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儒家是完整的宗教，而不仅仅是哲学｜文史宴

文/桓大司马

关于儒家思想是宗教，还是仅仅是哲学教条，在中外都有大量的争论。不过只要对儒家做一点全面的研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儒家是完整的宗教，只不过不是一神教而已，而儒教又与萨满教密切相关。就让大司马从《正气歌》入手，给大家解析一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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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苏东坡的《潮州韩文公庙碑》：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再来看看文信国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闭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疠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两者之间的相似点我会用不同颜色的字体标出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看，再看下文。

想必大家已经看见，文天祥的信仰，与苏东坡的信仰非常相似。我们一般都知道文天祥深受理学的影响，也是将理学价值观付诸实践的榜样，而苏东坡则一向被理学家排斥，不论是新党王安石，还是旧党中的洛学家都喜欢说三苏的文章有战国纵横家之风。

其实，这种“战国纵横家风”用来说苏洵可能还沾些边，对苏轼而言则只存在于他早年的文章中，而且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苏轼的底色其实是忠臣义士，只不过被他的文名掩盖了。

且看《宋史·苏轼传》记载：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苏轼自幼的志向，就是成为敢于与宦官之类的黑恶势力作对、杀身成仁也在所不惜的东汉名士范滂，之后也从来没有变过。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尽废新法也好，苏轼都因为坚持原则而靠边站（当然靠边站程度不同），如果他当时放弃原则，像邓绾那样“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以他的聪明才智，还怕不飞黄腾达？

只不过，要当范滂，也不用整天板着脸。平时热爱生活，风趣幽默，临大节则不可夺，岂不是比日常都无趣的人更好？当然，这样的范滂，悲壮色彩不如真·范滂，这也可能是苏东坡被误解为轻浮文人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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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包括三苏）的经学水平并不差，开创了与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鼎足而三的蜀学，只可惜被文名所掩。后世解人，也每能发觉苏轼之底色，如“殿上虎”刘安世的评价：

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

名臣范祖禹的评价：

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

弟弟苏辙的评价：

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

说起来，苏东坡是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过程中，华夏文化结出的文化精灵，既有儒者之坚持，又有释道之通达，且有天人之奇趣，正如王安石所言，“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然而，这样的人物，却因为皇权挑动士大夫倾轧，阴差阳错的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当年如果是蜀学而非继洛学而来的理学成为宋学的代表，后来的中国文化想必会有趣很多。

至于这个苏轼和文天祥都很在意的这个“气”是什么？其实是一种宗教物质。

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的“正气”、“浩然之气”，苏轼已早有所论。这个“浩然之气”，大家当然知道最早来源于孟子的论述，见《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 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可以把这段话与前文所引的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文天祥《正气歌》对比一下，可以发现三者都很相似。

为什么要养“浩然之气”？孟子没有详说，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孟子的个人爱好而已，可能还会有人反感孟子要把个人爱好强加给所有人，比如王小波。有的半吊子学者则会说，儒家没有宗教情怀，没有彼岸世界，里面的主张都是一厢情愿的道德说教，毫无威慑力，所以大家都拿这套说辞作伪。

孟子所养的“浩然之气”

是义理化的宗教物质

其实，看《论语》、《孟子》这些书，要用“散点透视”的方法，从零散的话语中来总结出其总体逻辑，而不能因为看起来不连贯、不系统，就认为他们没有系统的思想。连万年前的萨满教都有系统的世界观，孔孟怎么可能没有。

不过，确实中国上古时代不太重视对哲学进行古希腊那样系统的、严密的论述，如果不了解上古的萨满教传统，确实不容易窥见其理论根基。这个时候，借助后世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的一些详细论述更容易让人理解。

现在，我就拿理学家朱熹的一条论述来解释“浩然之气”究竟是什么。理学或者说儒家并不避讳鬼神崇拜，《朱子语类》卷三就是专门谈鬼神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用之问：“先生答廖子晦书云：‘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故上蔡谓：“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盖谓此也。’”

问：“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无穷，此是说天地气化之气否？”

曰：“此气只一般。周礼所谓‘天神、地示、人鬼’，虽有三样，其实只一般。若说有子孙底引得他气来，则不成无子孙底他气便绝无了！他血气虽不流传，他那个亦自浩然日生无穷。

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气”，是人身上的一团能量球，死后则可以理解为灵魂，仍然会有感觉，如果没有加持就会缩小乃至于消失，如果有加持则会壮大，甚至具有神通，能够成为神灵，兴云布雨，赏善罚恶。

