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882—1982年），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1952年，马寅初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时，听取代表发言。
蒋梦麟（1886－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位北大校长长期不被人注意。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自负的蒋梦麟公开宣称：“我办不好北大，谁能办北大？”蒋梦麟执掌北大时，正是北大经费极为困难时期，在积极筹措经费的同时，蒋梦麟勉励北大教职员工：“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离开大陆后，在台湾的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着说：“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两位人物除了出洋留学、担任北大校长和性格倔强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
▲马寅初（左一）陪同周恩来视察北大
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言论最早可以追述到1920年。马寅初的侄孙、杭州马寅初纪念馆馆员马大成曾说：“1920年他在《新青年》第七卷上发表《计算人口的数学》，这是他第一篇关于人口研究的文章。1929到1932年，他在杭州财务学校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经济学，这期间特别开讲人口问题，设置了6个课时。”195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查开始，普查结果表明，截止1953年7月1日0时为止，中国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估计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万到1300万，增殖率20‰。马寅初对这个结果表示怀疑。因为1953年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政府是在29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十个县进行普查，另有35个县只查1区、2镇、58个乡、9个村，共有人口3018万人，并且这个20‰也是简单地用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来的。为了能获得第一手资料，1954年，已经73岁的马寅初3次到浙江视察，先后深入黄岩、乐清、温州、永嘉、宁波、嵊县等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他发现，虽然各地人口增殖的情况不一样，但最少的也增殖了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0‰。后来，马寅初又去了江西的南昌、建余、九江等地进行调查。每到一个地方，尤其是农村，都有大批孩子会围拢过来看热闹。这个细节引起了马寅初的关注。他发现农村儿童特别多，感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通过近一年的实地调查，马寅初把自己的调查研究写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准备在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但大会上没有几个人对他的研究感兴趣，马寅初只得再等时机。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认为时机到了。1957年3月2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对此给予了肯定。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向北大师生发表了人口问题演讲。就在马寅初向北大师生发表人口演讲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反右”运动开始扩大化了。7月15日，马寅初整理修改后的《新人口论》发表。此时毛泽东受“大跃进”虚假信息的影响，对控制人口的设想也出现了变化：“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名批评了马寅初，说：“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1日康生给北大师生作报告时质问：“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在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恶意挑拨下，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有200余人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批判马寅初。对这些“批判”，马寅初坚持人口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恩来私下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周恩来是马寅初一生敬重的人，但马寅初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梳理后，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好拒绝检讨。”1959年11月，马寅初给《新建设》送去5万余字长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带声明”中，他对1958年以来，尤其是1959年后的批判做了庄严反击：“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但在强大的政治批判下，马寅初不得不于1960年辞去了北大校长一职。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后，并没有停止阐述他的人口理论。1960年3月到10月，他先后参加了十几次政协北京市东城区小组学习会，他在会上表明态度：“我提出人口控制，这是真正的学术问题，但有人却硬把这说成是政治问题，所以，我不服，我要坚持到底。”
无独有偶，马寅初在大陆受批判的同时，台湾的蒋梦麟因为同样提人口问题而受到了围攻与批判。
▲蒋梦麟（前排左三）与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蒋梦麟赴美国留学时，先学的是农业，后来又改为了教育。改学专业的原因，按照蒋梦麟自己的话说是因为“中国既然以农业立国，那么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但“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近代的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那么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如何培育人才呢？”蒋梦麟的前半生为中国教育而忙碌，而后半生则为中国农业复兴而奔波。1948年，南京成立了非政府机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准备在全国开展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以抵制中共在农村的发展。但很快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迁往台湾，在台湾进行农村土地改革。由于坚持公平公正、以农民为主、以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为出发点，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随着台湾农业的复兴，人口也急剧增加。据统计，台湾1958年已超过1000万人。蒋梦麟认为若不克制，十年内台湾将有1500万人，不到1980年，就会增长为2000万人，这会产生严重压力。1951年，蒋梦麟发表《土地问题与人口》一文，率先提出要正视台湾人口急速膨胀问题，但当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为了彻底了解台湾人口状况，蒋梦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自到台湾各地进行实地调查。这或许是民国文人的一大优点：用事实说话。实际上，早在1948年秋天，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推行三七五减租运动，蒋梦麟就亲自陪同几位美国土地专家到四川成都进行实地考察工作。经过长期实地调查后，在1959年4月，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从粮食问题入手，提出要在台湾进行计划生育。认为人口的急剧膨胀，不仅会造成粮食危机，就是对教育与政治也有极大的影响。但在具有浓厚传统思想影响的台湾社会，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传统中国的多子多福，五世同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台湾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势头，兵源成为他们反攻大陆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当蒋梦麟的生育计划提出之后，在台湾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许多人都反对这一主张，指责蒋梦麟的主张违背了孙中山的遗教，认为蒋梦麟的节育观念是“基于个人快乐主义的邪念”，为“主张性交自由而以人为的方法或性交技术以遂其快乐”。一封匿名信警告蒋梦麟：“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面对这些指责、诽谤乃至谩骂，蒋梦麟依然故我，不顾一切，他公开宣称：“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在蒋梦麟的坚持下，在事实面前，台湾当局没有过多干涉这场争论，蒋梦麟的人口计划得以在台湾推行。
▲1961年，蒋梦麟（右一）与夫人徐贤乐女士（右二），好友顾维钧夫妇（左一、左二）合影
我们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从民国过来的这些文人，饱读四书五经，深谙春秋大义，他们对“道”的理解远远跳出了党派的圈圈，他们思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他们为的是华夏子孙未来的发展。由于站得高看得远，因而在斗争中就会重事实讲道理，就会不顾自身安危坚持真理。这应该是马寅初与蒋梦麟最大的共同点，也或许是民国绝大多数文人的共同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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