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玮：儒教道德与治世想象——战前山东进德会的文化旨趣与文学生活（1933-1937）

本文原载《东岳论丛》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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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在上海发起“进德会”，提倡“不赌、不嫖、不取妾”以至于“不做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不作议员、不食肉”，继而北大校长蔡元培亦在对“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不足措意”[1]匡谬的同时推动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迩来“少年进德会”、“青年进德会”、中华书局之“三命通会巫咸撮要进德会”皆纷起效仿。[2]这种“将生活隐私公开化，并以一种类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借助群体的力量以促进道德转化的传统”并非是“新文化”运动的独创，而是延续了明清士大夫的传统。[3]与这种起源于青年对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自下而上式“进德”不同，山东进德会的成立既以政府训令方式出现，辅之以严密的管理组织，多达七十余处的地方分会[4]，目的自然不会是“移风易俗”这样简单。政令自然可以“上传下达”，“道德”自然也可依“克己复礼”的要求行“规训”之实。只不过，既不是三命通会巫咸撮要间的君子协定，又不涉及切身利益，民众是否买账实在不好说。但若以“进德”之名整饬军队和政府官僚系统的怠惰之风，却可算是一招好棋。据说，韩复榘是在1933年春天在南京晋谒蒋介石时，参观并加入了其时由黄仁霖主持的“励志社”，深受其启发并在回鲁后立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一手策划了山东进德会的成立。[5]察其宗旨“戒除嫖赌恶习”“摒去奔竞贪污”“力求孝悌忠义”“崇尚礼义廉耻”“养成健全人格”“发展日有常识”“常思勤学尽识”“服用土产国货”“提倡高尚娱乐”“一致精诚团结”。抛开对个体道德的要求不提，“摒去奔竞贪污”以及“一致精诚团结”完全是对军队和政府官僚所说。另有一点也值得重视，虽同为“进德”，但因为各家立场不同，所进者亦各不相同。中华书局三命通会巫咸撮要之进德，以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之一的进化观作为价值立场——既然“只有人的进化是‘群体的进化’”，所以才有组织“进德会”的必要。[6]与之相对，韩复榘所援用的思想资源自然是鲁省向来引以为傲的儒家思想传统——“孝悌忠义”、“礼义廉耻”才是所进之德。若是简单以文化上的新旧观之——无论是处于全盘反传统主义立场将1930年代鲁省极其重要的文化景观彻底抹杀，或是站在新儒家立场给与同情之理解——都未免将这一有着复杂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的文化景观“误读”。

进德会成立（1933年8月18日）前后，中国知识界正就全盘西化与建设本位文化问题激辩。包括此前的科玄论战与这时的中西文化究竟何为中国未来出路，史家多有论及，没有必要赘述。不过，倒是有必要厘清学术争论与现实文化生态之别。作为文化讨论，当然可以在演讲中以满腔热忱大谈特谈“中国人无论公德私德都不好”，并以此归咎于“道德家本身不好”[7]。不过，既然说西方文化好，那不妨去上海租界一瞧：租界在中国，不过是“以最大的金钱，作各种物质的建设”达其“使我们增加对于帝国主义的信仰”。一九三一年上海市犯罪统计：华界无论是盗案、绑案与暗杀都远少于租界，且“上海一隅公开的私娼达两万人之重，每日依敲诈而生活的人有五万之多”无非都是“帝国主义者好勾结中国的流氓，作他们的爪牙。”[8]自然可以说这有偷换概念之嫌，租界是否就等同于西方文化还值得考虑，不过这种论辩背后呈现的正是当时对中国出路的两种不同思考。全盘西化者往往引经据典，从鸦片战争受辱开始追溯一切败局都起源于文化上的落后，对于可能埋没传统文化这一问题，往往引日本明治维新之例证明传统毫不足惜。倒过来，本位文化建设者常常目光向下，“萧条的城市，枯窘的农村，是人民生活贫乏的反应；智识的缺乏，行动的凌乱，益气的萎靡，感情的枯燥，也是人民生活破产的象征”。[9]目下民族生存危机、民生凋敝都因巧取豪夺，不事节制，拼命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所致，只有复归儒教文化传统，方能避免现代之“异化”。

