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是西方文化思想进入中国的高潮时期。当此之际，一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学人，面对这些与自己一生所受教育和研究大相径庭的东西，真如遇见“洪水猛兽”。所以，起而迎对，甚至激烈反抗，真是再正常不过了。毕竟，这些东西动摇了人家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一九二二年春，上海的一个江苏省教育会，约请在传统思想文化方面极有造诣的章太炎先生，作有关“国学”的系列演讲。其目的，当然是希望通过宣传“国学”，迎对汹汹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对外发布的《省教育会通告》上，是这样解说的：
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西国学问大家来华专事研究我国旧学者，反时有所闻，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国文化沟通之动机。三命通会巫咸撮要深惧国学之衰落，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
章太炎是一代古文学大师，对于一般人，听他的演讲，机会自然十分难逢。这次系列演讲，安排在当时上海西门职业教育的大礼堂，时间是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每次两个小时，一共十二讲。说来有趣，尽管组织者与听讲者都有很足信心，第一天演讲，也吸引了一千多人到场。对于一场学术演讲，可算得盛况空前。可第二天，人数便大大减少，不足百人；再往后益发少了，最少的一次仅二十来人；只是最后一天，人们捧场，数量多了一些，也不过七八十人。对于一些人的“复古”信心，由此状况看，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吧。
章太炎
为何会出现如此结果呢？也许有几方面原因：首先，章太炎讲的内容，太过专门——“国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的派别”；“今文”、“古文”（传统本意），“今古文”家各方观点争执等等，虽然他“对中国古籍研读至深，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卓越的创见”。可这些内容，对于一般人说来，绝大部分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再就是章太炎如许多学人一般，满口土语，是一种带余杭方言的杭州话，一般人很不容易懂。在演讲过程中，章太炎还不停吸烟，声音又低……几方因素凑合，演讲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如此，江苏省教育会事前的安排还是周致的。为留下内容，他们专门派了两位对旧学有些根底的老先生，随堂记录。可惜，记下的东西，完全不能成篇。后来发表在《申报》上的一部分，错误百出，只好停载。另外，《申报》《新闻报》等，也都派出记者，随堂报道，可从结果看，也完全不能懂演讲内容。可是，由民国元老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的“觉悟”版上，却刊载出忠实可靠、文字顺畅的演讲内容，这叫读者甚至章太炎本人都感到惊奇。
原来，章太炎的这次系列演讲，主持“觉悟”版的邵力子也前往听讲。当时为了给报纸发文，他带了一个记录员，这个记录员，是年仅二十二岁的曹聚仁。从后来的记录结果看，曹聚仁的确十分称职。可人们也许会不解，前面所说记录的几个问题，这小青年怎么就解决了呢？说来还真凑巧，与章太炎同样，曹聚仁也是浙江人。章太炎是浙江余杭县人，曹聚仁为浙江浦江县人，所以口音听起来没有什么困难；另外，从学问方面讲，曹聚仁对章太炎的演讲内容，也颇能领会。
人们也许就更奇怪了，江苏省教育会派去的两位记录员，是对旧学尚有根底的老先生，结果弄出来的东西错误百出，《申报》《新闻报》记者，更加不在行，曹聚仁不过二十二岁，他怎么就能对章太炎的演讲内容，记录得“高度正确”（章太炎之语）呢？这一点，也许得从曹聚仁受的教育说起。
