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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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派在是否应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形势是否已转入低潮、今后中国社会与革命究竟为何性质等问题上，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托洛茨基一派失势以后，共产国际内部对其展开了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清算。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党一致地肃清反对派所散布的非列宁主义的思想，消灭他在党内的任何活动”。
中共“六大”之后不久，中央形成了名义上向忠发为总书记，实际由李立三主持工作的局面。虽然共产国际六大已有明确要求，但中央在肃托问题上并没有紧跟步伐，在六大之后近一年时间里，中央文件几乎看不到与托派斗争的语句。毕竟党内多数人视之为苏联的内部问题，也弄不清两派争论的内容，且国内几个托派学生的活动还不足以引起中央的注意。相比于肃托，中央显然有更重要的工作，经历了重创之后，党的各项工作都有待恢复和发展。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收到了一本从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截获的托派杂志，它是从上海传来的由几个托派学生自办的刊物。这引起了米夫的高度警觉，他当即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写信，要求他们尽快汇报，中国党在克服托洛茨基主义危险方面，究竟做了哪些工作！
随即在6月25日，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局工作报告的纲要中，便出现了关于托派反对派问题的内容。然而全会并未表现出多大的重视，只是提醒全党注意，在有些党部仍有历史纠纷尚未解决，有些党员尚存在着悲观消极情绪以及全党理论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之下，托派活动有可能发展。
8月3日，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反托洛茨基专号》，刊登三篇文章，开篇是李立三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后两篇分别是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大纲》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脱离反对派的宣言》。来自苏联的批托材料占据了主要篇幅。
5日，陈独秀致信中央，以托洛茨基的观点批评六大路线及各项政策，引起党内很大的波动。可以推测，是这期专号，促使思想上已转向托派的陈独秀再次发声。陈独秀的这封信，使中央切身感受到了来自托洛茨基的“挑衅”，突然间肃托不再是件无关痛痒的事情了，形势变得紧迫起来。
8月1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指出党内“忽然开始”的托派活动值得全党“严重地注意这一问题”，要求各级党部在思想上与组织上同反对派斗争。同时通告还不点名地回应了陈独秀的举动，称机会主义思想凭借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反对党的正确路线，要求全党在与反对派斗争的同时努力肃清机会主义残余。
▲1918年的托洛茨基
通告为全党提供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托洛茨基主义无论对于世界革命问题，对于苏联问题，对于中国革命问题，都处处与列宁主义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托洛茨基主义最主要的危险便是：不承认一国范围之内如苏联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认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关系，于是乃形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无论在任何时地，他都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要从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开始”，“一贯主张中国无产阶级不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有一时的合作，不应加入国民党，不承认国民党当时是革命各阶级的联盟，武汉时期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来与国民党对抗，在现在则更不承认有地主阶级与土地革命的存在，不承认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尚未完成，认为现时中国革命已经死灭，故主张现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应只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应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曾成功预测到诸多历史事件，包括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背叛，这源自于他对政治态势的敏锐嗅觉和准确分析，与他庞大的分析与结论相比，中央通告中的这个表述只是泛泛之谈，过于简单，只能算作一幅粗糙的“速描”，且因受斯大林的影响，画像遭到极大的扭曲和丑化。
由于事关重大，21日政治局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报了党内托派活动和陈独秀来信的情况，并决定“将他的来信发表，公开的与之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指明他与中央与全党确站在两个不同路线之上”。然而要完成此事并非易事，信里指出中央“万分需要材料的参考”，因此中央在努力翻译的同时，希望代表团能将译好的材料速经欧洲寄回国内，并抱怨“希望国际交通局寄是比较困难，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央没有收到莫方一本东西”。
可以说，当时中央所掌握的托派材料，并不比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学生多。为了避免扩大影响，托洛茨基等人的文章和材料受到共产国际的严格控制，也只有各国党的核心领导层在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时才有机会看到，并且一经传阅立即收回，禁止抄录。而如今为了捍卫共产国际的立场，回应陈独秀的观点，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不得不窘迫地四处寻找材料。
然而不久，远东局雪中送炭。10月3日，远东局雷利斯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寄来两份文件，其中有一份评论陈独秀书信的文章。他要求政治局“应尽快在《红旗》第一版上刊出。不要在文章结尾加任何署名，也不要提及这是代表团的文章”。
▲托洛茨基与列宁（中）、斯大林（左一）合影
有了现成的材料，加之又有东方书记处“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和立即要求陈独秀表态的督促，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认为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危机日益来到，国内革命斗争日益紧张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乘机在政治上、组织上攻击和破坏党，好似与敌人结成了联盟。因此指出只有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决议要求陈独秀立即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和活动，接受党的警告，回到党的路线上工作。
决议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观点，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
一、托洛茨基错误地否认在革命初期有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的可能，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党领导机关，违反国际指示，不争夺领导权，不反资产阶级，而是一味让步和投降；
二、托陈派错误地认为，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央认为，资产阶级是背叛了革命，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建立起了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联盟；