从施政者角度看，哪怕承认全盘西化理念，自然也不好直陈其义。这里存在一个现代中国发展的民意基础问题。作为学术讨论，自然可以不无偏激地将外来文化一笔抹杀，可作为施政者，考虑或说要兼顾的东西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西化自然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以及儒教传统作为土俗世界不可撼动的“仪规”[10]仍是国家现代转型必须面对的现实。掌权者当然懂得如何在两者之间摆出微妙平衡的姿态——“一方面应尽力发展科学”，而“一方面尤应注意道德之涵养”。科学在施政者眼中就是儒家中的“智”，青年所需“涵养”的道德也并不是与“科学”并置的“民主”，而是儒学中的“仁”。这样，支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被置换成儒家话语体系中的“智”与“仁”。“智以及之，仁以守之。”[11]无论是20年代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及《学衡》群体开创的关于现代中国新的“道德论述”还是30年代山东进德会摆出的这种回归儒家治国理想的文化姿态，如汪晖所言，都是以“对抗主流的现代意识形态”出现，但实际上这些“泛科学主义的道德中心论或文化论仍然是现代性的思想纲领和命题的内在的、固有的内容。”[12]这正是进德会内含的矛盾所在：一方面，“尊孔”被视为民族复兴大业的思想基础。《进德月刊》上连篇累牍地刊载《尊孔与复兴民族之关系》、《孔诞感言》、《述论语毁孔子之辞》、《“信”与“忠恕”》、《翻印宋刻孝经序》、《道德消长与治乱之关系》、《说孔》、《明儒》、《修身四要》、《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之探讨》。另一方面，对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及对西方文化介绍的长文总是在《进德月刊》最重要的“论述”栏目中与倡导儒学思想救国的篇章并列出现：《英法美三国第二院比较的研究》、对西方戏剧史作系统介绍的连载论文《山东公路运输发展之概况及今后改进之计划》、《山东一年来实业状况及进度》、《改良山东蚕丝业问题》、《私有财产论》、《戏剧简论》、《德国要求殖民地及乌克兰问题》、《意南政治经济协定与南欧局势》、《国际联盟改造的途径》等。《进德月刊》所用策略显然与国民党高层弥合现代中国发展路径中西之争的做法一致，儒教传统与全盘西化的矛盾被放置到“体—用”这一解释框架中化解。

作为舶来品的话剧能被进德会接受，与上面说到的这种“体—用”论关系密切。在进德会众多下设的部门中，鲁声话剧社的成立算是最能体现其“兼容并包”精神的。以尊孔为旨趣，却能容颇具现代意味的话剧社存在，后来追忆，当然念念不忘。[13]其实，与开办游艺园、聘请陈立夫、陶希圣、江亢虎这些政教名流演讲以及邀平津名伶来戏园演出相比，鲁声话剧社实在算不上被人重视。照理说，虽然与上海、北平这样的大都市相比，济南不太具备让“新文学”作家以文学为志业施展拳脚的文化氛围，不过青年学生团体总不缺乏“爱美”地演剧。类似田汉《获虎之夜》这样既有充满神秘色彩又兼具波西米亚式诗人情怀，加以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为旨归的名剧，必定深受学生剧团的欢迎。[14]据相当有限的资料，鲁声话剧社于1934年上半年举行十四场公演，所用剧本出自田汉、陈白尘、丁西林、熊佛西、洪深、张恨水、欧阳予倩、曹靖华等作家之手。[15]不过，既以“促进政治”与“辅助政治”为己任，就必定要“站在教化的立场上”对公演的话剧做出甄别。放手成立话剧社，思想不一定是真的开明，其目的大概在于“话剧社”可与“国剧研究社”并立，以示对中西文化兼容并包之意。然而，虽说兼容并包，可让国剧“照耀到全世界，永远不灭”才是进德会的真正宗旨。[16]

