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日本人精神塑造日本人心性的阳明学

许多人都不否定日本是“儒教国家”。但对于“何谓儒教国家”的定义完全没有讨论过，而自然确信日本就是“儒教国家”——从中不难看出，对于日本社会来说，儒教的确是重要的思想。

然而，与同样被称为儒教国家的中国、韩国、越南等国家相比，日本在其“思想”形态或者“精神”方面却迥然相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将日本看作儒教国家是有些勉强。

王仁将儒学传入日本后，儒学并没有在日本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力。虽然政府官文都是用汉文来书写，但是流传今日的文学作品却多数是日语文章。而且，为诸多日本人所熟悉的汉字并不是中文，而是日语。所谓的汉字是通过独特的阅读方式而作为日语来进行阅读的，这也显示出日本惊人的文化吸收能力。

另外，传统观点并不认可儒学在日本人精神当中发挥过那么重大的作用。和辻哲郎【1】的名作《日本精神史研究》中，指出了自白凤、天平时代【2】起，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就受到中国以及韩国的强烈影响，但其中却没有儒学的影子。所以说日本在深层面上就不是儒教国家。而儒教国家竞相采用的“举制度”，在日本也没有实行。当时中国要求周边国家采用册封体制并成为其属国的要求，也遭到日本的坚决拒绝。自不必说，这是根植于日本人精神深处的传统精神使然。以稍显不同的形式而导入的佛教也显示出同样境况。

实际上，平安朝【3】的官方教育是儒教，日本儒学扎根于上层阶级。但是，流传至今的平安朝文化却给人以纯日本式的印象，儒学的部分基本上感受不到。要从《源氏物语》里所描绘的政治精英的生活中感受到儒学的部分也并非易事。然而当时学校基本上都以儒学教育为基础的。所以说，日本人的常态是在尊重舶来学问的同时，也寻求日本传统的回归，并且努力在两者的差异中找到平衡点。

本书也会对此展开探究和讨论，许多儒学家的前提是“日本”。他们并没有将儒教作为宗教，在生活中加以全面性的吸收。日本也没有将儒教的中心——“礼乐”作为统治社会的规范。在日本，神道与佛教并存，对于儒学，采取了“学习”的姿态。因此要将日本联想到儒教国家，还真是有相当距离。

不过，随着江户时期以后，儒学的影响日益深远，日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儒教国家。在此期间，儒学渗透到了日本人生活的每个角落。

战国时代一统国家的德川家康起用藤原惺窝【4】，力图确立儒学的地位。其弟子林罗山【5】则作为儒官开始推行朱子学的教育。时至1690年，到德川纲吉【6】这一代，则建成汤岛圣堂【7】，次年则将林家圣像（孔子像）迁至此地，林罗山之孙信笃（凤冈）也来到汤岛台，担任大学头昌平坂学问所的长官，由此，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得以确立。林罗山开始儒学教育后，“林家”作为正统学问继承者，一度君临江户时代对于没有战事便无法建立功业的武士来说，最快速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热衷于儒学。虽然当时的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通过科举来选用人才，但是精通儒学却成为扬名立万的基本条件。

对于武士阶级来说，经过战国时代后，要通过什么样的治理逻辑来稳定社会，形成安定的政治体制呢？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儒学自然被视作治理逻辑的基础。在战国时代武士之间通过暴力来争夺霸权，或许还可以理解，但在成为统治者之后，在向老百姓征收国税来维持国家运营的同时，还不忘暴力统治，这样做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行的。于是，很自然地，德川家康要通过朱子学者来建立其全新的统治理念朱子学倡导通过人格教育来“新民”，即通过教化人民来治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此来确立其统治理念是有根据的。他们要将朱子学的“修身治国”或者说“修己治人”——这一《大学》的核心思想，作为政治手段而予以导入，这也是考虑到通过对自我修养的积累，就可以领悟到治理民众的方法武士们作为精英，通过朱子学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展开了克己律己、孜孜不倦的追求。而由此形成的就是当今社会，我们期待政治家、官僚以及企业经营者等社会性领导层所具有的深层次精神信念。无论如何，放眼全球，一个国家存在精神世界如此贫乏的领导者阶层也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不能忘记儒学是怎样丰富了“日本人精神”的，事实上，对儒教进行日本式的消化已经达到难辨日本是不是儒教国家的地步。虽然日本人对于儒学的分析理解各有长短之处，但儒学至少充实了我们的传统精神。特别是对于成为当时新晋统治者的武士阶级来说，儒学是非常重要的心灵支柱。他们主张的“文武兼修”与原来的儒学毫无关系，但是却通过儒学成功地构筑了这一思想。比如，本书后文将介绍的中江藤树，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学问他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与艰辛。

