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日，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在给自己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这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就是北大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信中所提到的“老孔”就是不久前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务、现在又被除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的孔祥熙。
▲傅斯年
要说傅斯年掀翻孔祥熙这棵大树，还得从1938年说起。
1938年3月28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中共中央于3月1日向大会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的建议。4月1日，国民党“临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但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参政员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最初为200人，后来人数有所增加。北大教授傅斯年就是参政员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年），山东聊城人，北大教授、代理校长。傅斯年既有山东人的耿直、豪放，又有文化人的清高傲骨。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参政而不从政”，不仅多次拒绝国民政府邀请其担任政府要职的好意，还极力反对自己的老师胡适从政。傅斯年的这个做法得到了台湾学者李敖的高度赞扬：“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傅斯年不主张文人从政的理由是，文人一旦从政，就会受党派的限制而不能畅所欲言，会失去文人自由论政的权利。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明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先生在政府并不能发生政治作用，反而失去社会上的道德作用。”傅斯年不赞同文人从政，并不是说他不爱国，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极端的爱国者。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说：“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个爱国之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31年东北沦陷，傅斯年等一群学者讨论“书生何以报国”，讨论的结果是编一本有关东北的历史书，傅斯年当即就自告奋勇地接受这个任务，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东北史纲》一书，有力地反击和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罪行。深谙中国文化的他，明白“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因而他认为文人要关心国家大事，要为国家未来出力出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参政，在国家危难时，用知识分子独有的眼光向国家建言献策。自1938年首次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来，连续多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不适合担此重任。此后，傅斯年一直走在“反孔”前列。1938年傅斯年两次致函蒋介石，揭发孔的腐败、贪污等问题。在1938年7月初第一次《上蒋介石》书中，就借社会之口说孔祥熙是“贪污腐败之结晶”，借国际之口指出孔祥熙难以担任财政大臣重任。在7月12日给蒋介石的信中，从才能、威望、用人、外交、礼教等五个方面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不能胜任进行了阐述，进而指出“孔院长之身兼各职，皆不胜任”，希望蒋介石能“审查事实，当机立断”，撤换行政院长，解除孔祥熙所兼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面对傅斯年的揭露和批判，蒋介石不得不有所表示。在1939年11月12日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上，将孔祥熙的行政院院长降为行政院副院长，而由自己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尽管此后行政院的事务还是由孔祥熙说了算，但对外界来讲，这无疑是孔祥熙失势的一个证据。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以前的孔祥熙“无人敢指名”，如今却像一只尿壶，人人敢说了。
▲孔祥熙（前排左一）
1940年，抗战形势更紧。然而国内物价飞涨、贪腐遍地。1941年12月又爆出了孔祥熙用营救在香港的社会名流和学者的专机运输孔家私财和宠物狗的事情。这件事情通过报纸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后,再次激起傅斯年的满腔义愤。同时，中央财政部拨给各国立高校和科研机构用于购置图书和仪器设备的资金迟迟不到位，这些都使得傅斯年不得不把矛头再次对准孔祥熙。在1942年10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他联合徐炳昶提出《请中央彻查中央信托局历年办理各国立院校及研究机关机构之情形并速谋改善方法案》，质问财政部，为国立院校和研究机构购置的“图书十之八九买不到,仪器则绝迹矣”的原因，矛头直指孔祥熙。
1943年，各报纷传孔祥熙等人相互勾结,私分尚未售出的美金公债储蓄券。傅斯年为了解真实情况,于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曾向国民政府提出口头质询。对于傅斯年的质询,国民政府财政部给予了答复,但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致使傅斯年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尽管傅斯年没有达到驱孔的目的，但他的提案却在大会上引起了轰动。当时在重庆的《大公报》认为他的提案对于“帮助政府施政，甚有贡献”。此次参政会后，傅斯年并未就此罢休,于1944年11月亲笔致信蒋介石,再次提到美金公债储蓄券事,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及时对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等单位进行彻底清理整顿。与此同时，关于孔祥熙及其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人披露出来，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以孔祥熙政治声誉不佳为由要求蒋介石更换财政部长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只好于1944年11月自美致电蒋介石，宣布辞去财政部长职务。面对此情，蒋介石不得不撤了孔祥熙财政部长的职务，改由财政部政务次长俞鸿钧接任。