 以相对完善的制度设计整体上提升行政效率而不是依靠个别良吏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为官秉公办事、两袖清风自然很好，但在“潜规则”横行的官场中，“合法伤害”大权在握而“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者更是不少，单靠对官员的道德教育而期以风清气几可被视为笑谈。同样标榜传统道德，蒋介石深谙“愚民政策”远比惩治官僚腐败来得容易，1934年开始的以南昌为中心、影响遍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虽也标榜医治 “骄奢、淫逸、腐败、堕落、暴戾、贪污、萎靡、散漫”的国民性，不过最终目的仍在使国民生活军事化。“新生活运动”甚至被一度宣称中国有实行法西斯必要的国民党右派政论刊物《中国革命》解读成可使避免中国遭受“自然淘汰”的方法。[17]“清洁、简单、素朴、迅速、确实之习惯”着眼于日常生活，背后却有全民战争动员的背景。与之相比，韩复榘所倡之“力求孝悌忠信”、“崇尚礼义廉耻”，却是无心“启”民之“蒙”，而专为鲁省官僚量身定制。鲍德威在研究济南城市变迁史的专著中虽然承认“1932年，韩复榘创办进德会，并要求文武官员都要参加其会议。”但却认为“进德会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商埠区的中山公园提供一些无伤大雅的娱乐或陶冶情操的活动”。在他看来，进德会对山东官场的作用只不过是“向所有政府工作人员推广诸如定期做健美体操之类的活动。”[18]这恐怕是对中国官场中复杂人际关系与在地官员编织人脉关系网等多有隔膜所致。

武夫吏治，往往更重视官僚品行。韩复榘督鲁期间所为，后世以小道传言为多。花边新闻当然不足据，可是这方面材料经手一多，不免也能看出些端倪。后人对韩的评价，无非调侃其以一武夫，常在对官僚“训话”丑态百出，足以让人一笑[19]。可笑话之外，亦不乏佳话，如其常常“微服私访”，动辄“亲自审案”，以救民间疾苦。[20]外报载土肥原秘密抵济活动并诱迫其参加“华北五省自治”，韩复榘还曾登报并致电路透社公开辟谣，而时人亦对韩之不失大节颇有信心[21]，其中都可见其塑造自己“爱国清官”形象的苦心孤诣。个人“正心诚意”方能“齐家治国”的复古方案是韩复榘式吏治的显著特点，也是致命缺点。依靠官员道德修为的转变，上行下效，从而“化民”，这与现代知识分子主导的自下而上、“立人”而后成事的策略恰好相反。这种对吏治“道德主义”的迷恋，既使韩本人所憧憬的“青天”想象不断落实为“微服私访”、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突击审案等等实际作为。同时，这种对官僚私德的要求最终也必然被韩放大为对鲁省整个官僚系统的道德要求。以道德主义而不是好的制度设计作为改善吏治的主要方法，乃是韩复榘吏治的特点。对官僚日常生活的介入在这个意义上被视为重要的吏治手段。短短几年时间，总会人达数千人，地方七十余分会人数更夥，军队及政府各级官僚几乎全部主动入会。除特别会员[22]外，进德会另分少数“当然会员”及多数“普通会员”。[23]会员涉及面太广，查《进德月刊》，竟用五期杂志篇幅才算将全部会员名录、职业等揭载完毕。具体来看，军界营长以上或政界科长以上的身份方能入选“当然会员”，其余则为“普通会员”，人数较之“当然会员”百倍之。普通会员中，举凡中央银行及民生银行行员、太平洋保险公司职员、各洋行办事员、其他私营实业公司员工、月刊社编辑、省市政府及党部办事员、津浦路局职员、汽车路局职员、救济院及邮政局、账务会、电话局、河务局办事员、自来水公司工程师、从事实业或金融的商人，皆入进德会。[24]

一方面是鲁省大小官僚及商人悉数入会但求能在这一超大型官场俱乐部里据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则是“进德会游艺场”中歌舞升平的景象。“进德”方案最终没有落实为如“新生活运动”一样的“化民”之旨，但将鲁省作为独立王国经营的韩复榘借此满足“与民同乐”的古典主义式吏治想象却庶几实现了。“进德会露天书场开幕迄今，月余之久，每日聆音歌迷，争先恐后，趋之若鹜，而其他书场，已告冷落之象矣，盖自济市有书场以来，实属空前之盛举。”[25]或京剧，或鼓词，或相声，真可谓一派治世繁华之象。以专车接北平富连成全班人马演出，更足轰动泉城。进德会剧场但有名角，稍稍晚到，则只望见人山人海，听戏者“满坑满谷”。[26]加以游乐园文娱体育各色活动不断，此番经营背后自然不难看出一种于乱世中让鲁省显出治世风貌的愿景。亲自审案、戒嫖戒赌、严惩贪污受贿、推崇“礼义廉耻”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凡此种种，都暗合着史传传统中对良吏的道德要求，这是武人韩复榘所能理解的良政良吏的最大限度。