那怎样才能获得加持？两个办法。一是子孙祭祀，可以保证不灭，所以要想办法让家族延续，为此牺牲个人也在所不惜，这是私域方面。二是所作所为合于“理”，也就儒家标举的道德，这样生前死后的能量球不但能够保持不灭，而且能够滚雪球式的壮大成“浩然之气”，最后成神成圣，灵验无比，成为土地、城隍，或者进入乡贤祠中，享受幸福而有意义的生活，这是超越宗法道德的公域方面。

子孙祭祀，还有可能因为犯罪、乱世导致族灭家亡，还不够保险，如果能够“根于理而日生”，那么无后也没关系了，更加保险。

可以看见，理学对社会伦理的建设是很牛逼的。私域方面，提倡家族兴亡，有小共同体给个人保底；社会方面，提倡超越家族的公共道德，作为社会维系的共通价值，而无论私域公域的道德，都用对“气”的奖惩（包含了彼岸世界）来加以威慑。

所以，宋以后，理学因为既有保底又有追求，且有敦促实行的宗教根基，很快成为市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所以儒学（我喜欢称之为儒教）教条当然是有彼岸关怀、有宗教情怀、有威慑力度的。只可惜在政治伦理的建设方面，因为政治的劣化和限制，把“忠于皇帝”当成最高准则，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问题。

这几十年来，既把这一切当成“封建糟粕”扫个精光，又用“唯物史观”把儒家经学改造成历史文献学，来扭曲人们对儒家的记忆和理解，时至今日，包括治思想史的学者在内都有中招的，何况我等普罗大众呢。对于秦制，不需要丝毫的“理解之同情”，但对于积极因素居多的儒释道，则应有“理解之同情”，我们公号也有意唤起此“理解之同情”。

从理学的记载来证实孔孟所言的“气”，看起来有倒拉影片之嫌，可能有朋友会认为并不能如实的反映先秦的观念，但是不要紧，先秦两汉的文献其实早有相关表述，见《礼记·祭义》：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

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孔子的话，也证明了“精”、“气”是一种跨越生死的、有感的物质，再和神合起来，就是精气神。“精气神”在今天只被用来形容人的精神面貌，其实在古代是宗教概念。要追溯这个宗教概念，要追溯到几万年前的萨满教。

子不语怪力乱神

灵魂还是语的

与“浩然之气”有密切关联“精”，跟史前萨满的观念密切相关。萨满教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天、地、人对称，也就是天上、地下都有类似人间的世界，虽然天上会要亮堂一些，地下会要灰暗一些，不同的世界还是有高下之别，但结构都是类似的。

这样的话，天上和地下就都会与人间产生能量链接，其中天与人的能量链接，一般会通过跟“天”有若干相似点的东西为媒介，比如两河流域及其周围重视的各种宝石，以及中国重视的玉石。

中国早期的玉石，挑选的是那些苍、蓝色的有光泽的石头，而非日后的纯白和纯碧的田玉，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原不产和田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苍蓝色跟天的颜色更像。后来商周时代输入的和田玉实在太漂亮，中原人因此将和田玉视为日月星的能量输入媒介，取代了早期的苍、蓝玉。

这种沟通天人之间的能量就是“精”，也就是《国语》所说“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神以致之”。

其中的“二精”，韦昭注说是“玉帛也”，也就是玉和丝织品。玉能传精是因为与天的颜色相似，丝织品能传精则是因为能够吐丝的蚕在先民看来是一种很神圣的动物，因为蚕一开始是虫形，然后能用茧裹住自己，最后还能变成蚕蛾，具有这么多变化形式，在先民看来自然是得天之宠爱的神物，连带着其产物丝织品也就是神物了，何况丝织品还能够织成带有宗教意味的纹路。

这在荀子的《蚕赋》里面有载：

有物于此，欚欚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

所以先民对蚕也很尊崇，红山文化就有不少玉蚕，殷商周都出土过类似于龙形的蚕，连著名的红山玉龙，造型中也有与蚕相关的部分。

红山玉龙与蚕的联系

理学所凭恃的“气”，其实最初来源于上古的这种“精”，当然，将其体系化、伦理化了，形成了一套赏善罚恶、包罗万有的系统，但其生发基础则是上古时代的萨满教，因为天人之间存在能量置换、天上与人间高度相似、神并不绝对高于人，确实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

其他文明或者原始部落在萨满的时代，也都有类似“精”的概念，如大洋洲波利尼西亚人的“马纳（Mana）”概念等，他们秉持的也都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相反，以两河流域为代表的“天人两分”的哲学才是少数，才催生了独具特色的天启三教和希腊哲学。

所以，“天人合一”一点都不稀奇，并不是中国的特色，任何原始部落都“天人合一”，拿“天人合一”作为西方哲学的对立面来吹毫无意义。真要赞扬中国哲学，还不如赞扬理学将佛学思辨性与本土宗教天衣无缝般结合起来的高妙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