原来，曹聚仁的父亲，是一位程朱派的理学家。从他那里，曹聚仁接受了朱子《近思录》《小学》这样的著述来作为入门功课；其他《大学》《中庸》，更是童蒙教育的一部分。他后来的老师朱芷春，是一位醉心于王船山史学的人。而对曹聚仁影响很深的，是著名学者单不庵先生。单不庵是考证学家，在校勘训诂上有很深的功力，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也深有研究。曹聚仁在这些前辈的指导下，对旧学那些东西，不仅是一般了解，而且有相当的领会，这，应该是他能记录章太炎深奥学问的基础。
这且不说，曹聚仁在杭州一师上学期间，由于老师们的影响，他又翻读过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之类著述，对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有了相当的了解。这样一来，章太炎讲的那些东西，对于曹聚仁，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曹聚仁
当然，就算有这些条件，在记录章太炎的演讲内容时，曹聚仁并不敢怠慢。听讲之时，他又把章太炎《检论》《国故论衡》拿了出来，随时翻检，所以，章太炎演讲的思路及内容，对曹聚仁就没有什么隔碍了。有些地方，章太炎演讲有所疏简的，曹聚仁还能根据其著述的有关内容，加以充实、批注，这样下来，这份演讲记录稿，不仅内容准确，且颇为完善。所以受到邵力子先生的赞扬，并安排在《民国日报》“觉悟”版上连载。
几家报纸发表的记述演讲内容，章太炎当然都读到了。可是，他对“觉悟”版面上发表的演讲记录稿，却大感惊异。阅读下来，他对人说：这记录的文字，没有错过一句话，没有写错过一个人名、一个地名，可以说“高度正确”。因此，章太炎到处探问这个记录者的学历。结果，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个二十二岁的小青年。他以为具备这般学问，总该是位饱学的长者才对。后来，章太炎从弟子钱玄同那里，知道了曹聚仁是单不庵的弟子（钱玄同的嫂嫂是单不庵的姐姐），这才知道这小青年真有些学问，他便托人带话，让曹聚仁去拜门做他的弟子。
这个章太炎演讲记录本，在报纸上连载时，便受得人们欢迎，后由章太炎本人肯定，可靠当然不成问题。于是，这份记录稿当年很快便以《国学概论》之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了出来，署名：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这是曹聚仁出的第一本书，也是极有影响的一部书。说来也有趣，章太炎本人的著作《国故论衡》，只在一些学问家的圈子中流行，发行十分有限；而这部由曹聚仁笔录的《国学概论》，却成了一部畅销书，竟先后刊行了数十版，成了当时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大中学教材或参考书……此外，还有大西、武田两个日文译本，三个香港本。时至今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仍将此书先后印出，作为经典予以解说。就在曹聚仁生前，他说印数“总在十万部”，加上近年来的印数，对于一部学术著作，数目之大，说起来真是奇迹。
从读者方面去考虑，在章太炎的著述中，除内容艰深外，文字的古奥，也是阻碍了一部分人的阅读兴趣。而在曹聚仁的记录稿中，这些内容就必须以相对明了的白话录出，再加上记录者随时疏解，深奥内容，就可以以较浅白的文字表达出来，这也是该书得以畅销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章太炎先生所讲的扎实内容，也是该书能站得住脚的根本。
对于该演讲的价值，记录者曹聚仁在出版时这样说：“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因此可以说：学者是青年们的慈母，慈母是兼任饲育和扶持两种责任的。太炎先生是当代的学者，我们读他所著的《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新方言》《小学问答》等书，就可明白他辟出多少灿烂的境地！先生以前在东京、北京，这次在上海，把国学为系统的讲明，更可见他对于青年们扶掖的热忱。”
从江苏省教育会的初衷来看，他们当然是想通过章太炎的国学演讲，收到人们信旧复古的功效，可不料从直接的听众看来，感兴趣者却没有多少；就连一份完整的曹聚仁记录稿，也由于在“觉悟”版发表时，随时加以别样解说甚至批判，作用上更就大不同了。
