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革命妈妈郝元果

微子镇，潞城四大古镇之一，既是潞城东半县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又是上党通往河北、河南的交通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潞城后，为了达到其长期占领晋东南之目的，最先在微子镇设立据点，四处“扫荡”，疯狂地残害我抗日工作人员和当地老百姓。整个抗战期间，潞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动并领导当地群众，与日寇汉奸展开了殊死搏斗，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微子镇贾街村的贫苦寡妇郝元果就是其中之一。她为革命出生入死，探敌情，送情报，救同志，除汉奸，成为当时传奇式的英雄。

鱼水深情

郝元果的娘家在微子镇贾街村，家庭出身贫寒，性格倔强，在她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9个月丈夫就病死了。苦难和不幸一下子落在了这位还未满而立之年的贫苦妇女身上。好在郝元果从小就养成一种坚毅的性格，她把泪水咽进肚里，提篮小卖，含辛茹苦，硬是拉扯着一双儿女苦挣苦扎，艰苦度日。

1938年，日寇第一次侵占潞城后，鬼子汉奸横行乡里，残害无辜。郝元果不得不带着儿女离乡背井，四处躲藏。当逃难到黎城时，她与儿子失散。儿子不幸落入河中，多亏八路军救出，才免了一死。后来，几经周折，母子才得以团圆。郝元果恨透了这个世道，恨透了那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鬼子汉奸；万分感激救国救民、除暴安良的八路军。回家后，郝元果便积极主动地与活动在当地的革命组织中的同志接触。经过这些抗日工作人员的宣传教育，又受到他们舍生忘死为民除害的行动感染，郝元果更深刻地意识到只有起来反抗，除掉那些恶魔，才能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于是她很快地成了地下组织的秘密情报员，她的家，也就成为抗日政府、敌工站、新一旅、区干队等抗日组织的秘密联络点。郝元果办事稳妥，同志们非常信赖她；她也把同志们当亲人看待。同志们饿了，她就把家里仅有的粮食拿出来给同志们做饭吃；同志们的衣服破了脏了，她就连夜为他们缝洗。

为了便于工作，以防敌人怀疑，郝元果不怕受连累，对外谎称到她家来的同志是自己的亲戚。共产党员、县妇救会干部张玉秀，本名叫郑巧鸣，河南沁阳县人，她到这里工作后，郝元果收她为干女儿，并改名换姓，与自己的女儿张秀兰结成干姊妹。县公安局干部邢正南，也认郝元果为“干娘”。同志们把她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那年秋天，女扮男装的张玉秀在漫流河一带组织发动妇女工作时，被敌人抓走。郝元果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赶往县城探听情况。当她得知张玉秀已被押往长治时，真是心急如焚。玉秀是革命干部，她的被捕，对革命工作有很大损失，再说，玉秀又是自己的干女儿。如果不马上把她营救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郝元果东奔西走，她在伪警察所找到一个同乡的警察张富国，求他从中说合通融。同时变卖了自己家中仅有的一个柜子，给那些见钱眼开的家伙们送礼，让他们为自己帮忙。

在郝元果的积极奔走和抗日组织的资助下，张玉秀终于获释。

张玉秀在被捕期间，由于受刑过重，不能走动，郝元果就把她藏在自己家的里窑内，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熬汤煎药，精心护理，并把家里仅有的细粮做给玉秀吃。而她自己的儿女却吃糠咽菜，忍饥挨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张玉秀很快恢复了健康。临别那天，张玉秀禁不住扑到郝元果怀中哭了：“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忠心赤胆

1941年2月15日（正月二十），常村民兵指导员魏国成和民兵张和义二人在新庄村附近袭扰敌人时，不幸被日本鬼子抓去残酷杀害。

正月二十五，正是微子镇古庙会“添仓会”，敌人为了恐吓群众，将两位烈士的头颅挂在了九仙庙门外示众。这九仙庙位于微子镇北头，正处于热闹市区，再加之庙会，这样影响可真不小。为此，县抗日政府立即作出决定：想方设法取回革命者的头颅，给敌人以打击，告慰烈士英灵。命令很快传下来后，郝元果自告奋勇地接受了侦察任务。侦探敌情，对郝元果来说，可谓轻车熟路。她不慌不忙，手提卖货篮子，在人群中一边叫卖，一边侦察，很顺利地掌握了九仙庙附近的岗哨布防情况。入夜，郝元果领着几名区干队员悄没声息地绕过岗哨，取下了革命者的头颅。当时，他们就将两位烈士的遗体埋葬了。

1942年的一天，郝元果又接到了侦察汉奸特务梁豁则行踪的任务。

梁豁则，本名梁东旺，是本县西南山人氏，因上嘴唇上有一明显大豁而得其浑号。他投靠日本鬼子，当上了宪兵队密侦队的班长，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干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有一次跟随日寇到黎城“扫荡”，抓住27名抗日工作人员及无辜群众，亲手用刺刀挑死24人。此人罪大恶极，不除掉不足以平民愤。