三、托陈派错误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央认为，当下是三方面的力量支配全国的经济生活：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封建剥削、资本主义剥削。
四、托陈派错误地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主张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错误地认为由于统治处于稳定时期，革命处于低潮。中央认为，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进行，统治包含更多矛盾，正不断走向崩溃，革命高潮必将到来；
五、托陈派在革命低潮的判断之下主张以合法斗争为主，将“国民会议”作为中心口号，中央认为这是消极地取消革命的错误做法，并认为高潮即将到来的情况下，不仅要争取合法斗争，更要领导群众走向政治示威运动以到暴动；
六、托陈派认为地主已属于残余，农村斗争主要在于贫雇农反对富农。中央认为这是片面的，农村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要以贫雇农为基础，联合中农，反对地主和富农；
七、托陈派要求党内公开民主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中央认为，这无异于要求党放弃目前革命斗争的任务实行党内清谈，松懈党的极端秘密的组织好让警察巡捕大施破坏。
相比于8月3日的中央通告，决议的这次批判在系统性和深刻性上已远超8月3日中央通告，不难推测这得益于远东局寄来的那篇文章。它使得李立三中央对托陈派观点的批判更加有力。且从这个决议开始，批判托洛茨基中国革命观的代言人陈独秀，便成了中央在思想上肃托的主要内容。毕竟托洛茨基思想体系庞杂，且可供参考的材料又极其有限，相比之下，对他中国革命问题主张的批判，更易于使全党理解，因而也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世界革命理论和不断革命论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主体，则很少出现在批判的文章中。
决议发布的第二天，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了书面警告。要求他回到党的政治路线之上，并写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以表明立场。这遭到陈独秀拒绝。11月15日，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及彭述之等人党籍的决议案。
组织上的处理就此告一段落，而思想上的批判仍在继续。身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成为主要的批判手，他作了一本《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四章内容分别为“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政纲、政策与策略”和“组织问题”。这些文章仍旧围绕中国革命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原因、革命今后的走势，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等方面，进一步批判托陈派的观点。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三万字的篇幅引用了大量材料来论证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也拉开了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序幕。
不同于理论写手的纸上谈兵，李立三政治局实际掌舵人的身份，也必然使理论上的批判影响到现实的决策。在李立三中央看来，托陈派的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取消革命。在批判托陈派的同时，党内也形成了“左”的气氛，但凡有谁不认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主张通过保守的政策和合法的斗争积蓄力量，他便是取消派的后备军，是暗藏在党内的敌人，便将受到严厉的斗争。这种机制推动中央在“左”转的道路上不断加速，甚至一度超越了共产国际。
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是“左倾”盲动的纲领性文件。文件认为高潮已发展成直接革命的形势，全党应积极地准备武装暴动，首先占领武汉，进而夺取全国。届时必将引爆世界革命，因此中央希望苏联等国积极支援中国并准备世界革命。然而武汉暴动的计划很快被共产国际否定，对此李立三等曾一度感到不解，有如此“大好”的形势为何不准“革命”！长沙被红军攻克之后，他们对暴动的激情和对共产国际的不忿达到了极点，在8月1日和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竟喊道，此时忠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
后果可想而知。当看到这些会议记录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将李立三的错误升级为路线错误，并派米夫前去帮助中国党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党的文件中，最后将“立三路线”定性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李立三这位党内理论工作的领导者，反对托洛茨基及其理论代言人陈独秀的主要批判手，一夜间成了站在中国革命路线对立面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者。
对于这样的认定中央共有两个依据：首先，李立三认为，革命政权一旦建立，必然招致资产阶级的反对，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不间断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腔调；其次，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援，单靠国内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这与托洛茨基否认一国有建设社会主义可能的观点无异。
不能否认，李立三确有相关的言论，前者已明确写进6月11日决议中，后者则在8月初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被提及，如要求共产国际发动世界革命，要求蒙古并入苏维埃中国，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并准备与日本的战争，甚至称没有世界革命，苏联国内的五年计划是完不成的，等等。正如共产国际代表斯托利亚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明显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腔调，托洛茨基可以为有他这位新的学生而感到骄傲。”然而，肃托的旗手为何会有这种言论？共产国际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李立三是再清楚不过了，难道他明知故犯？
显然，李立三不可能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徒，他在会上曾自信地说这绝不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这些言论的产生，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左”的逻辑自我演进的结果。既然有夺权的条件，那自然要设想政权的性质，既然认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合流，那么民主革命必然要进而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基于“第三时期”理论，处于最弱一环的中国才有率先革命的机会，而中国革命若要保住胜利，免遭帝国主义的围剿，就必然需要世界革命的支援。
▲王明
此外，这与李立三的片面肃托不无关系。如前文所述，李立三领导下的理论批判，针对的只是托陈派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派争论的实质内容，他并未有清楚明确的了解。无疑这受制于党内理论水平以及苏联的严格控制等一些主客观因素，但这种带有功利性的片面处理自然有其潜在的危害性，容易出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境。在不能确知危险边界的情况下，肃托的旗手自陷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泥潭，便不足为奇。
其实，上述两方面只是对革命进程的一种设想，并非“立三路线”危害的主要动因。然而真正的危害在于，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没有也不会导出逻辑上的右转，相反，接班的王明中央在“左”的道路上继续急速前进！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