1945年春，国库局内部有人开始揭发美金公债储蓄券事件。由于此时涉及到中美关系，直接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因而蒋介石不得不重视这件事。5月，孔祥熙不得不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傅斯年终于扳倒了行政院长。但此时孔祥熙还掌控着中央银行，操纵着中国经济，再加上美金公债储蓄券事件，傅斯年依然不肯罢休。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召开，傅斯年通过另一个参政员陈赓雅，终于弄清楚了孔氏侵吞美金公债的事实。在7月10日的参政会上，傅斯年要求法院、检察官“自动检察”，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这件事。傅斯年的发言引起大会震动，被《大公报》称为当天七个口头询问中最响的“一炮”。由于各种原因，有傅斯年签名的陈赓雅的这份议案并未提交，而是改成了书面材料上交给蒋介石。性情刚烈、嫉恶如仇的傅斯年通过亲自向国库局的几位检举者求证，单独提出了《彻查中央银行信托银行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该议案已经超出美金公债这一个案，要求对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总清算。傅斯年的提案，在参政会上又掀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也不得不在15日的日记中说：“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对外为争取美国最大限度的援助，对内为平民怨，蒋介石不得不让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7月28日，蒋介石日记云:“免除孔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之职，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至此，孔祥熙在国民党党政系统中的重要职务几乎全部失去。傅斯年也彻底扳倒了这位昔日集行政、财政大权于一身的孔祥熙。
早在孔祥熙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一职时，蒋介石也辞去了挂职的行政院院长一职。1945年6月，宋子文正式担任行政院院长。对于宋子文上台，傅斯年对他是抱有希望的。在当年10月17日给远在美国的胡适的长信中，傅斯年一直把宋子文称为“子文”，认为“他的几件大政策不算坏，如中苏协定，国共谈判，新疆用协商政策”。但也就在这封信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担忧：“子文去年还好，今年得志，故态复原”，“熬过了一个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至于内政一团糟，尤其是财政。”不过傅斯年并未过多指责宋子文，认为造成这一切不良后果的原因在于“多年造成之政局，无人负责，政令阳奉阴违，久为故常矣。”
1946年夏，国民党为消灭共产党而增加军费开支。为解决财政赤字急剧攀升的矛盾，国民政府增印法币，导致了物价的飞涨。为遏制物价飞涨，宋子文开始抛售黄金。从1946年3月8日，宋子文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市场大量配售开始，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1／3。换句话说，通过黄金抛售回笼资金，遏制物价飞涨的预期目的并未达到。更为严重的是，许多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暂不下发，大批运送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运送战备的火车成为运送钞票的专列，各大派系为了争夺交通工具，大打出手，军心一片混乱。而这一切灾难的承载者只能是劳苦大众。
▲宋子文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傅斯年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在1947年3月1日的《观察》上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开篇就用中国俗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滋泥”，指出当今最苦最难的人就是“滋泥”——劳苦大众。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中国的官僚资本，“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特别指出，在宋子文“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明确指出：“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傅斯年大胆地指责政府首脑，在社会上再次引起了轰动。就在此前的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指出当今要做的事情很多，“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然后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风格等方面阐述了宋子文为政的失败之处，最后高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傅斯年的这篇文章不啻为一颗炸弹，很快报界疯传，有正义感的文人也纷纷著文揭露、批判宋子文。胡适在1947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就写道：“今天报纸（《世界》、《益世》）大登傅孟真昨天在参政会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话。《世界日报》标题为《傅斯年要革命！》。报纸又大登昨天立法院攻击子文的言论。”傅斯年在2月22日的《世纪评论》上再次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指出做出目前这样祸国之事的，孔祥熙是开创者，宋子文是继承者。在傅斯年的口诛笔伐中，宋子文不得不在1947年3月1日引咎辞职。对于宋子文的下台，当年3月8日的《观察》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曾对“傅斯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大为赞许。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是有很大关系的”。
傅斯年作为一位北大教授、中国文人，以他独有的关心国家大事、关爱人民的做法，连续扳倒了两位权倾朝野的重量级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同时也不能不让人佩服那个年代文化人的勇气与胆量，不得不承认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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