郝元果一接到任务，就马上行动。当时的微子镇，开杂货店的，耍猴的，卖艺的，三教九流，样样齐全，每逢集日，人流熙攘。郝元果仍提着她的卖货篮子，东走西窜，时而出现在喧闹的街面上，时而出现在僻静的小巷内。她准确地掌握了梁豁则的出没行踪后，迅速向我抗日组织作了汇报。

我地下党组织根据郝元果提供的情报，立即决定：瞅准时机，除掉这条恶狗。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郝元果带着公安局几名工作人员由三区民兵配合，从贾街村向微子镇方向摸去。当时，微子镇街头戒备森严，在通往微子镇各路口布满了岗哨；巡逻兵荷枪实弹进行巡逻。一旦被发现，不仅整个行动计划会落空，而且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刚到明山坡，便开始匍匐前进。公安局的同志迎着凛冽寒风，屏住呼吸，巧妙地绕过岗哨，摸进了梁豁则居住的大院。透过窗纸，听见梁豁则正在鼾睡。公安局的同志轻轻拨开门闩，一个箭步进去，就将梁豁则捆了起来，郝元果将早准备好的破布塞进了梁豁则口中。就这样，汉奸梁豁则被活捉了。

几天后，我抗日政府在石梁村召开公审大会。汉奸梁豁则罪有应得，被处以极刑。当天夜晚，郝元果巧妙地将梁豁则的人头挂在了九仙庙门外。“为虎作伥、行凶作恶，就是梁豁则的下场！”抗日政府再次对汉奸特务提出了警告。

坚贞不屈

除汉奸，杀鬼子，大煞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昂扬斗志，那些平日里为非作歹的汉奸走狗，更是吓破了胆，缩着肚子不敢出窝。同时，他们也更加警觉地搜寻我地下组织的行踪。将一些无辜群众作为“私通八路”嫌疑，抓起来严刑拷打，企图以此发现他们所要搜寻的线索。

1943年秋，郝元果领着她15岁的儿子张怀德，提着她那只装满“香烟”的杂货篮子，来到微子镇。经过敌人的盘查后，他们进入街市，在噪杂的人群中，她左右一看，便迅速将篮子中的“香烟”向空中撒开。人们纷纷低下头捡烟，可捡起一看，却是抗日政府的传单。当人们再找撒烟人时，她早已消失在人群中了。

就在她离开微子镇时，遇上了一队荷枪的伪军。她忙将儿子推进路边的一个厕所里，自己跑了几步躲到一个巷子里。

伪军过去后，当她到原地寻找儿子时，发现儿子不见了。

原来，儿子张怀德在躲避时正巧遇上了日伪驻微子镇联络站的走狗田丑肉，他认出这个小孩就是郝元果的儿子，便把张怀德抓起来。在警备队，大汉奸申发坤对张怀德威逼利诱，企图通过这个15岁的孩子之口得到我抗日组织的一些蛛丝马迹。殊不知，张怀德虽然年幼，但在妈妈的平时教导下，养成一种机智勇敢的性格。他咬紧牙关，面对凶恶的敌人，一声不吭。

郝元果得知儿子被敌人抓到警备队的消息后，如雷轰顶，心如刀绞。要知道自己的女儿不幸刚死，如今只有这一个九个月上就没了爹的儿子呀！好不容易拉扯这么大，万一有个闪失，可怎办？再说，孩子毕竟还小，万一经不住重刑，泄露了机密，那可怎办？想到这里，郝元果挺身而出，毅然向警备队走去。

郝元果一到警备队，敌人就把她扣留了。特务汉奸先是对郝元果采取诈骗办法，说她如果说出区干队、敌工站、公安局等组织的行踪和人员名单，不仅可以保证她母子平安，而且还能得到一笔赏钱。面对敌人的这种伎俩，郝元果只是嗤之以鼻。敌人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敌人用“红绒被褥”、“灌凉水”、“老虎凳”等酷刑折磨她，她一次次地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泼醒她，再打。她咬紧牙关，甩给敌人的仍是那句话：“我是个穷家妇女，啥也不知道。”

一次次审讯，一次次拷打，敌人依然得不到郝元果一句口供。敌人黔驴技穷，没了招数。

郝元果被捕后，我抗日政府便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工作。而那些汉奸特务，本是些见钱眼开的乌合之众，于是，当他们各自得到一笔钱财后，也就顺水推舟，将关押了十多天的郝元果释放了。

郝元果被释放后，依然象过去一样，继续为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抗战结束。

1958年，当地党和政府为了宣传郝元果的事迹，由上党戏剧院落子剧团编出一本以郝元果为原型的现代剧本《路口英雄》，在上党地区以及太原、北京等地巡回演出。剧中武大妈的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文革前”，省、县报刊都曾登载过她的革命事迹。她的干女儿和干儿子们也都曾从外地回来接她到京津等大城市过舒坦日子，但她都一一谢绝了。在她的有生之年，从未向党和政府伸手要这要那，总是那样辛勤耕织，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做着利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情。1970年，这位革命的老妈妈悄然离开了人世，终年76岁！

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位革命的老妈妈！

（ 任云祥，原潞城市进修校校长　

李刘晋，潞城市教育局干部

石国平，潞城市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