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任可澄对贵州的贡献--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任可澄是贵州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亦是一个教育家、大学者。在其丰富多彩的人生中，不难看出任可澄与清末民初贵州重大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起到关键作用。从中亦可折射出一个士大夫在历史大变局中的进取、迷惘到笃定的心路历程……

任可澄，字志清，晚号匏叟，光绪四年（1878年）诞生于贵州安顺府普定县一书香仕宦人家。祖父任焕奎，官至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县令。父任毓桢，中过举人。任可澄自幼承祖父教诲，好学聪敏，年岁稍长，进入县学攻读经史。之后，其家落籍贵阳。

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底，任可澄以成绩优良得补“廪生”。在此期间，他注视维新派人士的政见和动向，并涉猎西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书籍；他十分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认为渐进式的议会民主是拯救中国唯一有效的办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可澄参加乡试中举，次年参加礼部考试，授内阁中书一职。然而内阁中书仅是衙门中书写公文的小吏，与其情趣、抱负大相径庭，因此郁郁寡欢，不能自已。恰逢此时丁忧，他便返回故里。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推行新政，应贵州巡抚岑春煊之聘，任可澄出任贵州学务处参议，与退休官员赵以炯、内阁中书唐尔镛（严修弟子）管理学务。这是其从事教育事业的开始。

任可澄十分赞同李端棻在戊戌变法前上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及梁启超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的救亡理念。鉴于贵州文教落后的状况，为此他倾注心力，与志士仁人一起投身于教育事业中去。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任可澄与唐尔镛、徐天叙在省城贵阳开办师范传习所，招收各县生员入学，旨在培训中师教习。该所开办后，培养了两期毕业学生，为早期贵阳近代小学教育提供了师资。

传习所结束后，得到贵州巡抚林绍年的批准，任可澄又与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何麟书等将原北书院（地处雪涯洞）的贵阳府中学堂改建，向各地招收学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校正式开学，任可澄等感到校园地方狭小，无多大发展，又在南明河对岸新建校舍。新校竣工后，屋宇宏敞，教学设施齐备，经林绍年批准，易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为了更好地利用原有的教学设施，任可澄等又在雪涯洞旧址开办优级师范选科，继续培养中师人才。

宣统二年（1910年）各省咨议局与总督、巡抚纷纷请愿立即召开国会，任可澄与华之鸿、陈廷棻创办宪群法政学堂，内分政治、法律系，以培养政法人才，为推行新政作准备。

民国初年，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易名为南明中学。昔日人们所说的南明四校：即通省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宪群法政学堂和南明中学。这就是今天贵阳一中的前身。

任可澄

自南明四校创办以来，数十年间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从该校毕业的学生，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活跃在华夏和贵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舞台上。在护国战争、护法之役、抗日烽火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无不活跃着南明学子的身影……

宣统元年（1909年），继唐尔镛之后，任可澄任贵州宪政预备会领导人，兼贵州教育会会长。时值清廷准备立宪，推行新政，为了使“君主立宪”的主张深得人心，任可澄等召集黔中士人，分班学习宪政，然后“分派各县传习，作为君主立宪的准备”。

武昌起义爆发后，宪政预备会与自治学社一度携手合作，组成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正院长一职由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就任；任可澄任枢密院副院长，负责赞画军事、指导民政方面的事宜。然而在军政府成立之日起，宪政派与自治派的矛盾日趋激烈，最终兵戎相见，酿成悲剧。

民国元年初，贵阳发生“二·二事件”，宪政派发动政变，随后任可澄、刘显世等人改组军政府，以贵州“哥老会林立，省垣秩序日趋混乱”为由，吁请云南都督蔡锷派兵假道入黔，“代定黔乱”。蔡锷应其请求，派唐继尧率滇军入黔，镇压了自治派，颠覆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另组以唐继尧为临时都督的新政权。在这次“滇军入黔”的事件中，任可澄与刘显世是主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他俩后来被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始，任可澄相继出任黔东观察使、贵州镇远道道尹、云南巡按使。民国四年（1915年）年底，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不久蔡锷被软禁的消息传到云南。作为一位坚定的宪政派人士，任可澄对袁世凯的复辟称帝深恶痛绝，在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斗争中，他不顾身家性命，勇于站出来与帝制抗争，他曾三次与唐继尧召集中下级军官密谋倒袁。

是年十一月，在陈国祥、戴戡的援救下，蔡锷逃出北京，赴天津参加护国倒袁的“天津会议”，之后转道日本返回云南。蔡锷返滇的消息鼓舞了云南军民的斗志。

十二月十三日，当袁世凯宣誓承受帝位，接受百官朝贺时，次日就收到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立下明令取消帝制之议”的电文。对正在登极的袁世凯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棒喝，受惊不小。

