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皇室书法民间光大——访翁同龢三代门人李嘉湖

李嘉湖，1952年7月生于四川广汉。早年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为人耿直敦厚，不事张扬，敬老尊贤，酷爱书法，故深受恩师刘铭竹先生器重并得其倾心指导。刘先生系清末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颐和园”三字题匾及颐和园内楼台亭阁匾额、楹联书手严寅亮先生的高徒，因此李嘉湖成为咸丰状元、两代帝师、晚清丞相、大书法家翁同龢先生的第三代嫡系门人。其书法秉承翁相一脉书风，四十年如一日刻苦临池，出入唐宋，上溯汉晋，旁参明清，碑帖结合，博采众长，颜筋魏骨，化而用之，故刚劲朴茂，雍容有度。

1974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慕其书名延请李嘉湖担任字幕员工作，为了跟随刘铭竹先生学书他毅然谢绝此无数人梦寐以求之光荣“铁饭碗”。

李嘉湖现为四川省老教授协会天府画院资深书法家，近来，众多文艺界名流纷纷前去李老师处求字，李嘉湖书法作品已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多位收藏家乃至国家领导人收藏，多家电视台和杂志主动报道其艺术事迹。李嘉湖仍禀承师门风范，低调沉静，甘为翁体书法的默默耕耘者，努力把翁体书法发扬光大。

仲夏的成都平原，绿树成荫，百花盛开，快乐的小鸟在小区房前屋后的草坪上奔来跑去，一点不介意路人经过。树上夏蝉高声鸣唱，此起彼伏，仿佛在向路人表演对歌，十分风趣。

记者在朋友的引领下，驱车来到锦城西郊外一处环境优雅的小区，登门拜访晚清著名书法家翁同龢的第三代门人李嘉湖先生。

进入李先生家，仿佛步入博物馆，墙上挂有乾隆时期的牌匾“清世锦堂”和“扶杖登朝”，以及溥仪皇帝之师陈宝琛题写“瑞气堂”牌匾，其私家珍藏文物，令记者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客厅落座，少倾，一仙风道骨者，从内室步入客厅，与记者见面。老师中等身材，着对襟唐装，慈眉善目，鼻正口方，开口一笑，满口整齐白牙，浑身洋溢着健康阳光的精气神，既令人肃然起敬，又让人感到和蔼可亲。这位老者、智者，就是隐者、高人，资深书法家李嘉湖先生。

在峨眉竹叶青的茶香袅袅中，记者拿出笔和采访本，与李先生开始了屈膝交谈。

酷爱书法 无怨无悔一生情

李嘉湖,原名李家福，字怀清，1952年出生在四川省广汉县高坪乡人民公社的一个商人家庭，1960年8岁入小学，那个年代，写毛笔字是一个小学生的基本功课，先描红，后临摹，点横撇捺，永字八法，每天都有作业。但李家福对写毛笔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赋，别的同学每天写一篇毛笔字作业，他每天起码要写5篇毛笔字乃至更多。中国有句名言：勤奋出天才。虽然每天玩的时间少了，但毛笔字的功底更加厚实了。

为了让孩子学习写好毛笔字，父母在李家福二、三年级时曾把他转到擅长琴棋书画的舅舅所在的什邡小学读书，天才加勤奋的他常得舅舅夸奖，由此让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描摹临帖，书法功底与日俱增。四年级时，因得知家乡有位毕业于广汉女子师范学校的陶自雍老师书法出众，父母又把他转回老家就读于陶老师的门下。陶老师不仅教他学习写字，还时常教导他“乱世修文，闲时练武，今后必有用”等做人道理，这些教导潜移默化地成为李家福一生的座右铭。

在那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年代，李家福非常幸运地遇到对他宠爱有加的父母，遇到了对他循循善诱的老师，尤其是遇到被当地人称为“刘画家”的刘铭竹先生。

作为恩师，刘铭竹不仅教李家福书法，还给他另起名字。那是在他从师学书四年后的1970年6月的一天，刘铭竹对他说：“家福，你这名字，我给你改改，家福，太一般了，用‘嘉湖’吧，嘉兴，湖州是江南最富庶的地方，也是最出人才的地方，还有，‘嘉’字是喜字加力，则有力之喜，意指喜上加喜。以后，书法就用此名。”从普通百姓追求物质满足为主的“家福”，到脱胎为墨客骚人追求诗情画意的“嘉湖”，师徒二人开始了书法艺术毕生的追求。

