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辅成，字慧僧，1873年5月27日（清同治十二年五月初二）生于浙江省嘉兴南门梅湾街盐井弄，1948年3月29日，在上海虹口寓邸病逝。褚辅成先生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是晚清浙江省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光复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护法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和宪法审议会代理议长。抗日战争期间，褚辅成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褚辅成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韩国革命志士避难嘉兴家中，成就中韩两国友谊的一段佳话。1938年至1947年，褚辅成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5年7月作为6名参政院之一飞赴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46年，褚辅成与同仁创立的九三学社，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参政党之一。
褚辅成的革命生涯的起步，与孙中山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两人之间也存在着政见的不同，褚辅成并没有因为孙中山的权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两人关系颇耐人寻味。
20世纪初，清政府施行“新政”，赴日本留学逐渐兴盛。随着这股潮流，1904年，褚辅成赴日本留学，先是在东京警察学校，而后转入法政大学。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东返，抵达日本，创立同盟会。同年，褚辅成即加入同盟会，并于12月受孙中山之命回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此后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褚辅成与孙中山虽未谋面，但是褚辅成一直活跃在浙江和上海两地，积极联络各方革命党人，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人脉开展革命活动。
1909年，章太炎与陶成章掀起第二次“倒孙”风潮。次年2月，章太炎与陶成章更是在日本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致使同盟会面临分裂。东京发生的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波及到国内。浙江是光复会成员的主要来源地，身为同盟会会员的褚辅成做了大量的工作。据俞寰澄回忆，褚辅成与两会党人肝胆相照，感情极好，以公正的精神，和平的态度，消弭了许多无形轧轹。
1912年12月8日，孙中山莅临嘉兴，得知消息的褚辅成专程从杭州赶回，准备欢迎大会。欢迎大会设在嘉兴兰溪会馆，褚辅成首先致欢迎词，而后孙中山演讲，台上只有孙、褚二人，台下各界听众数千人。演讲结束后，褚辅成陪同孙中山一行游览了南湖，并于是日下午陪同孙中山抵达杭州。
次日上午，褚辅成作为国民党浙江支部长，陪同孙中山出城致祭革命先烈，游览西湖名胜。孙中山在杭州期间还作了“钱币革命”的演讲。
演讲前，孙中山曾就演讲选题与褚辅成讨论。
“当今救国之急务，莫如钱币革命——纸币革命——今日拟以此为讲题，听者得毋骇怪乎？”
褚辅成回答说：“浙人极信仰先生，凡有诏示，无不倾耳接受。”于是，孙中山决定演讲钱币革命。
辛亥革命后，褚辅成任浙江省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民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民政部部长，在浙江省内厉行禁烟。1913年春，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赴北京参加首届国会。
1917年，张勋借“府院之争”之际，率领辫子军进京，拥戴废帝溥仪复辟，最后被段祺瑞的讨逆军所镇压，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实权。但段祺瑞一上台就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由此引发第一次护法运动。褚辅成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参加国会“非常会议”。
由于桂系军阀不满护法军政府，于1918年初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形成对峙局面，造成后者无法行使职权，而自身也并未被各方所接受。于是改组军政府成为折中方案。
晚年褚辅成
孙中山很快认清了西南军阀借口改组军政府谋求与段祺瑞政府和谈的资本，于是坚决反对改组。
一直主张联省自治的褚辅成，在改组军政府问题上与孙中山意见相左，多次与孙中山就改组问题交换意见。然而改组一事，已经在国会非常会议内达成共识。军政府改组后，5月21日，孙中山离粤赴沪，第一护法运动以失败而终。
1920年底，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作为众议院副议长的褚辅成第一时间率领部分国会议员赶赴广州。
孙中山主张成立正式政府，并坚持总统制。对于建立正式政府褚辅成深表赞同，但是依然坚持要通过国会多数同意。对于以非常手段，选举孙中山为合法总统，褚辅成表示很难理解。然而，孙中山不顾多方人士的劝阻，依然坚持总统制，最终由国会非常会议通过。据《申报》1921年4月21日载：“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向来为会中最负责任之人，此次对于选举总统，非常反对，所议既不行，今已决意离粤。虽经伍廷芳函劝其顾全大局，而褚尚未取消前意。”与孙中山政见不合，褚辅成决意离粤来沪，两人渐行渐远。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发动兵变，据《申报》6月17日电，陈炯明部兵变宣言中有旧国会已经恢复，徐世昌也已经下野，护法之目的已经达到，孙文亦宜息兵下野等内容。该报6月26日，也刊登了一则电文，系褚辅成与章太炎联名督促孙中山下野，电文内容与陈炯明部兵变宣言多有相似之处：“联合通讯社云：昨日章太炎、褚慧僧两人，联名致电孙中山一电，电文如下：广州探送孙中山先生鉴：徐世昌伏罪，我公內践前言，外从舆论，翩然下野，信若丹青，无任钦佩。时局尚未有纠纷，望公惠然来沪，赐以教言，鹄立待命。章炳麟、褚辅成叩。”
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载，褚、章电系6月25日所发，而此前一日，孙中山刚在黄埔永丰舰上接受了香港《士蔑西报》记者的采访，申明照常行使总统职权。
褚辅成似乎是站在了孙中山的对立面。然而当直系军阀占据北京政权，特别是曹锟贿选期间，褚辅成多次领衔揭露曹锟罪行，带领拒贿议员南下上海，拒绝承认曹锟为首的北京政府，其间试图修补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一致对抗直系北京政府。褚辅成与孙中山，是有对政体的不同认识，而在反对独裁、专制方面，两人所面临的敌人是一致的，正如褚辅成自己所说的那样：“若持极端反对之论，徒为仇难所快，非吾人所乐为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此时褚辅成受段祺瑞所邀，在北京参加善后会议。听闻孙中山先生逝世悲痛异常，作一挽联缅怀这位革命先行者：“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革命亘四十年，愧附末光才廿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遗型传亿万世，管教主义奉三民。”