但对于朱子学，高中历史教材中，在将其定义为封建道德的同时，另一方面，作为教材的目的却是进行人格教育。在后文中笔者将会详述，通过“格物”（学习）而达成“致知（修得知识）”，从而“诚意”“正心”（诚其意，正其心），以此“修身”（完成人格），最终实现武士的存在意义—即为国（藩）“效力”。要做到以上所述的目标，就要守护其俸禄的来源地，即“家”，这就需要做到“齐家”。因此，这套理论的作用，虽然从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角度也讲得通但是在“格物”的环节，其实施的地方还是在学校。

在这里，武士需要实践朱子学提倡的“穷理”，即“格物”（穷尽学问），勤于文武兼修。在“武士当为民众之典范”这一在当时颇为高调的倡导之下，朱子学得到了广泛采用。或许其原因更加简单，仅仅因为当时中国儒学的主要流派是朱子学，日本自然也对就其加以导入。

江户时期，除武士外，普通百姓也在以“寺子屋”【8】为中心的初等教育机构接受儒学教育。在读书、习字、打算的教育当中，作为教材使用的《论语》等，也对儒学的普及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在《论语》的购读会上，无论老少，全部学习。当时的识字率一度高得惊人，也是得益于这种教育。

所以说，“儒学”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精神是不争的事实抛开儒学去谈日本人精神是不可能的。尽管以本居宣长【9】为代表的“国学”派要尽可能地排除“儒学”的影响，但已经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精神底层的儒学思想却是无法被抽离的。本居宣长通过排除儒学思想来追求日本人原本的精神，换而言之，这个行为也证明了“儒学”对日本人精神的影响至深至广。对日本人来说，思考“何谓儒学”是非常重要的。

放眼世界，日本人的“精神”的灵活性是颇为特殊的。翻开日本的“精神观念发展史”，则可发现在日本的传统思想当中，佛教是舶来品，儒学也是舶来品，而神、佛、儒三大源泉的汇流，构成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日本人是以神道这一自然宗教为基础而形成其精神构架的。而何谓“神道”其定义却是相当困难的。神道没有特定的教典，也没有特定的教祖。从广义上来考察，村落守护神也属于其中的一支，时至今日，也还以特定的宗派形式而吸引着最多人员的参与。对日本人而言，加入住家附近的神社，祭祀同一个氏族神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过年、结婚等日常生活当中，都与神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神道的基础认识是，因为自然与人是一体的，所以神与人为一体。神道是多神教，在《古事记》当中出场的神灵都是人格神，他们并没有超越人而存在。实际上，每个人也都可以成为神，可以为特别优秀的人修建神社，其子子孙孙都会得到大家的尊敬。通过神道的思想再与佛、儒的融合，日本人的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佛教在日本人的精神中加入了无常的理念，在《谛观》【10】中教化对所有人的救赎。而作为武士的思想，儒学则追求明明德（道德支配的社会），从而形成了能领导民众的社会秩序建构者的思想。

