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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方孝孺师徒是明初大儒、著名学者,二人与就藩成都的蜀献王交往密切。宋濂逝世后,蜀王将其迁葬于成都。方孝孺生前曾受聘蜀王,教授成都;在其就义后,蜀王又在成都为他修建了祠堂明清两代,成都人对宋濂、方孝孺世世祭祀不绝,二人的学术思想、人品、气节深刻影响着成都,滋养着当地尊师崇学、仁爱宽容、重义守节的人文精


宋濂,字景濂,明代“开国文臣之首”,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其人其学对明代政治、制度、学术、文化影响至巨,深受后人钦仰。


▲ 宋濂


方孝孺,字希古,曾拜宋濂为师,后入仕建文朝,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大臣、学者、思想家,被尊为“正学先生”,又被誉为“读书种子”。公元1402年,因拒绝为靖难夺位的明成祖草拟登极诏书而“诛十族”,其学识与气节被后世广为传颂。


▲ 方孝孺


在这一对师徒中,宋濂生于潜溪(今浙江义乌),卒于夔州,毕生未至成都;方孝孺生于宁海(今属浙江),殉节南京,人们对其事业功绩的记忆也主要停留在朝堂之上的致君尧舜、抗节尽忠方面。但实际上,这两人却都与成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对当地学术发展、文脉传承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明代成都地方文化在经历宋元之际、元明之际的战乱破坏后能迅速复苏并走向繁荣,此二人所发挥的积极影响不可忽视。


宋濂迁葬华阳


宋濂自幼嗜学,元时曾就学于著名学者闻人梦,博通五经。后又从吴莱问学,与柳贯、黄潛等知名学者交游,学问益进,名声日广。元顺帝至正年间,朝廷曾授予宋濂翰林院编修之职,宋濂不应,隐居门山中,以著书明志。公元1358年,明太祖朱元璋帅兵取婺州,改婺州为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设府学,以教导远近士子。王显宗深知宋濂大名,遂延请聘其为五经师,主郡学讲席,专以经义造就人才。宋濂欣然而往,由此出仕明廷。


▲ 柳贯《柳待制文集》


次年,已身为明太祖左膀右臂的李善长向朝廷重点举荐了刘基、宋濂等人。明太祖大喜,将宋濂召至应天(今南京),授以江南儒学提举,仍掌教职。不仅如此,太祖还命懿文太子拜宋濂为师,学习经义与治国理政之。宋濂为太子傅十余年,凡太子有所言动,他都按礼法教训引导,使之归于正道。其授课时,每遇关乎政教及国家兴亡之事,必定要拱手端肃,郑重告诫应当如何、不当如何。皇太子也每每遵从宋濂的教导,凡有所回答,都要尊称“师父”。


▲ 明太祖


在此期间,明太祖时常将宋濂召至身边,顾问垂询,父子同堂受业;而宋濂也借此机会将儒家治国安民的道理传达给国家最高统治者。比如太祖曾召宋濂讲《春秋左氏传》,宋濂于是进言:《春秋》是孔子褒善贬恶的纲领所在,其思想核心就是要依法而行,赏罚适中。如此则天下可定。讲《尚书》,宋濂又称:《尚书》是帝王大经大法所在,它告诫统治者得天下当以民心为本,若民心不固,武力、金钱都将无所作为。这些对答往往能感悟太祖、太子,使其称善。


后来,南京城中多次出现甘露,廷臣均认为这是国家兴亡的祥瑞之兆,纷纷上疏庆贺。太祖以此咨询宋濂。宋濂答曰:国家的命运是关系于人而非关系于天,获得吉祥的关键在于君主的仁德而非这些祥瑞。所以《春秋》只记载灾异而不记载祥瑞,就是要让君主常怀敬畏之心,而要不过分依赖虚妄的天命。


除此以外,宋濂论治国则称:君主若能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能侵入;能以学校治民,则祸乱无从兴起,抓住了这两条,就不必再依赖严刑峻法了。


总的来说,宋濂主要是以“师儒”的形象出现在朝廷之上的,是一位学问渊深的学者、大臣。履职期间,他以“帝师”身份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议定、执行,将儒家礼乐、仁政、重人、爱民的理念贯彻到明初政治生活之中,对明太祖、懿文太子父子产生深刻影响。不过在此时,宋濂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国家层面体现,对成都的直接作用尚不明显。但机缘巧合的是,宋濂的另一位学生却在老师和成都之间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就是朱元璋第十一子,后来受封蜀王、就藩成都的蜀献王朱椿。



▲ 宋濂书法行书仪靖帖页》


在延请宋濂教授太子的同时,明太祖也特别重视对其他皇子的培养。其中,皇十一子朱椿尤其以“好学能文”著称,被特命随宋濂受经问学——“分封日则宋景濂为之傅”(杨慎《长春竞辰稿序》)。这段经历,使朱椿对宋濂的学问、才识、人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也像皇兄懿文太子一样,深受宋濂影响,并且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谊。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本已致仕退休的宋濂不幸卷入胡惟庸案,被贬夺一切官职封赏,发配四川茂州编管。次年,他行至夔州(今重庆奉节),因旅途劳顿且水土不服,遂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地方官将其草草埋葬在了夔州府西门外的莲花池山下。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蜀献王之藩成都,敦典庸礼、崇儒重道,以礼教守西陲。至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宋濂墓地经二十余年风雨,已颓毁败坏。蜀献王感念师生恩义,乃命人将其棺椁迁葬于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十里处的安养乡,以便祭祀凭吊。至此,一代名臣、儒宗终于在天府成都的沃野中得到安葬,后人对宋濂的追忆、哀思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寄托,宋濂的学术、思想也在巴蜀大地传播开来。


▲ 蜀王朱椿画像


此后近百年间,成都后学纪念、凭吊宋濂之事不绝于书。弘治二十年(1484年),华阳宋濂墓复又颓坏,且“山水不环”、“土脉浅薄”,于“风水”有碍。于是献王重孙蜀惠王筹划为之迁葬。其时王府承奉宋璟于净居寺有居室数十间、田园若干,得池塘竹木之胜。闻惠王有迁葬宋濂之意,宋璟主动献出土地(彭华《潜溪宋先生迁葬记》),在四川布政使郑洪汉、按察使李逊等各级官员的襄助下,重“营先生墓,且为建祠堂肖像,设主而祀焉。”经此一役,宋濂墓、祠高明爽垲、树木森然,“门堂、寝室、傍室之制咸如礼”。


与此同时,地方官员更上奏朝廷,恢复了宋濂旧时的官职封赐,并定制由地方官于春秋二季依仪致祭(《复修翰林学士承旨宋先生墓记》)。在成都包容、友善的贤王、官吏、学者、士民的不懈努力之下,宋濂的功绩重新被朝廷认可,墓祠礼仪得到恢复,其精神亦与此地翕然汇合,从此密不可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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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人物春秋】成都人为什么钦仰这对师徒?(上)发布于2021-05-07 11: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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