韩复榘的治世/良吏想象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进德会这样以道德主义之名维系、以地方精英（军、政、商各界人士）为主体的组织自然难免沦为会员“各取所需”的“名利场”。按理说，复兴儒教道德，信仰精诚团结理念，秉持如此高尚道德的组织在民族危亡关头自然应出于公心而主持正义，而事实上，进德会恰在抗日全面战争开始时随着韩的逃离山东而自行溃散。原因不难理解，口号虽大，但进德会并不是依据共同的政治理想形成的三命通会巫咸撮要组织，维系其抽象的道德理想者，包括手握重兵、独揽大权的军政领袖，政治上随风倒、但求自保的技术官僚以及一般民众但求坐稳奴隶的“乐观”精神。从进德会成立开始，其组织架构、收支情况都是以政府公报的形式出现的。越是这样集权化、官僚化且看似结构严密的“道德共同体”往往越缺少真正的凝聚力，被组织起来的以“进德”为名义的日常生活在此意义上难免成为松散组织中不同精英成员利益交换的遮羞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其成员构成来看，进德会中“当然会员”中很少见到商人。因为“当然会员”重权而不是钱，既不是军界营长以上，又并非政界各机关科长以上，当然难得入选。不过，在“普通会员”名录中，商人足有几百号之夥。商人入会，按照进德会章程所说，必经本会会员两人以上介绍方可。这两人以上者，当然有可能是其他入会商人，不过更有可能是政府官僚介绍入会，内中人脉如何搭建、利益如何均沾，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尊孔复古，儒教道德，自然不错；听戏喝茶，宴饮社交，亦不能少。在这个意义上，进德会其实重塑了地方精英的交际与利益交换方式。只不过，一旦国难当头，“德”自然也可暂时不“进”，各人自顾不暇，难免解散的宿命。

逢内忧外患之际，士人在退守内心与事功追求之间作何选择？这自然是一个大的文化问题，不过“退守”与“出仕”的选择背后到底还与个人抱负与志趣有关。作为知识分子，既可选择象牙塔中安心治学，心思绝无旁骛，也可选择以关心国是，于乱世中有所作为。象牙塔中，自然要以文学为志业；选择走仕途，文学照理可成建功立业的点滴记录。腐儒自然以前者超脱高雅，后者因“近官”而多显鄙俗。可乱世中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较之空谈革命理想者更认同的是“日拱一卒”的渐进式行动方案。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既有隐居青岛的民初遗老——劳乃宣、周馥、陆润痒、吕海寰、刘云樵、王石坞、赵尔巽、童次山、李惺园、张人俊以“十老会”闻名——其结社唱酬以致“天地存肝胆”之意，又有主张激进革命，从“文学革命”而“革命文学”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有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而强调“建设”而多少显得“黯然失色”的知识分子。[27]说“黯然失色”，并非指其真的无所作为，而是说经由“文学史装置”的滤除机制，后者常常因其见解“平实”而被“遗忘”。陈平原以“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喻鲁迅与胡适人生道路选择的差异，尤其强调后者“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做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目标是补天而非拆台。”[28]两面不讨好这一选择自然最不易，可还是要考虑到更多普通知识分子“芳华幸无谢”：在政府谋事，故有时不得不有“讨好”的姿态；试图推动社会点滴进步，但又不得不顾及土俗世界“仪规”传统，有时也难免“讨好”民众。虽则“芳华幸无谢”，但到底“嘉树欲相依”，这些较之胡适更为“黯然失色”的知识分子，彼时既要遵从政府政策，又要悉心培养与在地势力尤其是士绅领袖的关系，在积极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将实现其政治理想。1930年代以《进德月刊》为中心形成的知识分子群体即属此类。

