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儒教之心理--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儒为道耶，抑为一种宗教耶，此一问题也。儒道果在今日，尚称完全无缺憾欤，抑儒必为中国之宗教乃可以保全国粹欤，此又一问题也。不然迩者内乱外侮交逼而来，风雨飘摇，可危可惧。而犹有迂拘钝滞之人物，非绅即官，一若以为儒教存，与儒教之经存，则可以保中华民国金瓯永固，否则不止人心尽溺，而国祚便从此迁移者然。（如粤之冯愿愤愤于小学校禁止读经，因大不满意于广东省教育司长，尤大不满意于北京教育部总长。）务当照前清张之洞所定之学制然后快，此以儒经救国之一派也。

若徐绍桢尹昌衡两公（一为前南京卫戌长，一为前四川都督，固建造共和维新有功之伟人，非寻常庸碌者可比），徐则主张以圜丘祀孔子，奉之天坛之上，尹则主张以大礼祀孔子，奉之宗教之列。（冯本一迂拘经生，卑无足始。徐尹两君，在政界中号称稳健而略有知识者。）曾亦思前清季世，以五者定国是，非无尊孔之条，及至蜩螗沸羹，复推升孔子为大祀，在满朝以为收拾人心之计，莫有妙于此两事，讵知不旋踵而武汉首义，清祚遂移，试问儒教有何补于灭亡？（记者言此，必有执千九百十三年以前耶教发生于犹太，而犹太今日之国家又何在也？将以此言为责难者矣。）不知孔丘在鲁，绝无所救于宗邦，基督在犹太，久无所容于故土。（虽然以是而比较犹未也。实则儒教与基督教之分尚不止此，请先言儒教。）

儒之号见于《论语》，孔子尝勉子夏君子儒，故人有士君子之行，则谓之儒。此《小戴记》之所独著儒行一篇，儒之派别特详。就字义释之人需为儒亦颇具深意。说者谓孔子没后，其门徒散居各国，以传其道，如子贡居奇，子张居楚，子羽居宋，子夏居西河，各就其遗经以衍薪传。及门徒追慕孔子不忘，而以有若之言似孔子，因如孔子之师事之，卒为曾子所阻。孔学中绝，不能光大后世，乃诟病于曾子。此执罗马教风以为比例，惜孔子不能为宗教，无病而呻之流耳。

夫后世最知孔子者莫如孟子，拟之为人伦之至，其说甚公。东方有孔子，犹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也。苏柏之书，传于欧洲，人多诵之，若孔子之五经传于我国然。但苏柏书重哲理，便于学问，孔子书重伦理，便于专制，在孔子当日，出于因时制宜，初不知后人沿以利用，故其主义之推演，得附于政治上。李斯、叔孙通、董仲舒辈，遂为始皇高祖武帝之所喜，而数千年来儒教之本真，亦在于是矣。此我国人蒙孔子之利益，其进化如何，固有可睹指知归者矣。

（不宁唯是，儒教所谓修己以敬，待人以恕；及其他仁义忠信诸说，一切皆合于保守。人之道德，此皆名词耳，而实验必归于纲常。）故儒教为我国历代所崇奉，根据莫要于三纲。一君为臣纲关系于国家者也，一父为子纲关系于家庭者也，一夫为妻纲关系于男女者也。是三纲之制，取政治法律风俗伦理概而包举之，以陶镕中国于专制之下，成为中国人第二之天性而不能自拔。积而久之，制造出一种有君无民，有长五幼，有男无女，至不平等，至不自由，永无释放，永无进步之教化。

观于中外不信基督教之国之家之人，皆一望而自见其校验与真相者，不必问其为新学与旧学也。有时未确具圣神感化之信徒，默察其家庭间，至今仍不脱孔教之窠臼者：无他，溺于保守之性甚深也。

