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全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苏联共产党员。1920年4月，为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在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后，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维经斯基就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维经斯基时年27岁，他除讲俄语外，还识英语、德语，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结识有识之士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后，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在北京开展活动，一面了解中国情况，一面结识中国的先进分子。时值中国报刊公开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使维经斯基受到北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关注。维经斯基则很好地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员的介绍，与李大钊进行了接触。又通过李大钊联络，同各方进步人士举行了形式多样的讨论会，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广交朋友。据当年接触过维经斯基的罗章龙回忆：“他确实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他曾谈到义和团、同盟会人物思想及活动等，又询问‘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他还广泛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和苏俄的各项政策以及法令，使参加会议的人士“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由于维经斯基此行还承担着“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不久，由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赴上海同陈独秀接触，开展革命宣传。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有着数量众多的工人，又聚集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具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先天优势，自然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最佳地点。维经斯基在上海先后会见了当时宣传过社会主义的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时事周报》负责人张东荪等人，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李达回忆说：“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创建革命组织
经过考察了解后，维经斯基决定选择上海作为共产国际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活动据点。维经斯基深感“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于是提出，“目前，我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组织下，“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于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维经斯基不仅参加会议筹备工作，而且还参加了会议。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8月，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厂，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近20种。出版部还出版了中文报纸《工人的话》。
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它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信息，材料来源主要是从俄国远东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等的文章中翻译过来，通讯社还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维经斯基还要求上级寄苏俄报刊，希望收到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的材料以及关于苏俄经济、文化建设情况的专门书籍。
组织部则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组织部稍后还组织了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工人委员会。维经斯基亲自起草了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为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
根据维经斯基的“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计划，1920年8月22日，上海革命局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组织。李达说：“1920年夏季，C·C·P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人数包括威丁斯基（即维经斯基——引者注）在内，约七八人，讨论的项目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在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开展建团工作，发展了团员20余人。第一批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
外国语学社成立于1920年9月，维经斯基本着“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的原则，“训练去苏俄学习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学社虽然为公开招生，但大部分学生是经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个人引荐而来。学员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1年，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数十名学生分批赴俄留学。据华林回忆，1921年4月出发的这批学员，有罗亦农、彭述之、任作民、汪寿华等12人，在抵达伊尔库茨克时，已经归国的维经斯基还去迎接他们。
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向上级汇报说：“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将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目前还只建了一个北京局，该局在按照我的指示和米洛尔同志和伯烈伟教授合作。现在我把米洛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袁振英是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当时在革命局中做秘书。后人研究发现，袁振英曾在1920年10月写给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是克鲁泡特金先生的信徒，我们的目标乃是在我国建立无政府之社会。我们殷切期待阁下开我等之茅塞，细述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哲学奥秘。除此之外，我们尚需阁下矫正美利坚哲人杜威博士的理论谬误。我们希望阁下在中国拥有绝对的自由，而非阁下在英国的貌似自由……”署名为“阁下的手足般同志袁振英”。张国焘也曾回忆，北京的党组织建立时共9人，而其中5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除了上海和北京，广州的共产党组织中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广州共产党1921年的报告中提到：“去年年底……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依靠和相信无政府主义者是事实。”
为什么革命局中会出现了如此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维经斯基本不懂中文，一到中国就依仗在华生活的俄国人。从他发出的信件来看，最重要的角色是“柏烈伟教授”。柏烈伟评介的中国进步力量，着重介绍无政府主义者，而维经斯基此时又认为中国革命力量太分散，以至于从组织革命局之始，他便将无政府主义者也作为依靠对象。维经斯基甚至向陈独秀要求邀集各个城市的革命者集会，召开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遭到了陈独秀的消极处理。1921年1月，陈独秀到达广州后，对广州的共产党组织现状不满，要求立刻重组广州共产党，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广州共产党在1921年的报告称：“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面对莫斯科要求中国尽快建党的紧迫，陈独秀在广州的改组举动使维经斯基的工作有些被动，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各地迅速发展起来。所以，当陈独秀把他正在进行的建党工作告知维经斯基后，他对解散广州以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也就不再有异议了，他也可以平静地回国交差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众多的俄共代表、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是最敬重陈独秀的。
维经斯基不通汉语，之前也从未到过中国，俄共派他前来可能是看中了他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但初次到中国的维经斯基还是犯了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维经斯基评价道，“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在中国工作的9个月时间里，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的国情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需要国外友人的帮助，但更需要的是自力更生，中国的革命道路需要自己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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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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