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锦清是我市近代纺织工业的创始人，是一位有眼光有追求有作为的实业家，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和蒋盘发、蒋鉴霖在常州南郊创办裕纶染织厂，这是常州最早的纺织工厂，《常州市志》中有确切的记载。
清末社会是我国加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由于朝廷无能使国门洞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各种商品倾销无阻，在棉布棉纱上也同样如此，尤其是日本的洋布洋纱，对我国传统的家庭手工织布业的冲击最大，不少家庭濒临破产。对此不少能人志士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变革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实行工厂化生产，集约经营，并改良技术，使用机器，才能与之抗衡竞争。但对于颠覆性的变革，一般的人是望而却步，不愿涉足。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上一年即1906年，常州已有人在东下塘创办工厂性质的晋裕布局，但开张后毫无生机，更增添了人们的观望态度。
赵锦清
赵锦清（1869—1929），常州茶山赵家村人。父亲赵富源，早年开设“赵恒大色布庄”，经营“绿坊”，就是对白坯布先染色再平整，制成花布出售，赚取差价。从事这个行当，虽然也需要一些技术，但更多的是体力，进入门槛并不高，当时常州南郊浦前一带曾有好几十家。但赵富源经营有道，顾客盈门，获利可观，到赵锦清接手时，已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手头已有相当积蓄。
蒋盘发，茶山梅龙坝人，出身贫寒，早年在武进湟里恒兴布店当学徒后升为账房，布店关张后就在马杭一带收购坯布，给赵富源的色布庄加工，一来二去，相互熟悉，后来还结为“寄亲”，称赵锦清为兄长。由于业务往来，蒋盘发也经常去晋裕布局，觉察到办厂的一些过门诀窍，看到其中的商机，于是也产生办厂的念头，但当时他手头只有十包棉纱（按市价折合100多元），而办厂最少也要一二千元的本钱。于是他竭力鼓动说服赵锦清创办织布工厂。而赵锦清也正当年富力强，踌躇满志，于是一拍即合。发家致富、改变命运的念想使他们合伙抱团，决心大干一场。
另一位蒋鉴霖也是近乡，原来在西门吊桥下的“白启元色布店”当店员，也算见过一些市面，后来他的姐姐成为赵锦清的“续弦”，但他过去的月薪只有区区4元，个人积蓄更少。因此虽然办厂时约定每人出资500元，实际上不足部分都是由赵锦清先垫支，以后在每月工资中分期扣除。
裕纶染织厂开办在梅龙坝，因蒋盘发在外面见多识广，故任经理。开办之初，只有手拉织机30台和一些摇纱车等辅助设备，雇工50余人，日产布匹15匹。随着经营的扩大，后来织机增加到280台，并有手摇筒纡车200台，经车2台，盘车2台和手工浆缸、染缸等设备，日产增加到150匹。用工最多时有600人，织布工大多来自湖塘、降子桥一带熟练的织布女工，每人看机一台，工资6-7元，手摇车为女童工，工资为4-5元，经、浆、染、修为技术工，工资8-10元，膳宿自理。一般为白天生产，遇到旺季，增开夜班，用美孚洋灯盏照明，但也一般做到晚上11点，并由工人护送回家。原料用日商的阳鹤牌20支棉纱，水月牌42支双股线、丝光线等。产品有宁条布、葡萄线呢、丝光线呢等，每匹长5丈，门幅2.2尺，销售市场主要是苏、浙、皖等周边地区。
老式铁木织机
宣统末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波及城市商业，棉布供应紧张。而地处偏僻的裕纶厂生产却如往常一样，待局势平稳，市面又起，裕纶厂将全部棉布运往武汉，高价出售，扎扎实实地赚了一笔大钱。后来工厂越办越红火，到1915年，已经盈利4.5万元，也就是说经营8年，资产增值了30倍，该年三股东一致同意盘点拆股，资产均分，各得1.5万元。
办厂顺利为何还要分拆？这绝不是股东有意见闹矛盾，而是大家一致看到兴办实业中的高额投资回报，同时也深感必须在技术上升级，尽快采用机器织机，缩小和西方的差距。另外裕纶厂地处乡郊，交通信息均无优势，必须进城再图发展。于是还是三人牵头，诚邀城中贤达名家如刘叔裴、费定安、林锦荣、林锦泰等十余人加盟，注册资金扩大到9万元，于1916年2月在市区东下塘乌衣浜建成大纶机器织布厂，置铁机100台（所谓铁机，就是对原来木织机中的关键部分更换铁件，并在传动部分采用机械动力，使布匹的门幅、密度、质感都有提高，但和后来的普通织机仍有很大区别，属过渡性的织机），手拉织机120台。值得一提的是，我市纺织业界著名的实业家刘国钧先生也正是当年受蒋盘发的邀请，毅然从奔牛来到常州，投资1万元，跨出投身纺织、实业报国的第一步，蒋盘发任经理，刘国钧任协理，负责生产。而此时的赵锦清虽是大纶厂的出资人，但仍回赵家村新建锦纶染织厂并在1919年由乡入城，在东下塘购地7亩，形成前厂后宅的格局，取名“赵家弄”。这已是后话。
裕纶染织厂的骄人业绩及大纶机器织布厂的创办，对常州市近代纺织业界是很大的推动和促进，随后纺纱厂、染织厂、布厂等纷纷建立，到上世纪30年代，常州市有各类纺织企业100多家，逐步成为常州市的支柱产业，也是全国除上海以外纺织工业实力较强的城市之一。
裕纶染织厂的建立，开创了常州地区近代纺织工业的先河，其成功原因多多。常州南郊，北靠城厢，南依湖塘，历来就是富庶之地，人杰地灵，工商发达，长期形成的既踏实又精明、讲诚信守约定的人文积淀，是他们勇于探索实践的动力来源，“勇争一流，耻为第二”的常州精神在这里也得到极好的诠释。赵锦清的孙儿回忆：“祖父个头并不高，但干活力气很大，每顿要吃十来个团子，一般的小伙子也不及他。”从裕纶厂的织机增长速度来看，每个月都要增加几台，可谓神速，只有依靠平时的节衣缩食，资金全部再投入才能够做到。而他们对工人的报酬，则并不吝啬，是有吸引力的。有资料显示，民国早期一个普通家庭，日常生活费在8—10元，当时如果夫妻只要有一方在裕纶厂工作，就可以维持一般家庭开销。另外这里历来就是纺织之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手拉织机，这为工厂提供了大量的熟练工人，工厂所需的棉纱原料也方便采购，这也是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赵锦清已经远离我们多年，但他当年的创业创新经历还是留下印记。《赵氏宗谱》记载：“我国实业不振不待言矣，公（指赵锦清）独能提倡焉，裕己利人，出于寻常商人远矣”“以资创办布厂，贫家妇女由是赖之”“业织造，寄食者恒二百余人，亦可谓商人之豪者矣。”如此评价，就是今天来看也是比较中肯和客观的。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