记者之所以称李嘉湖先生为隐者、高人，是因为李先生虽身怀书法绝技，却没有参加任何书法协会组织，按常理，“翁同龢三代门人”完全应该在中国书坛享有一席之地。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李嘉湖居然还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李嘉湖告诉记者，1991年6月，他到成都市中心的四川省美术馆买一本《中国书画》书，由于买好书后时间还早，他就前往后子门拜会时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林向教授。林教授见李嘉湖来了，马上给时任四川省书协副主席的何应辉（现任中国书协副主席，四川省书协主席）打电话说：“嘉湖来了。”十五分钟后，何应辉赶了过来，看完李嘉湖带来的三幅字，他赞不绝口，说：“嘉湖你的作品完全可以参选中国书法展。”林教授也说：“你要加入中国书协，相信没问题。”李嘉湖谦虚回答道：“我只是爱好书法，我的字还不行。”其实他是深受恩师的影响，脑海中还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的思想，所以虽没当面拒绝两位同行的建议，但是此后却没有行动，从而与世人羡慕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头衔擦肩而过。

李嘉湖说：“书法是我的‘病’，一生就酷爱书法。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书法就是我的最爱！”记者对此深信不疑。

李嘉湖继承了恩师的性格，为人低调，喜欢清静。所以这么多年来他默默地在翁体书法里耕耘着，从来没有想到名和利。李嘉湖说：“其实，我一直想把翁体书法发扬光大，因为我的师祖翁同龢虽然当时是一流的书法家，但是性格低调，不爱张扬，以致他的书法在民间流传极少，成了人得片纸，珍若千金。再者，师祖的后人侨居美国，现在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在学习翁体书法，我都不得而知，所以，我想找到师祖的后人及翁体书法爱好者，成立一个翁体书法艺术研究会，将翁体书法艺术发扬光大。”

“翁体”摘冠  一鸣惊人“颐和园”

著名巴蜀笑星王宝器——王曾郅是李嘉湖的女婿，跟随岳父学习“翁体”书法多年，其对“翁体”书法百年传承背后的故事非常熟悉。

王宝器告诉记者，2013年夏，他带着几分喜悦和几分崇敬的心情，专程去北京完成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受岳父李嘉湖之托，给颐和园的牌匾拍照。完成岳父之托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一种亲临“圣地”观摩体验的感觉，这让他对“颐和园”顶礼膜拜。远观近看“颐和园”这三字金匾，用心体味那“帖底碑味”的“翁体”书法，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妙不可言。联想到自己师从岳父学习一代宗师翁同龢书法路上的点点滴滴，感触良多。王宝器正在给牌匾拍照时，听到不远处的导游们屡次对游客们说：“大家看，这就是颐和园，上面的那块匾是光绪皇帝亲自题写的。”如此逆耳的声音让他清醒了：“啥子喃？光绪皇帝亲自题写？这是哪个在打胡乱说呢！”一种捍卫心中“圣地”的本能让他与那些导游展开了唇枪舌战：“这是严弼成写的哈，不是光绪皇帝写的。”京城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颐和园”匾额题字究竟是谁所写，应该让世人知道，还真相于天下。

据《清史稿?翁同龢传》记载：翁同龢曾先后学习过董其昌、米芾、颜真卿等人的书法，进而创造出一种醇厚宽博为特点的“翁体”书法，其字体沉雄豪放、左右开张、中实苍茫，“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作为晚清书法界的一代宗师，“翁体”书法的第一代嫡系传人当是同治和光绪皇帝。史载，在翁同龢的圣学功课中，书法当属重要一课，“翁体”于是成为皇家书法。在那个普通百姓不能和皇帝称“同门师兄弟”的时代，在普通人士难以和皇家书法走近的时代，翁同龢在四川留的真迹稀若晨星。新都宝光寺那副中堂：“褚无量刻意坟典，家临平湖，有龙出，人皆走观，无量尚幼，读书若不闻，众咸异之。”则更显珍贵。

