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十年岁月，三份报纸，他圆了学生时代的办报梦······--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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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3日，四川省崇州市崇平镇人民政府和崇州市侨联在崇平九年制学校大操场，召开了一千多人的大会，纪念宋益清先生诞辰102周年。清华大学校友会四川分会会长、崇州市委、市府、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及有关各界人士出席了大会，追怀这位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一生事迹。会上益清先生之长女宋庆云女士遵循先生遗愿，向崇平学校捐赠了一笔办学资金。学校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将在校内创办以先生之名命名的“益清书馆”，陈列先生的事迹，以策励崇平学子学习先生奋发向上的精神。

先生名益清，字涟波，取意于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爱莲说》中“濯清涟而不妖……香远益清”之句。1904年2月14日生于四川崇庆州中兴乡(今崇州市崇平镇)歇马台下首之宋家林。这是个耕读人家，为半自耕农，先生少时常下田助家人耕作。

先生少时初读于歇马台太平小学。后随父就读于天民寺高等小学堂。小学毕业后，先生考入成都联合中学，所学西方学校教材往往多为原文，如物理、化学、数学、西洋史地等，当时一般中学是做不到的。

正当先生就读于采用西方原文教材的成都联合中学的年代，先期去北京读书的崇庆县人龚从民经常邮寄一份英文报纸《Peking Express》(《北京快报》)给益清先生，这成为他以后坚持读报的开端。这份报纸是专供高年级的中学生读的，整个版面都是英文。读这种报纸的学生目的在于练习英文，先生也不例外，然而先生却因此对新闻时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联中毕业的学生到京沪深造，成为当时的时尚。1924年，先生随二三好友相约到北京。1925年，先生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第一届仅有的96名学生之一。

1923年清华教职员合影

先生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主要教授为：刘师舜先生授中国外交史，王化成教授讲国际公法，杨光生教授讲国际关系。这些课程的设置使益清先生的治学兴趣集中于国际政治范畴内，正因为如此，几年后他的毕业论文题为《第三国际?苏联与中国》。

在学生时代，尽管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先生仍自订了三份报纸，分别是北京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和英文版的《Peking Leader》(《北京导报》)。

晨报

1925年冬天，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邀请《北京导报》发行人Clark(克拉克)先生到清华大礼堂讲演，益清先生作为该报的忠实读者，听他本人有关新闻问题的理念，便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对从事新闻事业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1926年，先生和《北京晨报》由读者的关系发展为特约撰稿人的关系。晨报的副刊之一“国际周刊”主编刘勉己先生约益清先生为该刊翻译一些外文稿件，先生欣然应允。这种特殊的机遇，使先生对当时国际文化学术界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并能根据自己的看法撰写一些时评之类的短文在晨报的“国际周刊”上发表。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对先生以后成为一个专业报人，无疑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

1929年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了。由于父亲念子心切，再三催促，先生不得不返回别离5年的四川就职。曾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后改为四川大学)、四川法政专门学校等校，教授国际政治。由于所学专业和爱好英文两种特长的驱使，1930年，他将Mowat所著《国际关系论》一书翻译为中文，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把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介绍到中国。

《论国际关系》书影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国难当头，这年冬天，益清先生放弃教职在成都创办了他一生中办的第一份报纸《国难日报》，为抵御外侮、救国救民而呐喊呼号。当时，他得力于一位爱国军人谢德堪先生的帮助，每月拿出100元大洋来，这份报纸就办起来了.《国难日报》创刊初为晚报，日出一大张，一个月后改为早报，在“共赴国难”的口号感召下，很快受到成都民众的欢迎和关爱。

此前，先生受国家主义思想潮流的影响，加入了中国青年党，站到了国家主义派的营垒里去，并逐渐成为该党的上层人物，终至担任过该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等要职。

1932年冬，当《国难日报》出刊周年之后，先生离开成都到南京、上海等地，后落脚于北平，四处奔走为《国难日报》扩版筹款。延至次年，先生还在北平运筹，此时四川发生内战，刘湘攻入成都，刘文辉败退雅安，《国难日报》在战乱中遭受惨重损失，被迫停刊。

1939年6月青年党在汉口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益清先生接任左舜生先生在汉口刚创刊45天的《新中国日报》社社长之职，旋即汉口沦陷，国民政府迁四川，先生临危受命，历尽艰辛把报社从汉口迁到了成都。经苦心筹划，多方努力，终使该报于“九?一八”日本侵华纪念日在成都复刊。此后连续8年，先生以社长之身，为之尽心尽力，使其在抗战时期，立于作为大后方的成都众多报刊之林。

《新中国日报》

这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先生办的《新中国日报》社从自备电台上得到消息，没有等中央通讯社传来“电讯”“要闻”等稿，就于当天下午率先增出套红特大新闻，成为成都报界欢呼抗战胜利的第一张“号外”。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青年党机关报《中华时报》于上海创刊。取代成都的“新中国日报”作为该党机关报的地位，先生遂离开成都到上海，初任《中华时报》发行人，次年任副社长，不久升任社长，继续他孜孜以求的办报生涯，这是他办的第三份报纸。

《中华时报》

三份报纸，十年岁月，圆了他青年时代由读报而办报的梦，也实践了他作为报人“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人生宣言。后来在其所著《十年报人》一书中谈及报纸的历史作用时，他有如下一段感悟：

“过去某个时代的报刊，等到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其一片一纸，一条消息，一段文章，一篇报导，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可能代表当时一个观念，一个理论；一点共同的认定，一件矛盾的事实；一桩民间礼俗，一种官定制度；社会动态，经济荣枯，政治理乱……都可从上面揭露出来。似此情形，后之观今，犹今之观昔，相距的时间愈长，其价值可能愈大。我们辛苦地使得一份报刊问世，其对人类、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即已连带产生，而且这种价值有的是与时俱增的，只要对于这一工作是忠实、认真和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