（记者固服膺孔学而笃信基督一派。吾国由专制而进于共和，甚惜在野党犹有康有为、冯愿等一孔之儒，在朝党犹有徐绍桢、尹昌衡等一偏之见。推若辈之所过虑者，恐耶教盛而孔教衰，恐耶教愈传愈远，孔教不难消灭，并中国原有之宝贵国粹从而湮没，故一再陈诉颡乞于袁氏之前。袁氏若概从拒绝，殊拂中国之人心；倘概从所请于宪法仍留尊孔一条，于祭礼仍推孔子为大祀。）微论能救国与否？即能救国，果合于专制时代欤？抑合于共和时代，是不可不悉心研究，毋徒泥礼运大同一二唾余学说，便沾沾自喜也。

以上出自《民国思潮读本》（第一卷<民立报>）

《民国思潮读本》全四卷，田晓青编，作家出版社，民国思潮史料文集，文章涉及哲学、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对于今日之中国仍有着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政潮学潮急促演变。在炸药和纸笔中，人们忙着求学，闹着革命，各种社会思潮与学术研究云涌风发，企图撞出中国社会内部缺乏的变革潜能。然而事实上，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新旧递嬗的作用是复杂的。崇儒尊孔与非儒反孔相互斗争、消长，构成了这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有现象。

有人敏于纳新，急于在曲折与觉醒中寻求出路，有人淡于吐故，甘于做着沉沦的旧梦不愿醒来。在国家内乱外侮交逼之际，犹有迂拘钝滞之人一心以为，只要儒教与儒经存，便可保中华民国金瓯永固。

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摧残民国、破坏共和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思潮，恢复和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是其中心内容。在朝的、在野的，甚有建造共和维新有功之伟人、稳健而略有知识者，竟也主张尊孔，妄图以儒学救国。

当倡导维新、建造共和时，他们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当他们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们又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

他们认为，只有尊崇孔子和孔教，才能做到“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之”。于是，他们大倡尊孔与读经，并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只有恢复旧制度、旧秩序与旧道德，才能拯救中国，挽救危机。

惜孔子不能为宗教。以西方将宗教作为生活必需的经验为标本，儒学与宗教确有悖逆之处，人们除了祭孔与拜孔之外，似乎并没有让儒学宗教化的方式。纵有“东方有孔子，犹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也”之说，但其重伦理、为封建统治者所需、依附于政治、便于专制的性质，注定了儒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尤其是受西方启蒙思想感召下的近代中国发展的需要。

中国儒者往往以平天下和治天下作为自己的理想与使命，但他们知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国家观念强调的是利益，提出的最低法律要求亦是现实可行的；而天下观念的造就目标是圣人，是和谐。没有国家观念，圣人境界又难以达到，传统天下观念便熏染出许多家奴，使小民虑及小我私利而对国家不负责任。他们大多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奴隶性国民，为了自身的利益与荣耀，仅仅忠一姓之君，而非国。至此，天下观念的泛道德主义，逐渐把至高无上的道德变为人们自私自利的遮羞布，其提出的最高道德要求，最终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孔教文化中的纲常名教典型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和野蛮成分，它以哲学上的“天下”观念为依据，以封建专制政治为载体和现实保障，成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障碍。

三纲之制，取政治法律风俗伦理概而包举之，积而久之，其封建纲常思想和过分的社会本位主义与道德本位主义观念，使人民长期笼于专制之下，成为中国人第二之天性而不能自拔。礼制教化伴随着不平等、不自由的特征，禁锢着人们的正常欲念，一旦人之天性长期固化保守，且永无释放，就必然与人们追求的人权观念是相斥的。

孔子一生都在宣扬自己的道德与仁心，企望以此在上培养圣主明君，在中培养谦谦君子，在下培养忠良之民，然而不管其生前还是死后，圣君何在？君子何在？良民何在？甚至于最终造反、要推翻他的，也恰恰是其中的良民。孔子虽被尊为圣，甚至被后人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实际上却是个最大的“失败者”，因为他真正的愿望与梦想，一直以来都未曾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当孔子的理念还在将建设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圣者仁心”的时候，即便他的理念与人权观念有相融之处，也会逐步偏离人类社会与现实生活的正常轨道。而关于儒学孔教的“衰落”，既是无奈的，同时又是充满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