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荐引利玛窦进京传教的广西籍兵部侍郎--佘立

利玛窦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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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是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这位被誉为“泰西士儒”、“西学东渐第一人”的文化使者，生前在布道宣教的同时，也为明王朝带来了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使士大夫们得以了解西方的哲学宗教、精密器械以及绘画艺术，开始放眼观察和认识国门之外的宽广世界。几经磨难，1601年，利玛窦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紫禁城，终生拥有朝廷的俸禄。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许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

利玛窦一生著述颇丰，他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后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后文简称《札记》）。

《喇嘛都中国札记》

1639荷兰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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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 ↓

书中记载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最初12年里，只在广东建立了两处传教据点，始终饱受排斥，难有建树。万历二十三年（1595），一位名叫“Scielou”的兵部侍郎北上就职，利玛窦利用为其子治病的机会，获得去南京的机会。Scielou此行所提供的帮助，使尚处萌芽状态的“西学东渐”潮流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也因此而成为利玛窦进京传教的第一领路人。

《札记》277 ~ 278页中有这样的描述：“兵部的第一副手，中国人叫做侍郎（Scilan），离任退休了。他在国内获得过很多崇高的赞誉，在广西省人人都很尊敬他。”由于属国朝鲜遭到倭寇入侵，“中国皇帝决定派遣一支八万多人的队伍”前往援朝。“他（皇帝）必须选择能征惯战的将领去打仗，于是兵部的第一副手再度被任命为他原来的职务，但这次是在京城”。“此人有一个儿子，约摸20岁；他因参加进入最高学士阶层的考试失败，害了神经抑郁症。”父亲深爱儿子，“认为信奉唯一天主的神父们也许能用祷告和陪伴而使孩子恢复精神健康。于是他把军官召来，叫他特派一艘帆船接神父去见他”，之后他们谈得非常投缘，最后说起他的儿子，并且请求神父们想法治治他儿子的病。利玛窦神父回答说，“短期内不能指望做到这一点，又说他愿把孩子带往江西省去旅行，希望在那里能使他恢复正常。这个建议，孩子的父亲很乐于接受，他马上命韶州长官发给旅行执照，盖上他的官印，给予利玛窦神父在江西省旅行的充分权利。”

然而Scielou到底是谁，多年来一直未有定论。一般认为此人系万历援朝攘倭之战中一味主 和、“谄贼酿患”的重臣石星。但从发音角度分析，意大利语中的“Scielou”显然跟“石星”差别甚大；从官衔上看，石星当时的职位已是兵部尚书，并非利玛窦所说的侍郎，更何况石星既非广西人，又未在广西做过官，利氏与Scielou结伴北上的那段时间里，石星一直身在北京，并频频参议国事，这些史实在《明神宗实录》都有明确记载。《札记》中关于“Scielou”人名的注释，也只是用了“一般认为此人为兵部尚书石星”这样的谨慎措辞；注脚中有“德礼贤考石星（？）”以打问号做标记，可见就连德礼贤神父对自己的考证都是心存疑虑。

在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之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夏伯嘉莅临上海大学历史系，就《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出现的“Scielou”人名，以讲座形式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他从中国大陆及台湾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文本翻译谈起，认为历史上该书的翻译经过多重转译，难免以讹传讹；夏伯嘉从检阅1595年利玛窦三封书信内记载，未提到Scielou的籍贯；认为孙鑛籍贯为绍兴，绍兴和肇庆发音相近，利玛窦是否听错，或是利玛窦的记忆有误？还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余姚孙境宗谱》发现，这段时间孙守丧在家；1595年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一职的只有孙一人。忽略了还有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起原任（南京）大理寺卿佘立为兵部右侍郎”。得出了“Scielou”并非“一般认为此人为兵部尚书石星”，而应该是浙江山阴人孙鑛的结论。