1918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并致力于推动河南大学[29]从“预校”到“大学”的张鸿烈，现今似乎只能在河南大学校史档案中可寻其事功蛛丝马迹。至其后来秉“达则兼济天下”之道义担当而主事河南教育厅（1925—1929年）、山东建设厅（1930—1939年）以至入行政院为参议（1939年），此间数十年事，殆少有人问津。端赖段凌辰主持山东《进德月刊》“文苑”栏，方可见其主政山东建设厅时事功。1935年，段凌辰、王志刚[30]等时任河南大学青年教员以对老校长张鸿烈做事为人之感佩，与张从开封同来济南，任教齐鲁大学同时亦兼任建设厅秘书职，故此三命通会巫咸撮要诗词唱和所作或张鸿烈为各行政报告书做所序文，皆入“文苑”之中，诗文凡四十四篇。

张鸿烈诗文，才情平平。身居高位，个性太过张扬，恐怕也未必是他所愿。不过，三命通会巫咸撮要之中，论平实典正，则非其莫属。与教员诗作独求一家风格不同，既出仕为官，则少写伤春悲秋、聚散离合之苦，多以军政时事入诗。《挽固始二区民团阵亡诸将士》、《山水沟涵洞工竣诗以记之》皆是此类。三命通会巫咸撮要聚会，亦常受邀入席。《进德月刊》“文苑”，常有三命通会巫咸撮要宴饮唱和之作，一时一地，触景生情，信手写来，未必精彩，却往往因在座诸君身份、趣味、心境不同而多显差异。举中州大学三命通会巫咸撮要在张鸿烈饯别宴上唱和为例。更擅填词的青年教员王志刚提议以“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八字韵唱和。本来以此意以示好友段凌辰，“此意示段子，段子愿我和”，可既为践行，张鸿烈亦依诗原韵答之。

中州大学教职员同乐会诗三十二韵以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八字为韵[31]

                               王志刚

浮踪若风絮，聚散原靡定。论文须投契，为乐宜乘兴。群贤快共游，所怀各未罄。维时秋气爽，适值风景胜。佳会征同乐，兼以赋折柳。兼饯校长张幼山先生。滨湖有胜地，聊堪共饮酒。卜日得休沐，时暇集亦久。众主与一宾，俱为同志友。翩然共莅止，礼数概蠲除。放言无今古，欢腾四座隅。手谈力忘疲，局终兴有余。人各乐其乐，风流画不如。开轩敞琼筵，宾主尽惟懽欣。中有豪饮客，拇战冠一军。纠酒颁新令，征数比策勋。披襟堪质日，纵性欲凌云。谈深情益密，兴酣气更豪。美酒添陈酿，嘉肴荐新螯。按歌遏云行，校猎逐风翱。放怀任所适，仰首觉天高。黄君意未尽，即席有所称。欲寄镜中影，留待他日征。联吟恐有限，作赋愧未能。兴阑匆匆散，何以慰良朋。一唱重皆诺，群集卷石馆。拍照既云毕，归去意犹缓。会难觉散易，情长苦日短。簾外夕阳斜，湖上清阴满。荡浆赴中流，忽忽情无奈。盛会纵难常，小集堪继作。此意示段子，段子愿我和，微吟代短笺，重集花间座。

和志刚同乐会诗原韵兼答谢中州大学诸三命通会巫咸撮要[32]

                                 张鸿烈

薢茩原靡常，契合似有定。凡我同游人，各皆具异兴。相识无后先，胸蓄即面罄。论交天下士，允推一时胜。惟我窃自惭，荏弱谢蒲柳。得共群贤游，如挹醇醪酒。刚柔资并济，措施分暂久。若教论风义，信兼师与友。忆自别叔度，鄙吝未能除。今日承嘉邀，秋阳暴四隅。俊侣忻毕至，赏心乐有余。兰亭集少长，风流恐不如。长谈情弥款，微醉色益欣。席间触酒兴，奋勇欲冠军。终以酒力怯，未获建殊勋。开怀适所适，自在若行云。行迹无拘检，饮酣气更豪。仇君重乡味，健谈八足螯。仰视传书鸟，云端任翔翔。拨机收坠羽，谁信霄汉高？复有澄海黄，素以豪爽称。因念观聚盛，散后即无征。欲留永久思，宜各骋所能。鸿泥尚留迹，况我良友朋。时值中秋月，地维图书馆。此会良非易，此举不能缓。古人秉烛游，原为惜昼短。休沐征同乐，于我意尤满。自膺鞅掌劳，猥琐苦无奈。归去情未尽，拈笔欲有作。忽颁新诗来，巴音且继和。未敢居前席，聊以陪末座。