那么，四川李嘉湖又是如何成为“翁同龢三代门人”，这种皇家书法又是如何花落民间的呢？记者在深入采访中了解到，历史常常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两位帝师的资历，敢作敢当的性格，让当朝宰相翁同龢悄悄地在民间暗收了3徒：即晚清著名书法家严寅亮（字弼成，一说字碧岑，号弼丞，别号剩广、剩庵等），后来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和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沈曾植。其中，1854年出生的严弼成是贵州印江人，自幼就显示出非凡的书法才气，1889年考中举人，虽然次年赴京会试未中，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他习业于国子监期间结识了长他二十多岁的国子监祭酒——翁同龢，此时翁相已经看到严寅亮罕见的天赋，今后必是可用之才。因此冒险暗中将其收为门生，且加造就。此后，严寅亮很快悉得“翁体”皇家书法的精华。

或许是历史有意无意要给“翁体”书法以机会。为了庆祝自己六十万寿，慈禧太后不顾内忧外患和国贫民弱的家底，居然挪用海军军费并以光绪帝名义下令重建清漪园——后来改名颐和园。面对高端大气上档次园林，这“颐和园”三字当由谁来题写呢？为此，挑剔有加的慈禧在1891年亲自召集京中书法名流至御前恭书，一时间，旷世海选展开，无形硝烟弥漫，邀功争宠者云集。然而，包括“翁体”嫡传光绪帝等人的作品都没有入慈禧的法眼。为了平衡宫廷的派系关系，也为了体现上下一体的君民关系以安抚民心，慈禧特懿诏由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负责向民间高手征集榜书颐和园。

高手过招，电光石火，须臾之间，伯仲已定。最后，在翁同龢授意之下参赛的严寅亮，其“颐和园”三字以龙相笔力相融变化，遒劲、浑厚风格一路过关斩将，慈禧率重臣观后心中大喜，当即宣诏御用，并破例召见（清制：四品以下官员皇帝均不待见）。而后，园内楼台亭阁尚需的匾额18方，楹联23副均由严寅亮奉旨书写，而他都能以行草秀逸出之。甚为满意的慈禧赐以龙纹镶边的“宸赏”玉章一枚及“恭书颐和园榜题”印章，则足以告诉世界：颐和园是严寅亮榜书无疑。而严寅亮遗留的印章，至今尚存“蓬生留翰”及龙凤饰边“恭书颐和园匾联”“恭书颐和园榜题”各一枚。这些玉章和印章记录了“翁体”书法辉煌的历史，不仅改变了严寅亮的人生轨迹，而且还让翁相一代门生严寅亮和第二代门人刘铭竹结下了缘。就这样，在高手林立的京城，能从在海选中胜出的48位大书家所写“颐和园”三字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翁体”书法可谓实至名归。

严寅亮留任北京后，奉旨行走南书房，其间与四川三台县刘家坎人刘铭竹的父亲（已中探花）成为同僚。1898年，刘铭竹出生在北京。不仅是因其父与严同朝为官，私交甚佳，更是因为严寅亮见刘铭竹天资聪明，喜好书法，堪称可造之材，于是便将其收为弟子。1907年，严寅亮奉旨到四川任候补知县,成都官书局校勘，任间将其墨迹石印成册，名《剩广墨试》，以广流传，还留有“杜甫草堂”“望江楼公园”等墨宝。与此同时，刘父也将儿子送回四川跟随在严寅亮身边继续学习“翁体”书法。几载春秋后，严寅亮将自己“翁体”书法的精华悉数传给了刘铭竹，直到辛亥革命后师徒二人才各奔东西。

皇家书法 民间光大李嘉湖

 辛亥革命后，严寅亮从成都返回故乡（为了纪念恩师翁相，改弼成为弼丞），刘铭竹也于1912年被父亲送到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创建的武昌博文学院学习，在这里打下的良好英语功底让他在抗战期间成为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和美国人交流的中国官员之一。此后十年有余的日子，“翁体”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刘铭竹走南闯北，结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商界、政界和军界的若干重要人物，这些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而且其中有些人还为他的“翁体”书法走进公众视野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1918年，刘铭竹考入复旦大学国文部。1922年，24岁的刘铭竹在《北京京剧月刊》担任编辑部主任。1923年，对率“承华社”赴香港太平戏院演出凯旋的梅兰芳进行了专访，二人成了挚友。1924年，经朋友举荐，刘铭竹到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1876—1938）家中作幕僚。期间，不仅李家堂屋中挂的对联“心在南湖常淡定，身倚北斗觉高寒”影响刘铭竹的一生，更重要的是在李经迈的举荐下，刘铭竹进入了轮船招商总局，开始了他在上海的风云人生历程。