在其后的几天中，任可澄积极参与了蔡锷、李烈钧等主持的两次护国讨袁大会和主要领导者的歃血盟誓。二十三日，任可澄与唐继尧联名发出“漾电”，要求袁世凯“废除帝制”，严惩帝制祸首，并草拟了大量的讨袁檄文和文告。其文辞慷慨激昂，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揭示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恶行径及护国运动的重大意义，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护国军将士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在《讨袁檄文》中，任可澄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豪情喷薄而出，其中“成则为少康（夏启之子）一旅之兴夏，败则为田横五百壮士之殉节”之句，令人读后热血沸腾，心潮如涌。

任可澄在护国运动中的作为和贡献，无疑在其政治生涯占据重要的地位，亦是其人生的华彩乐章。袁世凯的复辟美梦破灭后，任可澄先后出任云南省省长（未就职）、贵州省临时省长等职。

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以来，修志之风日盛，二百余年间，共修方志七十余部。清朝建立后，贵州的方志多达一百九十五部。然而从乾隆六年（1741年）至清朝灭亡的一百七十年间，无人修过《贵州通志》，这段历史成了空白。任可澄有感于斯，痛感这些年来，自己忙于政治，无暇顾及修志之事，总想等到将来有机会时再完成夙愿。加之这些年来，自己对政治有了清醒的认识，使他有了退而著述的念头。

贵阳府学所在地文庙，亦称府学宫

民国八年（1919年），任可澄邀约贵州才人杨恩元、王蔬农、李祖峰、聂延祜等人，共同倡议续修《贵州通志》。得到省府同意后，他出任总纂，其余人任分纂。次年，贵州发生“民九事变”，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因支持广东护法政府而迫使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下野。这场外甥夺舅父权力的事件对任可澄震撼极大，使他对政治的冷酷无情产生了幻灭感。

“民九事变”后，刘显世避祸昆明，王文华因避嫌疑而托词在上海养病不归。在省府无人负责政务的状况下，社会各界一致推举任可澄为临时省长。这时任可澄对权位已无栈恋之心，在三次咨请省议会电邀王文华入黔执政失败后，他挂冠而去，闭门著述。

全身而退并非易事，任可澄纂修志书的工作亦因摆脱不了各种政治势力的笼络而中途几次打断。民国十四年（1925年）初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之间，任可澄重返政坛，参加过临时执政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当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杜锡圭内阁及顾维钧内阁的教育总长。此时他对政治已厌倦，加之生活亦不惬意，便有辞职返里、重温修志旧梦之意。据其长子任泰所撰的《任公志清事略》所云：任可澄“僦居北（京）城冷巷，日惟摩挲故纸自娱，仅赖及门人资济，常时不给，至于鬻及几案”。

离别北京官场，返回故乡贵阳，任可澄感到身心愉悦，精力充沛，于是投入到修志工作中。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间，为征集文献，他亲赴贵州息烽、关岭等地。之后又因贵州政局混乱，无奈携稿赴苏州僻地继续写作。

国民党统治贵州后，蒋介石曾因省主席吴忠信办事不力，不得人心，一度想起用任可澄来稳定黔省局势，后因应付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反蒋势力，蒋临时任命他为重庆行营主任兼云贵监察区监察使。任期届满后，任可澄居住昆明西山侧，潜心著述，完成《贵州通志·前事志》。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他将多年来付诸心血所写成的文稿带回贵阳付印。

《贵州通志·前事志》，字数约占全书七百余万字的三分之一，上起殷商，下迄清末，上下两千余年，然而条分缕析，一目了然，显出撰写者深厚的功力；对于事同而文异的资料，任可澄多采取骈列模式，让读者见仁见智，择优选用；有关建置沿革、山川河流、土官土民等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他一一详加考订，写成专章，或加上按语，大胜以前诸志。其中《鬼方考》《牂牁江考证》《土民总说》《贵州考》诸篇，均系任可澄精心论著，历来被史家所推重，被誉为“补史之缺，参史之错”的佳作。《贵州通志》被治史者认为是民国年间史学价值极高的通志巨著。

在总纂《贵州通志》的同时，为了保护黔人旧作不再散失，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任可澄又从事另一项极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编印《黔南丛书》。为此，他四处收罗，多方征集，日积月累，收获颇多，先后编印出版《黔南丛书》七十册，内容包括经学、舆地纪行、风土考证、诗词、史实杂记、文类、小学音韵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