唱和本为即兴，不必当成苦心经营之作。见眼前之景，抒一时之情，“人各乐其乐”。《进德月刊》载王志刚诗词近百首，诗作不多，不足二十首，余皆为词。王最擅寄情四时变换、抒伤春悲秋、天涯飘零之感的诗词，且常拟易安风格，追摹古意。以是观其唱和之作，其实仍不出想象古人雅集、兰亭花间之类。去除礼数，豪饮酣畅，人生一世，乘兴为乐，聚散离合，盛会难常。可不难看出这及时行、人世无常之感到了张鸿烈和诗中却被一种交游天下名士的快意与把握现在的自信观念“挑战”。历史沧桑，世事无常，“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纵使“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也难免于“老之将至”。可三命通会巫咸撮要邂逅，纵使雪泥鸿爪，也仍要“欲留永久思，宜各骋所能。”和诗中除却作为一校之长的谦逊外，更多是“论交天下士”、“得共群贤游”、得天下英才的欣喜，全无“荡浆赴中流，忽忽情无奈”那种痛饮后忽起的人生虚幻之感。观其后来在河南教育厅与山东建设厅作为，很难说这种对人生与事业的积极态度仅是一时出口。随韩复榘入鲁省后，张鸿烈就职山东省建设厅厅长。若说最初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那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老例，可张几乎无时不在总结、修正对鲁省建设的方案并大力推动其落实，这“火”一直“烧”到他离任。以教育家名世，此来山东协助韩复榘从事山东建设，算是全新的领域。张十分热衷于将公开演讲整理成稿，在包括《进德月刊》在内的各大报刊杂志上刊登。除此以外，如《山东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就职二周年纪念日报告：过去二年之工作概括及将来之计划》[33]这样的工作报告几乎每年一册，从未间断。1935年，在其就职五年后，由其亲自撰写的篇幅达19页的《山东省建设厅各项事业概况》在《东方杂志》第32卷19号发表。与其他各省建设厅报告相比，行政公文不署“建设厅”，而直书“张鸿烈”，颇可见其用意。行文不以“条款”简单罗列，而以“条目”罗织，分为“道路”、“水利”、“长途电话”、“农林”、“工商业”、“合作事业”、“矿业”、“各县建设行政”、“工程人员之训练”九部分，自“十九年九月迄今”，与不少刻板公文相比，少敷衍而多亲力亲为之真实。[34]一方面为一省建设亲力亲为，另一方面，又不断借“序”体表达对理想政治的看法。1930年代，唯科学主义早已成为现代中国建设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张鸿烈在推进鲁省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以此为方法论，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其序文中例数矿业、林业等发展史时厚先秦两汉薄魏晋唐宋这一表述策略背后的意图，以《山东矿产报告书序》与《山东省政府建设厅林业推广委员会二十三年度各县林业报告书序》两篇为例：

山东矿产报告书序 张鸿烈 [35]

史称皇帝采首山之铜，铸鼎荆山之下。兹土矿业，殆昉于此。唐虞之际，金为专府。禹贡载诸州产物，于金银铜铁铅铝磐错怪石砮丹瑶瑻璆琳琅玕之属，言之綦详。殷有六府，司货居其一。于周为矿人，属地官，掌金玉锡石之地，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物地者，占其形色，知咸淡也。授之者，教取者之处也。采掘之术，渐精进也矣。战国以还，如邯郸郭纵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丙氏，均以矿冶起家，与王者埒富。章山之铜，豫章之金，山西之玉石，江南之丹沙，为史家所乐道。而桓宽于盐铁一事，汇集众议，至刊成专书，传于后世，亦云盛矣。迄于近世，兹业衰微，货弃于地，不思开发。钢铁煤油大宗，为民生所必需者，率取给于外人。每年损失，以巨万计，良可慨也。山东矿产，自民国十八年以来，迭经前农矿厅实业厅及本厅派员查勘，以为开掘改善之，调查竣事。张君等以此次调查所得，又录为报告书一卷。观其所列矿产种类地点产量距城方向里数及交通方法，甚为详益。他日无论官办私营，均可藉是书为指南也。书将付梓，遂为之序。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山东建设厅厅长张鸿烈识。

