人，1888年捐了个同知，李鸿章不久就提拔他为知府。吕耀斗要漫长地等待，严复同样要等待，这是官场规矩，不会因人而异。最后，还是李鸿章奏报严复以道员遇缺先用。到1893年底，终于为吕耀斗安排了新职位，让严复做了学堂总办。那一年，严复40岁，做了北洋水师学堂校长。
其次，严复性格“狂傲矜张”，是个典型的愤青。严复智商很高，但12岁便失去了父亲，进的又是洋学堂，对于中国传统的为人处世的潜规则，不能不有所欠缺。在严复留学英国时期，公使郭嵩焘对严复的才气寄予厚望，但也看到了他性格太涉狂易的弱点。1879年8月，已经回到湖南老家的郭嵩焘读到亲戚曾纪泽的出使日记，其中如此批评郭嵩焘：“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郭嵩焘表示赞同他的看法，认为那些话虽然有攻击的成分，但还是实事求是的。
严复去天津，进北洋水师学堂，是李鸿章亲自过问，向福州船政学堂要的。从当时情况来看，最初的李鸿章对他是很赏识的。而且，严复初到学堂时，李鸿章对他比较关心，亲自写信给学堂总办安排他的工作，在他准备回家探亲的时候，又亲自批准他预领两个月的薪水。李鸿章曾经向严复透露过，要收他为弟子的意思，而被傲慢的严复拒绝了。众所周知，做李鸿章这个封疆大吏的弟子，那是许多举人、进士都不敢奢望的。
严复刚到北洋水师学堂时，可谓意气风发，留学归国，要好好干出一番事业。但面对官场和国家现实，难免有种种不平和感慨。因此，他极喜议论时事，发牢骚。酒酣耳热，对满座同事，他快意当前，无法自制，尤其喜欢讥讽当权者，以表明他的风骨气概，听到的惊讶得吐舌头，他的“愤青”名声由此传开了。在英国的见识和经历，让严复很容易看到李鸿章富强纲领的缺陷所在，对顶头上司的路线方针，必然有很多异议。而且，严复的不满之情常常溢于言表，这就不能不影响李鸿章对他的看法了。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因为李鸿章讨厌严复激进的愤青言论，加上他怀疑严复参与了借《中法简明条约》（即《李福协议》，1884年5月，李鸿章被德国人璀琳所骗，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来攻击他的阴谋。从此，李鸿章逐渐疏远了严复，严复也干脆疏远了李鸿章，从此他失去了一个过硬的保护伞。有道是，做官没工夫，全靠天线粗。失去天线的严复，从此仕途艰难了。
无论哪一个时代，用人都有一些或隐或明的规则。领导不喜欢过于世故的滑头，也不赞赏狂傲或犀利激烈的愤青。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是中国官场必要的修养。谦逊和庄重又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而严复缺少这些。
再次，严复私德不检点，有抽鸦片等恶习。由于时代的局限与官场腐败恶浊氛围的影响，青年严复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严复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染上重病，晚年加剧。1920年，也是他病逝的前一年，严复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这年初，因吸食鸦片引起的哮喘病和心肺病，导致他痛苦不堪，病倒多日，不得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遵医嘱暂停吸食鸦片的恶习，由于久食成瘾，一时难以戒除。严复为此体质下降，疾病缠身，困厄一生，痛苦不堪。
吸毒给他一生留下最坏的名声，更影响了他的仕途。从现有史料分析，严复早在19世纪80年代便染上鸦片毒瘾。严复生于1854年1月，1879年（光绪五年）从英国留学归国。不久，他就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先任总教习（教务主任）、总办（校长）。这时期，严复正是30岁左右的壮年，正是他年富力强，发奋有为的时期，却不幸染上鸦片毒瘾。当时外界传说，严复寓所卧榻的后面是地铺，他常常卧在地上抽鸦片，以榻帐为烟幕。后来此事传到他的顶头上司李鸿章耳朵里。约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李鸿章对严复规劝道：“你这样优秀的人才，抽鸦片岂不可惜！以后希望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想办法戒掉鸦片。”严复听了十分感动，在这年他写信给他堂弟严观澜，特意提到这件事情，说：“我抽烟的事情，中堂大人也知道了。”他在转述了李鸿章对他的规劝后，感叹道：“中堂大人真是太感人了。”然而严复并未戒掉烟瘾，反而一日三遍，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一等的好烟膏，其书信中多有嘱咐妻子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严复的日记、书信中，可常常找到他继续吸食鸦片的记载。如在1916年1月9日（农历乙卯年十二月初五）这天，严复在日记中用英文记载：two pipes in the aftemoon.意思是“午后吸食两筒烟”——看来严复吸食鸦片的量与烟瘾已经是相当大了。他吸毒一直持续到老年。1919年他曾说，老年人不再吸鸦片，筋肉酸楚，无法忍受，夜间不吃安眠药无法入睡。哎，太痛苦了。可恨我早日不知道此物的毒害，导致有此麻烦，如果我早知道它的害处，就算是仙丹，我也不会接近它。告诉世界上一切男女老少，千万不可以抽鸦片，鸦片是世界上最恶毒的魔鬼。如果要我控诉其罪恶，我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这是严复发自肺腑的沉痛感慨。实际上，他在安徽高等学堂受到攻击和教育部的逼迫辞去北大校长，吸毒均为理由之一。
▲严复译作《天演论》
无法克服自身的欲望，已经和中国禁欲主义传统道德相违背了，很难为“道统”所容，何况严复除了吸毒的恶习，还有嗜赌、占卜、吃花酒的恶习。在清末官场，私德不严者大有人在，而严复本身因为思想“离经叛道”不为当权者所容，其私德正成他人压制打击他的把柄。
就算有人赏识他，要提拔他也很难。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毅力、自制力、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如何能托以重任？面对无法戒掉毒瘾的严复，诸如李鸿章这样的赏识者也只有摇头叹息，不能不由此看低他三分了。人的一生中，前途也好，命运也罢，有时候往往毁于一些小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看法和评价，也常常不作全面的衡量，仅凭一些小事即可顿生敬重或鄙夷。何况，抽大烟而无力戒掉，已经不是很小的事了。所以，虽然郭嵩焘对他有“才堪大用”的评价，看来他真的看错了。仅从抽鸦片一事，李鸿章足以得出与郭嵩焘完全不同的评价。事隔百年，我们冷眼回顾严复，全面考察，严复也的确是不堪重任。他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却没有任事的肩膀，缺少坚强的意志和博大的胸怀。
最后，时代狭窄的原因。时代越狭窄，严复充满偶然和舛错的命运越是必然，时代越宽阔，他的灵魂也许会越舒展。那个时代，忌才者多，爱才者少，存在一种扼杀精英的机制。严复名满天下，但一生未能尽用其才，只能借翻译叙述，发发牢骚排遣胸中愤懑不平之气，传之于后世。或许，只有一个充分开放、足够专业化的未来国度，可以接纳和安顿严复那芬芳悱恻的性灵。
当然，严复官场不顺也许不是坏事，如果他仕途顺畅，中国官场只不过多了一个庸碌的官僚，而少了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翻译家。正因为仕途不得志，严复才有时间读书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他后来翻译的那些著作，如《国富论》《社会学研究》，大多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坐冷板凳时所攻读的。此所谓，愤怒出诗人，失意成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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