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观念
“国”就是“家”的无限放大。爱国如爱家,这很好;但治国如治家,这就会出问题。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儒教价值观非常重视家族和朋友,但这只是限于个人交往,而不能把这种价值观应用到公共机关的事务中……”。可见,在新加坡,儒教的价值观并没有超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畴,他们也非常清楚,儒教的价值观“应用”到“公共机关事务”中的危害性。在中国,儒教的价值观几乎涵盖了一切;它们不仅不折不扣地应用到了公共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观念。我们的“国”不就是“家”的放大吗?这一点几千年来都未曾改变过(慧缘伯微信CN-789或hyjs88) 。
二、等级观念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我们的社会中,人们自下至上互相信仰,反过来又互相践踏。儒教是不信仰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宗教,但这并不说明它比其他信仰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宗教合理些。在中国,根本不需要什么超自然神秘事物,供人们去信仰,因为儒教的伦理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信仰。虽然今天“下”和“上”的称谓变了,但中国社会金字塔式的信仰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变。人人即神人人都有特权。在一些西方人(包括一些儒生)看来,人统治人总要比神统治人“合理、先进”,但他们哪里知道,在中国,当人被称作“人”“大人”、“人君”而不是“民”、“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比神厉害多少倍。中国的“官”不论从哪方面说,都要比“百姓”厉害得多,历来如此,今天他们更是无法无天。
三、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在儒家宗法礼教思想学说指导下的中心内容,就是做官。官宦人家不愁食,三妻四妾不愁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做官就是为光宗耀祖,就是豪门之道。趋利是人之天性,获利的手段也不止一种,而在儒教及儒教的现实里却只有一种:学而优则仕,而且“位欲高,财欲厚,门欲大,子息欲盛。”
官本位思想最严重的时代,恐怕就是今天——因为在扭曲的“市场经济”下,官员们比以往的任何时代更有“大利”可图,这是公务员热的深层原因。中国人离真正的民主宪政思想还有相当的差距,这也是各种改革措施每每一实施,便会变味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东西方文明的冲击与碰撞中,找到自己文明发展的位置,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儒教的再次复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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