1932年，褚辅成冒着极大的风险，勇救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成就了中韩友谊的一段佳话。
金九，号白凡，生于1876年。1919 年3月1日，汉城爆发了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金九也于当年4月来到上海，加入了刚刚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最初任警务局局长，后任临时政府主席，被尊称为韩国“国父”。
1932年1月28日，日本方面为转移“九·一八事变”和扶植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日本侵略者受到驻防沪宁的十九路军的沉重打击，不断增兵。事变成功转移了国际视线，加上英、美、法等国的“调停”压力，日本于3月3日宣布停战，中日双方进入谈判阶段。正当双方准备于5月初签署停战协定之时，日方却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日本昭和天皇的诞辰日）之机，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
中国军民义愤填膺，流亡上海的韩国爱国志士对此事也没有作壁上观，而是从中发现了给予日本侵略者痛击的机会。金九联系上海兵工厂位于江南造船厂内的分厂同志，在中国技术师的帮助下，制造了外形如饭盒和水壶一样的炸弹。4月29日这天，金九指派爱国义士、在虹口菜市场以卖菜为生的尹奉吉携带炸弹潜入虹口公园。正当庆祝会进入高潮时，尹奉吉向检阅台投掷炸弹，在台上的河端贞次（日本驻沪居民团行政委员长）当场被炸死；白川义则（陆军大将，“一·二八”事变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身中多枚弹片重伤，送医院后死亡；植田谦吉(陆军中将，第九师团长，后任关东军总司令）被炸断一腿；重光葵（日本驻华公使，后任日本外相）被炸断一腿；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第三舰队司令）被炸瞎一只眼。
1912年嘉兴各界公宴孙中山。第二排左起第三人为褚辅成（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王天松编著：《褚辅成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尹奉吉为避免日本人的疯狂报复和滥杀无辜，并未趁混乱之际离去，当场被捕，后壮烈牺牲。事后，日寇大肆逮捕在沪韩侨和华人。为了保护无辜同胞，金九毅然发表了一篇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声明此案由他一人策划。日寇悬赏60万大洋缉拿他。金九起初躲在美国人费吾生家中，因为经常使用家中电话，而被租界侦探盯上，不得已只得另谋避难之所。经朴赞翊（韩国临时政府要员）通过时任褚辅成秘书的江一天，联系上了褚辅成，希望褚辅成为金九提供庇护。
朴赞翊选择向褚辅成求助，并非病急乱投医，而是深思熟略的考量。褚辅成一直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虹口爆炸案后，日寇在上海大肆逮捕韩国革命义士，褚辅成作为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的常务理事之一，已经参与到救援行动中。此外褚辅成还是上海抗日救国会及上海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常务理事。同时，褚辅成的人脉关系非常广，他是上海法学院院长，还是全浙公会董事局主席，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活动能力。
此时，日本正在上海挖地三尺缉拿金九，与金九有关系的韩国人士和中国人士要么被捕，遭受严刑拷打，要么被严密监视。褚辅成冒着搭上全家身家性命的危险，为金九从上海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此后，褚辅成还安排多位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及其家属赴嘉兴避难。金九事后撰写回忆录《白凡逸志》，对此有详细描述，笔者在此略过。
1996年，韩国政府鉴于褚辅成救助金九先生等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杰出贡献，决定授予褚辅成“大韩民国建国勋章”。同年9月30日在嘉兴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这是中国人首次被韩国政府授予最高勋章，而韩国政府向一个外国人颁发此项殊荣，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枚勋章，凝聚了源远流长的中韩友谊。
褚辅成毕生致力于民主宪政。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国共双方关于中国的道路问题，再次对立起来。在重庆的持中间政见者和一些学界人士，为避免国共再次分裂，战衅重开，开始积极活动起来。为恢复国共商谈，褚辅成于5月25日，邀请王若飞、黄炎培、冷御秋、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王云五等人，假借参政会餐会，共同商讨办法。6月1日，褚辅成与黄炎培等人前往蒋介石官邸，向蒋介石表达了愿前往延安当面与中共领袖洽谈的意见。
在蒋介石“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的敷衍表态之后，褚辅成等人着手与中共方面联系。中共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复电，表示欢迎来延安商谈。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御秋、傅斯年、章伯钧乘坐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供的专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由重庆九龙坡机场启程，下午1时，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褚辅成一行乘车前往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休息，用餐后，前往延安南门外区公署交际处下榻。在7月2日、3日、4日，中共领导人与六位参政员进行了三次会谈，晚上为他们组织了文艺演出。中共对六位参政员的到来，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据同行的黄炎培回忆，“凡是你所想到需要的，都替你预备着。”
1945年7月1日，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欢迎（右一为毛泽东，右三为褚辅成）
5日12时，六位参政员带着《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由延安启程，于下午3时雨中抵达重庆。离延返渝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送行。除了会谈记录，褚辅成带回了一麻袋的书，还有中共领导人送的纪念品——延安自纺自织的粗线毛衣一件。
是年9月5日，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在重庆中央研究院设宴招待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在上海寓所去世。然而由他领衔发起筹建的九三学社，在解放战争期间，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和爱国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国家政权。
文章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文史天地》第265期
【上海虹口文史馆】
责任编辑/谢建平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