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儒教刺激了经济发展，因为现世不努力，就over了

近日，在东方阿尔法基金2021年春季投资策略会上，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谈到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时，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在他看来，除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一因素以外，还有深层次的文化方面的因素，这主要和儒教文化背景有关。

在高善文看来，儒教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一旦经济发展开始追赶，几乎没有不成功的，而且增长速度都很高，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皆是如此。

三个显著特点

高善文分析说，在儒教文化背景地区，有三个显著特点，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一，居民的储蓄率普遍很高，这非常有利于大规模的资本动员和积累。在儒教文化背景地区，居民储蓄率通常高达25%以上，中国高的时期更是接近50%。反观欧洲的英国等，只有5%、6%左右；即使是欧洲大陆国家，例如德国也仅仅12%、13%左右。“整体而言，儒教文化背景地区，人民大多非常节俭，非常喜欢储蓄，资本大量形成非常容易。”

第二，在儒教背景下，大家普遍重视教育，这大大加快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人都经历过高考，很多人都上过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很多孩子都快要被辅导班逼疯了。高善文表示，在儒教文化地区，例如台湾、韩国，强化应试的辅导班遍地都是，但这种情况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等其他文化背景下是少见的。

第三，在儒教文化中，总体上是不相信来生的。高善文介绍说，在很多宗教中，一定程度上是相信来生的，例如印度教，如果这辈子不好，你不需要努力，只需要好好去修行，下辈子就会好出身了。他们的视野会看的非常长，例如可以看到百代之后，为了来生，可以每天会去寺庙里面念经。

在儒教文化中，不相信来生，“在儒教文化地区，如果一个人说，他下辈子来报答你，那百分之百是忽悠你的。”高善文分析说，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幸福，只有当前这一辈子，“就这一把，这一把没搞定就没了，就OVER了，所以人们很看重现世的幸福，这意味着必须通过现世的努力来获取，所以大家都很努力。”来世和现世的观念，对应到人的努力上，这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不一样的。

高善文分析说，在儒教文明中，由于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在现世，这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这辈子必须抓住机会出人头地，因为都要在现世获得幸福，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高考上，还体现在职场上。“深圳、北京的房价这么贵，我们周末很多人还在努力工作，因为你不努力就没有机会了，而在非儒教文化地区，他们可能都去庙里了。”

总体上，儒教强调秩序，尽管不一定强调的是法治秩序，它是一种理智秩序，可能强调的是道德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以前讲叫以义制利，按照现在的话讲，是要赚有道德的钱，至少要遵循儒教的道德。杀人放火、抢劫，这种钱是不应该受到鼓励的，是不道德的。“这样的话，儒教对秩序的强调，在法律相对比较薄弱的条件下，使得每个人都会自律，这有助于维护原始的市场经济的秩序，从而在促进竞争、维护产权的时候，都会有积极的作用”。

两个方面需要克服

高善文认为，儒教也有一些缺点，例如，没有爆发过工业革命，这是后来在经济追赶过程中传入的。在他看来，有两个方面，在追赶过程中一定要克服，如果克服得了，这个过程就会快一点；如果克服不了，相对来说就会慢一点。

第一，总体来讲，儒教看不起赚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际上这句话说的是做官，这在儒教价值观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成就，也是最幸福的事情。做生意赚钱，在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里，是不被充分尊重和承认的，这是价值观和伦理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展商业的条件下，这种看不起赚钱的偏见需要克服。因为从商业文明看，这就是一种偏见。

第二，儒教强调服从，不强调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这使得科学创新等相对比较难以孕育出来，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从西方输入进来的。另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并没有起主导型作用。比如，历史上的闭关锁国等，这都与对财富的歧视态度有关系，使得儒教文明地区在现代发展中起步较晚。

高善文表示，尽管儒教文明在现代经济中起步较晚，但是其自身的弹性很大，又有很多内在的优势禀赋，这些因素相对来讲是可以学习和克服的，一旦克服之后，就会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向前发展，所有经济体都一样。

高善文强调，一切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个非常稳定的、可信的、稳定的政治制度、统一的市场，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西方崛起的六个因素

高善文的上述观点，同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杰·戈德斯通有诸多异曲同工的契合。

在杰·戈德斯通的著作《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中，他认为，过去几百年来欧洲的崛起，主要源于以下六个因素：（以下内容节选自上书）

