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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发源于1915年,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1916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最大贡献是打破了儒家封建思想长期以来对中国人的禁锢,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其作用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媲美。由于思想禁锢的解除,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7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树人、沈尹默。这7人中,有两位是湖州人。即钱玄同与沈尹默。虽然后来几次改组,但是钱与沈都是中心成员这一点没变。
《新青年》(1916)
钱玄同,湖州吴兴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首次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批判复古思潮。二是他与刘半农一起挑起笔墨官司,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新青年》的影响力。三是把鲁迅拉入新文化运动之中。他曾几次三番地动员鲁迅给《新青年》杂志撰稿。他跟鲁迅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立刻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树人走出隐默,终于写出了震耳发聩的抨击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因为一个叫金心因的朋友劝说,才有了《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金心因”就是钱玄同。1925年,在《阿Q正传》的俄文版序中,鲁迅更明确说,做小说是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
《钱玄同先生评传》(1939)
沈尹默,祖籍湖州菱湖,出生于陕西汉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家三兄弟(沈兼士、沈士远、沈尹默)都是北大教授,号称“北大三沈”。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是最早发表白话诗的诗人之一。二是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沈尹默自1913年2月起到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采纳沈尹默的建议,聘请刘师培、胡适、钱立国、周树人、沈兼士、李大钊、吴稚晖、高君武、王宠惠、李四光等名流学者任教。推荐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应允,并将《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三是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说:“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新青年》除了继续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外,也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戴季陶、邵力子在上海办了《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专门传播马克思主义。“戴季陶还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积极奔走,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周恩来回忆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的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湖州“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
(本文来自虞文清:《影响中共党史的湖州人(1919—1949)》,原载于《湖州民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内容有删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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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人物春秋】湖州人与新文化运动发布于2021-05-07 11:3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