在日本，政治原本就是“祭祀”【11】，和辻哲郎也曾提到，“国家的统一是在‘总揽祭神仪式’中实现的”。也就是说，其基础在于“宗教和政治本属一家”。本居宣长的名句“若问究竟何为敷岛的大和之心，但看在朝日的辉映之下美丽盛放的山樱，这便是我的回答”【12】中，也提到政治。虽然乍看上去与政治无关，其实“敷岛”【13】当中就已经包含了国家精神换而言之，日本的国家精神从一开始就存在于神道这一精神领域之中。但这种国家精神也仅仅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一直以来日本人所寻求的精神信念，并且，佛教、儒教也是其构成的部分。

因此，儒教和佛教在神道的基础上对日本的国家精神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充实。与神道的精神主旨——“祓禊信仰”【14】，即追求“高洁的生活”相应，儒教中有“善为之本”的教诲，佛教中有“真为人之本”的思想，这些最终都被融入日本人精神当中。

明治以后，日本全面吸收了欧洲的“近代”文化。在此过程中，以“和魂洋才”为口号，日本力求在传统和近代之间寻求平衡，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大家既不愿失去日本人精神，又希望能学习和吸收欧美技术。冈仓天心 1 提出的“形而上学在我，形而下学在彼”成为明治时期的精神指南。然而，在战后被强制实行美式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日本人放弃了“善

为人之本”“高洁的生活”以及“真为人之本”精神观念。

【1】和辻哲郎（1889—1960）：日本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化史学者、日本思想史学家。其创作的伦理学体系被称为和辻伦理学。著作有《古寺巡礼》《风土》等。

【2】白凤 、天平时代：白凤时代指 645 年到 710 年，即奈良时代前期；平时代指公元 7 世纪末到公元 8 世纪初，即奈良时代后期。是日本文化史，特别是美术史方面的时代划分方法。

【3】平安朝：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从 794 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长冈京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 1192 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平安时代的称呼来自其首都的名字。它之前是奈良时代，之后是镰仓时代。

【4】藤原惺窝（1561—1619）：日本哲学家，江户时期早期理学领袖，曾任德川家康的教师。他最大成就是使日本朱子学独立发展。著作有《文章达德纲领》《寸铁录》等。

【5】林罗山（1583—1657）：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他治学热衷于朱子学，庆长 9 年（1604 年）时遇到藤原惺窝，学问受其影响甚大。藤原对林罗山的聪颖相当欣赏，因而于次年将他推荐给德川家康，以23 岁的年轻少年身份，成为德川的智库。林罗山对德川幕府早期成立时的各种相关制度、礼仪、规章和政策法令的制定贡献很大，此外他对日本儒学的推展亦功不可没。林罗山一生读书不辍，著有《林罗山诗集》《林罗山文集》。

【6】德川纲吉（1646—1709）：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在职期间为 1680年至 1709 年。他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第四子。

【7】汤岛圣堂：东京孔庙。

【8】寺子屋：日本江户时代让平民百姓子弟接受教育的民间设施（私塾）。也称为手习所或手习塾。寺子屋的称谓主要在京都、大阪和伊势近畿地区使用，在江户称为“手习指南所”或“手迹指南”。

【9】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家、语言学家。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将日本古代史书《古事记》中的创世神话奉为经典，崇尚“皇国之古道”，追求以“神道”为代表的原始的日本文化精神。他极力反对儒家思想，提倡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10】《谛观》：谛观，人名。此处当指《天台四教仪》，佛学典籍，又名《谛观录》。

【11】祭祀：此处作者使用同音字来表达祭祀即政治的观念。日语中，【政（まつりごと）】与【祭り事（まつりごと）】的发音相同。取谐音意。

【12】本居宣长的原文为“敷島の大和心を人問はば、朝日に匂ふ山桜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当作宣扬国家主义的语句而广泛使用。

【13】“敷岛”：是崇神天皇的宫殿所在地，古代日本国的国号之一。而崇神天皇则是日本史上可能真实存在的第一位天皇。

【14】祓禊信仰：类似于中国的除灵、去秽的法事。但日本传统神道除了追求明治以后，日本全面吸收了欧洲的“近代”文化。在此形式上的法事，更注重心灵的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