第一，抛弃了古典思想和宗教文本的束缚，它们不再被认为是自然世界的权威。一系列重要的新发现，从大西洋另一边存在新大陆，到天空中的超新星和木星的卫星等，让人们开始质疑并抛弃了传统的思想。其他国家和地区，尽管也知道这些现象，但他们的文明是建立在排斥这些发现的权威文献之上的。如今，尽管宗教和经典文献的研究在欧洲延续了下来，但只是继续作为道德和精神行为的指导，而不再是自然世界的权威。

第二，用实验研究和数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这种结合在伽利略、开普勒、惠更斯和牛顿的研究中已经清晰地表现了出来，他们抛弃了绝大部分古典的科学传统(包括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通过使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运动和移动物体的力，使用望远镜研究天空，使用气压计和真空泵研究气压和真空问题，在科学成果上超越了他们的前辈。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使用才产生了伽利略和开普勒关于运动和天文的新原理、牛顿的运动定律、托里拆利和帕斯卡对大气压力的发现以及波义耳对压力和温度变化所产生的空气弹力的发现。

第三个关键的因素是英国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关于证据、论证和科学目的思想的注入。培根认为，科学家应该搜集事实，提供证据，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对自然界的解释，这种思想主张科学家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搜集事实资料，并通过这些事实和观测来导出结论，这推翻了中世纪时期所盛行的传统权威和逻辑辩论的主导地位。培根还坚持认为，由实验推动的科学发现将提高人们的物质收益，并激励人们去尽可能地追求科学研究的实用价值。

第四个关键因素是由仪器所推进的实验和观测方法的发展。通过使用科学仪器进行观测所获得的证据，被认为比仅凭感官、逻辑或数学推理所获得的论据更加可信。随着温度计、气压计、千分尺、望远镜、显微镜、计时器、六分仪、热量计、真空泵和静电发电机等新仪器的发明，使用这种方法的趋势就变得更为强大了。

基于仪器的科学研究，可以揭示仅凭感官观测所无法了解到的东西，使得新的科学发现得以大量涌现。举个例子，只要你相信显微镜能够赋予你关于世界的更为真实而精确的知识，你就可以使用它去研究植物、动物(如跳蚤、昆虫)，冰晶、皮肤、细菌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的东西；如果你相信借助于显微镜而增加的这些知识可以给你带来经济利益的话，那么投资生产功能更强、更为清晰的显微镜就是值得的，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新发现。由使用仪器而驱动的研究方式的成功刺激了新的、功能更强大的仪器的发明，而这又推动了新的发现，从而常常又产生了新的仪器，如此等等，形成了新发现迅速拓展的局面。

第五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形成了一种宽容和多元性的文化，而不是全体顺从和政府强加的正统性，以及英国国教对新科学的支持。由于1689 年《宽容法案》中所规定的宗教宽容政策，英国成为各种人群混杂交流的地区，也成了创新的中心，英国圣公会教徒、爱尔兰清教徒、苏格兰长老会教徒、法国加尔文教徒(因法国宗教迫害而逃到英国)和很多其他宗教派别如贵格派等，在18、19 世纪英国的科学和工艺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18世纪的英国，圣公会不仅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态度，而且还支持和宣扬新的牛顿学说和实验科学，将牛顿的观点当作是一种平衡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方法，英国宗教文化对牛顿著作的研究是持正面鼓励态度的，所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在研究牛顿著作时，在思想和经济生活上是受到官方保护的。

第六个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的资助和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与手艺工人之间紧密的社会关系。科学家们得出的抽象设计、发现或者基本原理，可以被拥有机械技术和经验的人转化为实用的机器或大规模的生产工艺。商人们对科学进展的兴趣和对新发明的经济利益的信心，意味着发明者和工程师可以找到人来资助他们的工作。例如，詹姆斯·瓦特最初就能得到苏格兰煤炭工业家约翰·罗巴克的资助，当罗巴克遭遇破产而无法继续提供资助时，瓦特又能找到伯明翰的搭扣和纽扣制造商马修·博尔顿来做他的合伙人。煤矿开采商们资助了无数的工程师来改进采矿、抽水和拉煤的技术，外省的制造商们也对运河建设提供了资助以便于将他们的货物运进市场。

在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中，革命口号之一就是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职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社会以取代那个被贵族特权所阻碍的社会。早在18世纪初，英国就已经创造了一个职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社会，尤其是科学和工程方面的才能，这已经成为了创造大量财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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