譬如，章太炎在讲到现代白话文时，有一段议论：“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去何从？”还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还嘲弄般地譬喻：“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作和尚呢？”曹聚仁是受到新文化熏陶的青年，当然不满意这般看法。在发表这一节记录的同时，自己写了文章《讨论白话诗》，以给章太炎的信的形式公开发表出来，接着写出《新诗管见一》，对其观点予以辩驳：“新诗古诗，道并行而不悖。若抱入主出奴的鄙见，以爱恶为去取，则于学问为不忠实，于个人为自满徒引起无谓的争执罢了。……太炎先生主张‘新诗不是诗’，是先确定了‘有韵为诗’、‘白话诗全无韵’两前提，论理上并无错误。他承认《百家姓》《千字文》《急就章》是诗，也并非故意强辩，为了排斥新诗才引之入内的。他的主张，在新诗未发现以前已确立，是本之于古而立言的。……我们再看各杂志报纸所载新诗，其中固然有无韵的，但有韵的也很多。可见太炎先生的丙（即白话诗与有韵文字分离）观念完全错误。”
接下来，曹聚仁又写出《新诗管见二》，在批评“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观点上更进一步，认为：“诗文是同源的。”不过是人类的一种需求：“由于语言不能完全申述需求的意思，才产生文字，由文字而产生诗与文，所以我说诗文共同的本源是‘需求’。……诗文既同出一源，可见根本上并无区别。”在谈及诗文分歧的原因时，曹聚仁认为：诗文虽然是人的需求所致，可需求又含有“智、情、意”三种作用。“诗、文所以分歧，便是因此。情意作用发达的是‘诗’，理智发达的是文。”结论为：“并且由情意而发出的诗，完全是天然的，不期其有韵而韵自具，白话诗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判别诗文决不可专重在有韵无韵的。”应该说，章太炎在强调一个观点时，确实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主张发表章太炎演讲稿的邵力子，也以《志疑》为题，发表了批评的看法：“太炎先生似乎有两种积习未能全除：一，好奇。二，恶新。……关于白话诗，他（章太炎）既知道《尚书》即是当时的白话，何以古时的白话文可奉为经书而现代的白话文便无价值呢？……太炎先生又疑白话文纪述方言各异的口语，不应尽同，似乎他于近人‘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未曾看过，但我还请太炎先生下一比较的断语。白话文固然也不能尽传真相，但比文言文又如何呢？”
邵力子
不仅写文章，曹聚仁还在与章太炎见面时，带上胡适、康白情几位新诗人的作品给这位老学者看。刚开始章太炎不接茬，只夸奖曹聚仁旧书读得不错，竟然能够从他著作中找材料补充他的演讲。在曹聚仁强烈的推荐下，章太炎才翻了翻新诗集，粗粗了解到新诗还是沿袭诗词的旧体裁。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曹聚仁后来有些遗憾，他觉着这几位诗人刚从旧体诗中出来，但仍沾染许多旧体的意境和内容，应该用较为成熟些的作品去打动老先生。可即使如此，也使得章太炎意识到自己对“新诗”并不了解。不了解又去谈及，是到不了点子上的。
由此看来，曹聚仁、邵力子等一干受到新思想熏陶的文化人，虽然参与到记录、整理、发表这些演讲稿的过程，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整理发表，他们还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写出这些犀利的文字，来对章太炎的演讲内容进行辩论。可见就在当时，文言与白话的斗争还相当激烈。同时，人们对于国学的宣传，倒也没有犯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的毛病，人们从这部记录出的《国学概论》里，读到的还是有关中国文史方面的相关知识，也并没有陷入“复古”的彀中。