夏伯嘉教授排除一个石星，却又张冠李戴得出孙的结论。笔者细加分析后，发现这一结论也同样存在谬误。

孙鑛（1543 ~ 1613年）字文融，号月峰、湖上散人，浙江余姚（今浙江慈溪）人。明万历二年（1574）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四名成进士。《明神宗实录》称万历十二年（1584）二月任太常寺少卿；万历十八年（1590）十月复任太常寺少卿；十九年（1591）四月升右通政；二十年（1592）四月，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二十一年（1593）八月，升刑部左侍郎；二十二年（1594）四月，改兵部左侍郎；七月，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顾养谦总督蓟辽。

据《札记》记：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5月，利玛窦跟随兵部侍郎Scielou从韶州启程，在途经南雄、赣州、南昌、安庆后，于5月31日抵达南京，行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三四月间。而身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御倭，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的孙鑛，当时正在帝国北疆积极备战，准备随时率军驰援朝鲜抗倭前线。他在这期间屡次现身议政，《明神宗实录》亦有明确记载，此时抽身而出，乾坤大挪移般地出现在岭南韶州，简直是天方夜谭。

此外，孙鑛无嗣，曾自嘲：“释迦不以罗睺传，仲尼不以伯鱼传。”据此分析，《札记》讲利玛窦为其子医病之事亦无从谈起。

在日本学者平川佑弘所作的《利玛窦传》中，关于这段描述的译文大同小异：“这位Scielou相当有名。广西人。已经任过许多要职，这时正好无官在家。当时日本国主关白对中国的进贡国朝鲜发动了战争，皇帝希望他率领八万军队出兵朝鲜去救援。所以这次召他入宫。”

日本平川佑弘著《利玛窦传》

光明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中日两种译本相互参照，足以将《札记》的原文信息尽可能完整的反映出来。而那一时期官至兵部左侍郎的广西柳州人佘立，则与这些描述完全吻合。

佘立22岁中举人，26岁成进士。佘立初授户部主事，转礼部仪制司，升本司员外郎。隆庆三年（1569），佘立离京外放，曾先后在粤、鲁、闽、黔、赣、浙诸省担任要职。其后为官数十载，所至皆有政声，节操高邈颇有乃父之风，父子两人因此而备受乡人推崇，并同列明代柳州“八贤”。正如利玛窦所讲的那样：“在国内获得过很多崇高的赞誉，在广西省人人都很尊敬他。”他曾在江西南昌“担任过主要官员的职务，现仍有很多朋友”；他“在城里（南昌）是尽人皆知”。

周季平《兵部侍郎乐吾佘公墓志铭》（后文简称《墓志铭》）记：佘立（1537 ~ 1599年），字季札，号乐吾。他出身名门，其父佘勉学是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佘勉学为官以“清节着闻”，曾因上疏弹劾吏部尚书汪鋐“秉铨不法”而被下镇抚司狱，但他“临难而不戚，遇善而不攘，闻祸而不怵”，为时人所重。（后来，朝廷在柳州城内华荣寺为他建立“廉宪”牌坊，以示褒彰。）佘立的4个哥哥中，“应孝廉明经举者三人”。他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受业于次兄玄（举人，苏州府通判佘玄），名理淹通”。

余勉学首见于《（嘉靖）广西通志》

《（康熙）广西通志》关于佘立的记载

图片来源〡南宁新闻网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吏部推举佘立“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抚应天等府地方”。任上，“巨室子以势力杀诸生，吏捕之急。籍当路求解。”佘立凛然道“吾固起自诸生，尔能杀诸生，吾不能杀诸生媚人！”于是不顾“当路关说百端”，将杀人恶少“寘之法”。

万历十六年（1588），佘立调任南京大理寺卿。而此前为“巨室子”说情遭拒的某“当路”官员，则趁机散布谣言对他进行诋毁中伤。佘立闻讯遂“即日移病投劾去，杜门谢客有终焉之志”。佘立从政以来，辗转大江南北，身心疲惫，面对权臣构陷，他选择了托病告假。他挂冠回乡，一待就是6年多。

