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他，多才多艺，书法、绘画、音乐、戏曲、金石篆刻样样都精通，堪称党内才子。他对《国际歌》中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比他大十八岁的鲁迅视他为知己，并题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语送给他。并说他的论文尤其好，皇皇大论在国内没有第二人。毛泽东曾说，如果他在，领导延安文艺运动该有多好。
他是谁？他就是我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
政见分歧，由来已久
1926年一二月间，瞿秋白就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写了近二十篇理论文章。他毫不妥协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不会“天然”地落在无产阶级手中。稍后，他又在病榻上写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文，明确指出正确领导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应是当务之急。
8月，瞿秋白写成《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批评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指出“革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然而，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指导下，仍然对国民党右派一再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于是，瞿秋白和党内部分同志不得不用各自的方式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1926年12月汉口特别会议以后，瞿秋白同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领导权和农民问题方面的分歧和争论逐渐表面化。
1927年2月，瞿秋白又用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长文，出于维护党的领袖权威的考虑，文中只点了彭述之的名，称之为“彭述之主义”。这篇7.6万字的文章，就是成为中共五大上一颗炮弹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一个月后，瞿秋白奉命从上海来到武汉。这是他故地重游。当他踏上江汉关码头时，这里已不再是英国租界了！此时的武汉已是大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已迁到武汉，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也陆续来到武汉。瞿秋白到武汉以后，一方面参与中共五大的筹备工作，一方面担任中宣部部长，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并将那本在上海写成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油印成册。
瞿秋白质问：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中共五大的第二天，当代表们走进会场时，发现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放了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瞿秋白著”几个字。他在这本小册子中，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党如果不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的话，那么，“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该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义，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
瞿秋白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公开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就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了革命的胜利！”
瞿秋白为什么不是正面向大会提交报告，而是个人散发呢？原来在中央讨论起草陈独秀报告的会议上，瞿秋白与陈独秀、彭述之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问题看法分歧，发生了激烈争论。瞿秋白的主张一再遭到陈独秀的反驳，彭述之随声附和的发言则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瞿秋白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将已经印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散发到会场。
据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的题目吸引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代表恽代英笑着对她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但是，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据陆定一回忆道：“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不让代表们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
名讨彭述之，剑指陈独秀
当瞿秋白泰然自若地走进会场时，看到怒气冲冲的彭述之正重重地拍打着他的小册子，愤激地说：“这是见了鬼！”瞿秋白当然理解彭述之的冲动，因为这本小册子点了彭述之的名，把他的主张称为“彭述之主义”。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使革命毁于一旦；一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使革命走向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彭述之虽然也说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却认为这种领导权是“天然”的。因为他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认为“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既是“天然”领导者，自然不用去力争领导权。
针对彭述之的论点，瞿秋白辛辣地反驳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小组会上，彭述之针对瞿秋白的论述不无讽刺地说：“我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若有若无的鬼！”瞿秋白立即反驳：“不管如何，彭述之在客观上还是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不是人，而是若有若无的鬼。既然前提定了，那我们就得正视现实，当前革命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作记录的羊牧之看见瞿秋白脸色雪白，但声调高昂地质问：“我们党内就有那么像彭述之那样的人，只知和鬼联合，而反对和人——和广大工农群众联合，把中国革命领导权双手捧给鬼，这才真是见了鬼！”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右四）
彭述之主张“抑制农村阶级斗争”，“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瞿秋白针锋相对，在小册子中明确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在小册子的最后一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指出这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化身，因为群众和革命如此教训我们：如果再不明白地公开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所以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如今病还浅，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还可以治好！为医治起见，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瞿秋白对彭述之的批评，得到党内不少同志赞同。据陆定一回忆：“彭述之也在大会上发言，几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他没有讲多久，就垂头丧气地从讲台上下来了。”李维汉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在党的五大上，秋白把小册子散发给出席大会的代表团。我也得到了一本。小册子指名批的是彭述之，实际上批的是陈独秀，因为这两个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我和湖南代表团的同志表示赞同秋白的观点。”
激烈的碰撞，民主的舞台
中共五大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局部失败，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召开的。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极为复杂的形势，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大会代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除瞿秋白以外，向陈独秀的报告开炮的还有蔡和森、任弼时、谭平山、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维经斯基等人。蔡和森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3月20日及4月12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以团中央书记身份出席中共五大的任弼时，则批评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据史料记载，当时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据会议记录，4月30日有谭平山等3位代表发言，5月2—3日，有彭述之、蔡和森、林钧、张国焘、维经斯基、李维汉、张太雷等13位代表发言，5月4日有陈独秀、谭平山等代表发言，5月5日有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等7位代表发言。除大会讨论外，还多次组织各个委员会，就组织问题、修改党章问题、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问题进行分组讨论。
大会讨论期间，争论非常激烈。据五大工作人员羊牧之回忆：小组讨论时，太雷、秋白、弼时、述之等在一个小组，讨论非常激烈。别人发言，太雷亦发言：我们北伐军本来是几经激战，一路顺利，谁知道蒋介石到达江苏后立即与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马上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蒋之所以敢如此，我们大家固有责任，但主要责任是我党领导者不得辞其咎。
述之辩论说：蒋介石事变，应与我党一贯政策分开，国共合作是我党的一贯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为国际所指示，大家所公认，无可厚非。请问没有合作，哪有北伐的胜利？太雷辩曰：合作固然必要，但合作又应与政策分开，不能因为合作，就把党的政策右倾，如不要搞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过火，工人不准武装，一切迁就国民党以图合法生存等等，请问这还有什么共产党？还有什么无产阶级？
以上羊牧之的回忆情景，只是中共五大的一个缩影。同前几次代表大会相比，五大更像是一次充满理论色彩的研讨会。从陈独秀在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报告中侃侃而谈，到罗易在会上连篇累牍、滔滔不绝的讲话，从外表文弱的瞿秋白在会上以公开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一惊人之举，率先拉开争论的序幕再到慷慨激昂的蔡和森、风华正茂的任弼时、意气风发的张太雷等人不约而同地向“老头子”陈独秀“开火”，以及几十名代表争先恐后地踊跃发言，整个会场上论战的火药味，丝毫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
出人意料的是，因倔强孤傲、性烈如火而被马林称为“火山”的陈独秀，在大会上面对党内如潮水般的批评指责，却没有激烈地反驳与辩解，几乎成了一座“死火山”。
这种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其实就是党内民主的集中表现。中共五大围绕无产阶级领导权、土地革命、革命发展战略方向、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国共两党关系等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并非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口舌之争。这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君子之争，正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种艰难探索。大会对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右倾错误进行公开批评，为党内民主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这种思想上激烈的碰撞，揭开了党内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序幕，为八七会议及其以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这一点来说，瞿秋白功不可没。
1927年5月9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结束。6月3日，瞿秋白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并且主持了后来的八七会议，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位最高领导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我之前我们有五朝领袖，第一个陈独秀，第二个瞿秋白”。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17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