   山东省政府建设厅林业推广委员会二十三年度各县林业报告书序[36]

昔禹贡载诸方产物，于纯榦枯柏橘柚篠荡箘簵之属，言之綦详。周官职方氏辨九州志利，亦屡及之。上世林业之盛，可想见矣。迄于汉代，子虚上林两都二京所述，几不可名数。或疑辞人之赋，侈为夸饰。然字长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孟坚谓“天水陇西，山多林木，南山檀柘，号称陆海。”则固史官之言，信而有征者也。魏晋以后，兹业渐衰。童山废地，所在多然。元裕之致慨于楩楠豫章之不易得，非无故矣。洎乎近世，树艺之道，益趋式微。广厦巨室，所需梁栋，率取给于外人。远隔重洋，挽致匪易；而国家损失，又不可以千百计，良可慨也。鸿烈忝长建厅，于今五载。奖励倡导，不遗余力。既组织林业推广委员会，专司其事。复置巡回指导员，从事查考改良，今各县造林已有成效者，比比皆是，循斯以往，苟能禁绝樵采，广事种植。行见十年之后，青州之松檿，兖州之桑漆，峄阳之桐，新甫之柏，古籍之所著称者，将复见于今世矣。爰将二十三年度各县林业报告书，蒐裒成帙，付诸剞劂。并为数言，冠于篇首。俾邦人君子，得以睹其利病，而予以平正焉。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固始张鸿烈序。

追述往昔岁月辉煌，慨叹当下危机重重，以此引出自己作为肩负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困境中寻求突围之道，这是张鸿烈序文的套路，无甚可观。有意思的是，在“追述往昔”一节，往往以魏晋南北朝为界。这之前，政治清明，顶层制度设计完美，百姓生活安居乐业，这之后，则渐趋式微。任尔大唐盛世、汴京繁华，都难入法眼。以上面所举两文为例，关于矿产开采，从“皇帝采首山之铜”开始追述历史，至汉桓宽《盐铁论》止，所取皆“史家之言”，所叙则一时繁盛，可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却一笔不及。至于林业，明言“魏晋之后，兹业渐衰。”并非是魏晋之后生产发展真的没有进步，追摹上古清明政治这一选择真正要对抗的其实是空做大言的“说理”。魏晋玄学、禅宗玄妙、理学心法，在《进德月刊》三命通会巫咸撮要看来，都使“中国学人，便把用着识力技艺去求学的人，看成第二等。人人都好用着思想笔舌去说理。科学的名目，自然不会产出。”[37]发表在《进德月刊》上这近四十篇短短长长的序文涉及到鲁省建设的各个方面，身为建设厅厅长的张鸿烈在每篇文章中都不忘表明这些点滴改良或长远规划都由他一一筹划并力促执行。参照《进德月刊》张鸿烈所作这近40篇鲁省各建设事业报告序文，不难看出其事事过问，无论小大的态度。诸事亲力亲为，于鲁省建设费心不少，虽逢乱世，但仍秉知识分子道义担当，建个人之事功。

韩复榘以强大武装力量为后盾铁腕督鲁，建设独立王国的野心与时时受制于南京政府控制之间左右为难。他自然懂得，父母官的亲民形象与严苛的吏治作风真正深入人心的前提在于地方经济的普遍发展，这种普遍主义带来的“预期”与“信心”真正决定了政治道德主义的合法性，而地方发展不能只靠严明的军机与父母官关心民生疾苦的姿态，更需要一批“能吏”。时任山东省建设厅厅长的张鸿烈与同样有着美国教育背景而更为年轻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都是这样的“能吏”，他们懂得如何平衡国民政府、韩复榘在山东利益与在地士绅之间的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带着镣铐跳舞”，在让各方满意的同时实现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抱负。[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