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二）--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到宋代，儒者程颐对昊天上帝作进一步解释，认为一团元气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体，存在于元气之中并且和元气不可分离、主宰着元气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或者上帝，就是理。这样的上帝观经朱熹认可，成了元明清时代上帝观念的正统解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代表。君王是昊天上帝的嫡长子，权力出于神授，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称天子。君王（皇帝）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威，垄断了世俗与精神世界的权力。儒教教义的最终解释权始终是通过科举考试掌握在皇帝及官僚手中的。

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78年），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的旧宅立庙，即曲阜孔庙。孔子生前所住三间房屋改成寿堂，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并按岁时祭祀。这是诸侯祭孔的开始。汉初刘邦路过孔子家乡，曾经祭祀过孔子，然而那仅仅是个人行为，是一个后人对先圣或先贤的崇拜。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荡，儒者梅福认为原因是未能妥善地安排对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汉武帝接受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孔子才正式成为国家的公神，地位和社稷神等同。唐代，朝廷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祭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是国家公神，大多数朝代儒者的地位也都普遍比较高。唐代设孔子“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之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二十二位对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则扩大到了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即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其次是“十哲”，即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即德行方面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方面的宰我、子贡，政事方面的冉有、季路，文学方面的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是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最后是“先儒”，指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后来的儒者，无不以死后进入孔庙为最高荣誉。历代规定，只能由儒者进行祭祀。当然官员也可以祭祀，因为官员一般也都是儒者。

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之外建立宗教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在这个组织中的官职，同时也是一种教职。高居整个政权组织之上的是君主，是天子，是“圣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中担任主祭。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依不同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各级地方官代替原来的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祈雨。祭祀次数也有规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两次。规定之外，每逢大事，还有随时祭祀，把要作的事向上帝或祖宗报告，称“告”礼。封禅，是在获得巨大成功时实行的最隆重的告礼。

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礼”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除礼教仪式外，还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诚之道。

敬天思想，天人感应思想，是儒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与此相应，儒教信奉“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也就是相信天命。

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也是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宋明理学尊四书为孔门至精之文，是儒教“合于天理”的一种修行方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理学以《大学》为间架为纲领，以《论语》为根本，以《中庸》为“天人一理”“道统之传”。从《大学》到《中庸》，就是“先致知而后诚意”。

儒教强调“先王之道”，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讲华夷之辨，讲尊王攘夷。以“正名”、“民无信不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把人道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则是努力治理政事，要求统治者要仁政爱民。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以其为基础配合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天下即可“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