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儒学还是儒教？

相当一部分人会反对这样的类推，他们会这样评价儒学：它是一种学说，一种先贤的理念。作为封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它看起来的确与宗教搭不上边。它与能给拿撒勒人耶稣塑像的基督教，不能给先知塑像的伊斯兰教，还有一开始不是宗教后面又被印度土邦的封建主塑了神像的佛教都不同。

毕竟孔子也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我们遇到社会上不好的现象时，常常会说：这不讲道理。道理是怎么来的呢？现代人会说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或者是自然运行的规律。而儒家思想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比如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等都解释为上天赐予的，并称其为“天理”，“道理”。道理就是上天制定的规矩，天命，天意也多有此义。

再注意一个词“上帝”。现在人提起上帝，一般都会想到基督教的唯一神；在900多年前的宋蒙时代人们会想到伊斯兰教的真主。

上图为巴格达的哈里发对旭烈兀的回信

一般的宗教里，比如基督教，人对于是否遵守神的教谕其实是有选择权的，只不过选择违背神的旨意会遭受不利后果（比如变成盐柱，堕入地狱等）。

而在儒教理论中，人是否遵守这么一个天理，其实是没得选的。正所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一成体，不可一无也”。（—董仲舒）人是秩序的一部分，是天理这部庞大机器内部的螺丝钉，是不能跳脱出这个体系去拒绝它的。因而诸如君臣父子的道理在生活中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人们一直都得被动地接受它，而不会存在教义上的惩罚。

儒教在国家机器方面的教义，就是天命。当然，天命是周人发明的概念，目的是提高周武王的正统性（毕竟他是以臣弑君夺取的王位，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得位不正）。这时的天命就是指君权神授，表明君王得以有国的资格，是上天赋予的。

而在战国乃至秦后，经过儒教思想家的努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思想加入了上层建筑，天命的授权方已经从天转变为了民。也就是说，只有统治者得民心，才有做君主的资格，否则就应该被推翻，即失去天命。

中世纪的西欧封建主援引基督教的教条，主张是“上帝在大地划分了王国，并安排国王去统治”，从而树立自己的正统性。而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也能像这样，援引儒家先贤的话，用儒家执政为民的思想解释封建等级：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他们用经儒家学说修改后的天命理念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一层“人民”的外衣。

图例：文帝曹丕以孙权“残害民物”美化自己的南征

儒教关于社会生活中的教义，就是道理了。就是包含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含了修身治国在内的种种封建道德规范和理想。

固然，孔子提倡周礼，尊循古道，他毕生致力于将正确的道理传播到各个诸侯国以达到挽救这么一个“礼乐崩坏”的社会的目的。但他的学说几经修改，最终成为了一种教义，这种教义反而不适用于旧的夏商周三代奴隶制社会，而适用于新的封建地主把持国家机器的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民对其土地的依附，是农村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绑定，是劳动者与他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压迫就有反抗，剥削阶级不会消灭自己产生的压迫，只会想办法掩盖它。马克思讲人类社会的五段论，其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交换掩盖了资产阶级对无产者劳动果实的无偿占有。而封建地主与奴隶主对劳动果实的占有更加直接，压迫更加明显，统治阶级便借助宗教的遮羞布为其吃人本质做掩护，因而其上层建筑总是脱离不开宗教。

在亚伯拉罕一神教体系里，虽然“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教条清晰地表现在经书里，但这并不妨碍封建主们以自己更符合“神意”的理由建立封建统治，就比如在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政权里，最小的封建主头衔叫“加齐”（Ghazi），意思是伊斯兰教的圣战士，奥斯曼一世曾采取这一头衔，最大的叫哈里发（Caliph），意为“安拉使者的继承者”。

而另一个例子，印度教就更直接了，它直接宣布：诸神用原人普鲁沙的口创造婆罗门、双臂创造刹帝利、双腿创造吠舍、两脚创造首陀罗、甚至还有排除在原人身体外的贱民，公开地将印度封建等级产生的压迫——种姓制度搬上台面。

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发挥了类似作用：它通过创造天定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并对各个身份施加道德限定，从而在人的头脑中塑造强大的针对本身份的认同感，进而促进了封建秩序的建立。

至于维护封建秩序，儒教除了引入一个人们会被动服从的“天理”外，还创造了一种动态平衡，在这种平衡里，被压迫和压迫之间的平衡是动态的。比如一个刚嫁入的媳妇会被公婆百般刁难，但当她养育的儿子结婚后，她也可以当公婆，打骂儿媳妇；再比如女子受到夫权的种种压制，但她的儿子却需尽到诸如“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的残酷孝道。在这样的动态平衡中，一个人的身份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中切换，虽然这个人根本上还是一直在被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但他心理至少能稍微平衡一点。这样，和谐社会就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