 1924年，轮船招商总局成立52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上海市老政府旁的上海招商总局举行。董事局提出横幅字不用幻灯放大，要在昂贵的苏州白大绸上面榜书。这令上海书法家都不敢接招。在组委会的质疑声中，刘铭竹当场表态：“我来写。要是大家不满意我写出来的字，愿意全部赔偿。”可是，当“上海招商总局成立五十二周年纪念”的“翁体”榜书出现在大家面前时，上海滩为之轰动。　

 就这样，以“翁体”书法作为平台，刘铭竹成为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也让他结识了不少上海文艺界和政商界名流。1925年3月，在上海已经颇有名气的他赶赴北京参加孙先生的国葬，期间结识了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并任1932年7月创设的上海通志馆馆长的柳亚子。后来还在上海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夫人——上海大世界的美女英语翻译梦恒。可惜的是，她很早就因肺痨而去世。从北京回来后不久，他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上海招商总局轮船航运公司长江航线视察主任。1929年6月1日，他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灵柩移放中山陵的奉安大典。

 频繁的政治活动不仅让刘铭竹结识了不少国民党要员，而且他也很快成为上海众人眼中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家，很多政商要人还常向他索要墨宝。当时，中国陆地交通没有水路发达，特别是做贩卖军火和走私鸦片的上海“三大亨”，更是要和控制着长江航线的刘铭竹搞好关系。上海青帮的杜月笙为了鸦片和军火生意时常请刘铭竹赴宴拉拢他，张啸林更是刘铭竹府上的常客。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以及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戴戟、吴铁城；上海市长张定璠、张群这样的政府要员，也曾找刘铭竹索求墨宝，所以，那时的他可谓风光无限，可以在龙华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政府随进随出，成为当时上海的风云人物。就这样，他的“翁体”书法也因为这些上层人士的追捧收藏而为更多人熟悉和喜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难当头，岂能幸免。抗战爆发后，“翁体”书法也随他由上海走进了西南。1948年，他为宝光寺新建祖堂题写并保留至今的“万派朝宗”金匾，“翁体”书法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独有的魅力。  

 1949年11月，国民党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来到彭县龙兴寺共谋起义大计时，邓锡侯把刘铭竹从广汉召到彭县书写起义投诚书及电文，“翁体”书法有幸见证了12月9日刘、邓、潘三将军的起义通电。学习结束后，刘铭竹在广汉一中任教，“翁体”书法随他走进了学校。1956年刘铭竹下放到广汉高坪乡人民公社四大队三生产队唐家碾劳动，“翁体”书法又随他走进了农村。   

1966年4月的一天下午四点左右，高坪小学的曾校长和邓治华主任邀请刘铭竹老师到学校来写大标语，如：“为人民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觉悟的劳动者”等。那时，李嘉湖正在高坪小学上六年级，久闻刘老师大名的他激动不已，他跑去看他写字，为他铺纸端墨，竭尽“套近乎”之能事。刘铭竹也没有想到小小的高坪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喜爱书法的孩子，对李嘉湖的良好印象由此开始，师徒二人由此结下了近三十年的缘分。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嘉湖经常主动到刘家请教书法。就在这样无奈的岁月里，李嘉湖也渐渐成为地方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在当地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皇家书法在特定的年代就以这样一种特定方式走进民间，还真有点传奇色彩、耐人寻味。

 数年下来，李嘉湖书艺渐长，与恩师的感情也与日俱增。为了照顾恩师并跟从恩师学艺，他在1974年婉拒了峨眉电影制片厂招工组长周国富希望招他到厂作字幕员的工作。但是，李嘉湖为了生计却于1970年12月15日在广汉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拉架架车。艰苦的日子没有磨灭他对“翁体”书法的酷爱，他宁可一月食无肉、不可一日不写字，天赋和勤奋让他的“翁体”书法渐入佳境。

真诚和感恩终于在1972年6月18日得到回报。这天下午四点李嘉湖正式按古老的拜师传统向刘铭竹敬茶、行拜师礼，名正言顺地成为翁同龢书法的第三代门人。1967年春天，李嘉湖向老师问起：“您的师傅是那个哦？”刘答：“严弼成嘛。”李又问：“严弼成是哪个嘛？”刘回答：“颐和园的匾就是他写的嘛。”李又问：“那么严弼成的师傅又是哪个呢？”刘又答：“翁同龢嘛。”