那么，曹聚仁从章太炎的演讲里，除去得到一份变成畅销书的记录稿，还有哪些收获呢？据曹聚仁在近五十年后的回忆看，首先，章太炎启发曹聚仁的，不仅是国故知识，而是他的“论史观点”。例如，古典儒家重要著作《大学》里，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这样久远影响后世的话。章太炎却说：能治国的未必能齐家，如唐太宗，要算是历史上的贤明君主，唐太宗时，要算是太平盛世，可是李氏的家，真是一塌糊涂，事事不可告人的。为了争王位，兄弟自相残杀，李世民的残忍，跟雍正皇帝差不多。不仅此也，他杀了长兄幼弟，连嫂子和弟妇都搜入后宫去的……所以，家齐而后国治的话是靠不住了。听了章太炎的解读，曹聚仁说，对自己有“启发昏蒙”的作用。“从那以后，我才敢怀疑一切所谓金石良言，尤其是儒家哲理。我那时已经劈过孔圣人的神主牌，什么斤斗都敢翻了！”
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说上，章太炎同样给曹聚仁以良好教诲。章太炎曾经讲：赋者，铺也，如铺衣卧似的。古代凡兵事所需，由民间供给的谓之赋。在收纳民赋时候，必须一一按件点过。赋体也和按件点过的一样，因此而得名。听了章太炎的解说，曹聚仁不禁赞叹“说得多么透辟”。由此生发，曹聚仁联想到“诗赋”“词赋”这样的文艺名词，例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左思《三都赋》，都是所谓的传世名作，都轰动一时，大家都去抄，弄得“洛阳纸贵”。可后来在《文选》上读到这些名篇，感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想不通，这样的东西，让人连念都不想念，何况叫人去抄？章太炎告诉说：古代没有字典，一般人识字不多。这些赋篇，有如《千字文》一样，供给了许多新字，所以大家抢着去抄，不过当字典用罢了。听了这话，曹聚仁恍然大悟。由自己会心去读古书，用怀疑的精神去读圣贤书，应该是曹聚仁从这次记述章太炎演讲经历中最大的收获了。
由于曾相互交触，曹聚仁对章太炎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后来有人将章太炎描绘成疯疯癫癫的样子，甚至称之为“章疯子”，他便出来辩解：太炎先生对于弟子们的学问，态度非常谦和，和家人父子一样说家常话，并不摆出什么大学者的架子。他还比较说：“从康有为那儿看了天才的面孔，再回想太炎先生的态度，可以推想乾嘉朴学家的冲和模样，愈觉其可亲。”并且在曹聚仁看来，章太炎的学问，并不能为一般读者或听众了解。他说章太炎在演讲时常常发笑，这是他对某件事做了有力解读后自信的笑，有时是超越前代学术，自己别有会心的笑，而听众甚至连“今古文家”争辩的内容，甚至连“今古文家”是怎么回事都不明白，“他（章太炎）的最得意之处，大家的确茫然得很”。看去如堂吉诃德般白费气力，真正是一种学人的寂寞。所以，在曹聚仁的感觉中，“太炎先生大概也不甚爱过访的人们和他谈什么学问，时常谈谈《黄帝内经》和张仲景《伤寒论》，该是顶聪明的办法，反正彼此都是外行。他的《伤寒论》说得并不坏，好在他自己并不替别人开方子，听听也无妨。”一个大学者，满腹学问，最后却与人无从交谈，只能说说自己读过的医学书，想想真是孤独。
曹聚仁由此与章太炎结下了因缘，这缘分后来竟传了下去。曹聚仁笔录整理章太炎演讲文稿六十多年后的1980年代，三联书店要出版此书。此时曹聚仁已经逝世，受托整理这部著作的，是章太炎之孙章念驰。这部作品，经校订后更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在一九八六年印出。在“校订说明”里，章念驰感叹地说：“我受托整理这部著作，从事这桩很愉快的劳动。六十年前，曹先生为我先祖父笔录了国学演说《国学概论》；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竟有幸为他整理生前的国学著作，真是历史的巧合。”
今天，又面临着一个“国学热”的时期。什么是“国学”，对它应该持一种怎样的态度？笔者想，从当年曹聚仁记述章太炎关于“国学”的演讲过程，已经留下了许多可以参照和借鉴的东西。曹聚仁从章太炎这位先哲那里获得的“论史观点”，也许是今人在“国学热”中应该特别关注的。这，对于此文说来，应该不是什么题外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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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汉中市委党校教授、汉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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