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原兵部左侍郎顾养谦升任工部尚书，总理河道，由原兵部右侍郎李祯顶替他的兵部左侍郎职务。同时，“起原任（南京）大理寺卿佘立为兵部右侍郎”。 《札记》中也提到万历皇帝起用Scielou为兵部侍郎之事，原文中有“兵部的第一副手（Scielou）再度被任命为他原来的职务，但这次是在京城”的描述，此处与佘立的履历略有出入，佘此次赴京前的职务是南京大理寺卿，并非兵部侍郎。此处描述与佘立履历不吻合的原因，可能是利玛窦在理解中文“起复”一词时出现偏差，认为“起复”即“官复原职”之意；也可能是中文译本作者对《札记》原文的理解偏差或记忆模糊而导致的误记。

按照中国古代礼节，对地位尊贵之人或是长辈，直呼姓名乃不敬之举。因此，士大夫间一般都互称别号。在座师郭应聘，僚友申时行、王锡爵等明代名人文集中，佘立都被称作“佘乐吾”，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亦以“乐吾佘公”称之。而“佘乐吾”在拉丁语或意大利语中的译名，与《札记》中出现的Scielou发音几乎一模一样。这位把进入北京朝廷作为自己最大努力目标的传教士，入中国不久便儒冠儒服，入乡随俗，利玛窦称“佘立”为Scielou（佘乐吾），就不足为奇了。

佘立万历二十三年（1595）春携眷登船，启程赴京。离柳后，途经象州，并作短暂停泊，前往当地名胜濮泉（即今象州温泉）游览。在《象州志》等文献中，此事有佘立亲自撰文的《濮泉纪游碑》碑文为证。

他写道：“……今年春，奉命起□□□□，次于象，遂偕同年萧质庵（蔚）往游焉……临流而觞、班荆而语，亦一时之胜事也……时万历乙未岁二月十九日，同子婿金君弼，侄浚之，子汲之、江之、冲之也。”文中所4个缺字，有史学专家认为或许为“监军入朝”，《象州志》云“碑泐有缺字”，或即为此4字。

《墓志铭》记：“公（佘立）生于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四日，卒于万历巳亥五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有“子五，汲之官生，娶阳江令赵应祥女；江之郡庠生，娶雷州判蔡弘宇女；沇之娶太常卿徐浚女；冲之娶孝感生贡程学大女；泌之幼，未聘。”佘立1595年携眷赴京，1599年卒，之间仅为4年。赴京途中能随父同游濮泉只有汲之、江之、冲之三子，参照《墓志铭》所言，第五子泌之其时要么太小（不便同游濮泉）要么尚未出世，而第三子沇之却未见同游。其中必有蹊跷，或与利玛窦提到的“病公子”巧合。另《札记》中有“他（Scielou）自己乘的船，因为水手多舟人努力，所以躲开了礁石，他的第二艘船载着他的妻小，撞到一块岩石上，但没有人丧命”；“船上许多女人和孩子，当船触礁时，他们大声哭喊……”又与《濮泉纪游碑》中反映众多子女随行的信息相吻合。

利玛窦称Scielou是带着领兵援朝的使命应召回京的。清乾隆二十九年的《柳州府志》、《马平县志》中也记载：“佘立……历升兵部左侍郎 ……万历间，监军往朝鲜，平倭寇关白平秀吉等， 复朝鲜故地，叙功赏赉甚厚……”《墓志铭》记“甲午东北事孔棘，朝廷思得重臣佐司马，即家起公兵部右侍郎”。然而查《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却无佘立监军入朝的任何记载，个中原因尚有待考证。

关于《札记》中出现的Scielou人名，曾跟随利氏同赴北京的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亦曾提及。庞在“南京教案”发生后用中文起草“具揭”，派人送赴南京，企图说服南京士人为教团做疏通，这份材料中的描述提供了更为明确的信息：“（利玛窦）随同伴数人，谨持贡物，诣京进献，途遇兵部侍郎佘，携历江西省会。旅寓久之。”

综上所述，利氏笔下的兵部侍郎“Scielou”， 当为广西柳州人佘立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