 在刘铭竹看来，要学写字就要先学做人。1972年李嘉湖拜师之际，刘铭竹给他写的首副书法是做人的道理，“真诚笃实清慎勤，英雄见惯亦常人。书到用时方恨少，交至通财渐不亲。”那么，师傅刘铭竹给李嘉湖在生活中上的第一课是什么呢？拜师后，他们到外面吃饭庆祝，饭后李嘉湖争先恐后给钱时，老师却不允许，而是把自己的钱给了，要李嘉湖自己给自己的饭钱。理由是：“要得朋友长，天天要算伙食帐。”

 刘铭竹是有眼光的，李嘉湖更是有情有义的汉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始终如一在生活上悉心照顾师傅，刘经常说与李嘉湖是他的患难之交，在书艺上则是始终如一地求师指点。刘铭竹更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让李嘉湖熟悉“翁体”书法真谛。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1986年4月28日，下午两点，已在广汉酒厂上班的李嘉湖奉命到双泉乡矿泉水分厂去写“川西第一泉”五个18米长、3米见方的大字。2个多小时后，他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笔时，刘铭竹老师从很远的地方，伸出两个大拇指向李嘉湖走来，并说了一句话：“大成功，你可以出师了”。听罢老师的话语，李嘉湖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啊，从师十四载，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其实，这早已不是李嘉湖在广汉的代表作。作为职工，厂里书写宣传自然少不了他，作为广汉书法界的代表，地方不断有单位和部门找他，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91年广汉酒厂倒闭。而就在失去工作的1990年，对李嘉湖来说可谓悲喜交之年。　

那年，93岁高龄的师傅再次应邀到广汉龙居寺书写牌匾时，因寺里的小和尚骑三轮车不稳，翻到沟里，造成刘老师尾椎粉碎性骨折，翁同龢二代传人长期卧床不起，李嘉湖常来探望。那年5月21日中午，再到老师家，此时刘铭竹表情特别凝重地拿出一方印章，命李嘉湖跪接，李嘉湖忙遵命受印。但见印文是“翁同龢三代门人”，刘老师宣布：“翁相的龙相笔力以后就靠你传承了。”当时李嘉湖已是声泪俱下。（此印是刘铭竹托后来的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艺术家，西泠印社会员王道义先生所刻）此时的他已经从师习艺二十五年，而早在四年前，恩师就已经宣布他出师。　

刘铭竹先生驾鹤西去的二十多年里，李嘉湖一直谨遵师门教诲，将书法艺术作为毕生追求，始终保持他拉架架车（板车）时就养成的习惯，每天临池不辍，寒暑无间。坚持不懈地研习“翁体”，并遍习南帖北碑，对各家各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纵观李嘉湖的书法特点，继承创新、柔中有刚、变化多姿、形态传神、以变求神。观李嘉湖写字，灵魂常常随之悸动，而后恍觉荡气回肠，心神振奋。细品李嘉湖的作品，笔墨与精神兼收，营造出和谐之气。

2013年，李嘉湖客居成都。有了和更多文艺界名流接触的机会。偶然的一天，挂在家中的字被他女婿——巴蜀笑星王曾郅（王宝器）演艺界的朋友看到，于是转而索求李嘉湖的墨宝。由此很快在圈内形成李嘉湖热。架不住女婿的苦求，架不住大腕的盛情，李嘉湖这些年已经应邀为不少名人题写书法。为著名主持人李湘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为著名演员张铁林题《沁园春·雪》；为美国演员卡尔(中文名柯志凌)题三国孔融联“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为徐克导演题“胸藏日月书千卷，脚踏风云酒一樽”。

如何聚集翁相书法的后人和“翁体”书法爱好者，让它发扬光大呢？如今，李嘉湖老师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能够找到翁同龢后人和翁相书法的嫡传弟子，还希望成立一个翁同龢书法艺术研究会，开展翁同龢学术论坛，希望将“翁体”书法这一中华文化瑰宝发扬光大。

不知不觉中，与嘉湖先生采访交流已是半天，先生记忆超强，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对过去跟随恩师刘铭竹学习书法之事记忆尤新，至今仍感恩不尽。善感恩者，必有后福，因果轮回，善莫大焉。

有志者，事竟成。记者衷心祝愿李嘉湖先生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