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教哲学-李翱--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宋元时期的宗教哲学，是理论的深化，系统的完善，以及相互间的交融渗透的全新阶段。人们常说，唐代思想家排斥佛老，故在理论上缺乏建树，宋代理学家游走于佛老之间，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性化，以性命天道之学名副其实地独尊于天下。道教也摆脱了丹鼎符录，神仙方术的束缚，面向儒释的心性之学，尤其吸收了禅宗识心见性之说，一变而为性命双修的新道教。佛教自禅宗独胜天下，理论上已发展到了极至，“外援既失，内部就衰，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躯壳而已”，然而佛法在理论的高层次上向中国文化各层面的广泛渗透，使得中国宗教哲学的面目为之一变。它参与熔铸了中国的宇宙哲学、人生哲学，丰富了儒道的理性思维，陶冶了个体和群体的审美观念；同时，也在与儒道的融摄互补中，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理论。概括地说，主要有理学，即新儒教哲学、性命双修的新道教哲学、不离文字，不执文字的文字禅，以及禅化的阳明心学。

第一节新儒教哲学

自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儒者多以天人感应的思路理解天人合一。魏晋玄风飚起，儒学在同佛老思想的深入接触中，丰富了天人关系的理性思维，原来的神学目的论开始转向“有”、“无”之辨的本体论的思考。至宋，理学家吸收了佛教空、有、缘生之说及道家天道本体的形而上的思维，结合“易”变的儒家传统和思孟学派性命天道之思，确立了以“理”为本体，包括“三纲”“八条目”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及“理一分殊”、“理欲之辨”等具有高度思辨特征的庞大、精致的新儒教哲学。它以具有无限意义的“理”为外在的终极追求，以“一心具万理”的“心”为内在的终极依托，以性命天道为核心，以存理去欲为途径，论证天理（或天道）与人性合一，即“天人合一”。正是理学理欲之辨的心性之学，把儒教哲学推向汉以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并使之成为有宋以下近千年的官方哲学。

尝有人言：治宋学“曰必始于唐”。唐代李翱可以说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兴起的先导。

李翱(公元772—841年)，字习之，陇西（今甘肃泰安一带）人，是韩愈倡导的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力主排佛，但其学说的内核大部分来自佛学，或者说承袭佛教哲学。李翱任朗州刺史时有赠药山惟俨诗二首，其中“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霄水在瓶”，可以透见其思想同禅宗哲学的密切关系。李翱哲学之要在人性论方面，《复性书》三篇为代表之作。“性”是李翱哲学的核心范畴。欧阳修曾指出：“此《中庸》之义疏耳”（《欧阳文忠公集》卷二三），也可以看出李翱在儒教哲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地位。

《复性书》一方面阐释《大学》、《中庸》，继承思孟学派性即天命的传统，另一方面引入禅宗思想，增强了思辨的空灵色彩，主张“性无不善”之说以及性、情分别之义，而成为新儒教哲学，特别是二程理学的先声。李翱认为，“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者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人之性犹圣人之性”，不善者乃情“惑其性者”（《复性书》上），“情者妄也，邪也”（《复性书》中），“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复性书》上）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并无差别，都是善的，人性之善是人所以可能成为圣人的内在依据。人之所以不善，而流于恶，并非由于性恶，而是由于性为情迷而消匿了善。据此，他提出“妄情灭息，本性清明”的观点，认为只要灭息邪妄之情，就可以恢复清明本性。灭妄情，明本性，就是“复性”。至于性、情关系的问题，李翱认为：“性与情不相先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自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复性书》上）在他看来，性是情的根据，情是性的表现，两者之间虽然不能用先后来描述，但是，性无疑是本。没有性，就没有情。“复性”就是返本，就是复天之命。这里实际上是对“天命之谓性”的诠释。

既然“性犹圣人之性”，“复性”就是实现“内圣”之路，就是与圣合一的“圣人”之境。李翱还说，“圣人岂其无情邪？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科阴阳，虽有情，未尝有情也。”（《复性书》上）意思是说，圣人虽有情，但并不溺于情，有情而无情，显然也是超二元对立的中庸之德。而这一“寂然不动”、“有情而无情”的中庸之德，“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科阴阳”，显然说的是儒教对天圣合一、也就是对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

如何才能灭妄情、明本性，即复性，从而实现与“天”或“天道”合一的圣人之境呢？李翱显然借用了佛教辨证思维的工夫，强调“弗思弗虑”、“离动离静”是复性，或者说是达到寂然不动之境的必由之路。“弗思弗虑，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方静之时，知心本无思者，是斋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复性书》中）可见，李翱把复性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不思不虑，斋戒其心。做到了这一步，情则不生。当然不思不虑只是求静，尚未离于静。动静是相对而言的，有静必有动。动静皆有，便意味着仍在用情。因此，他认为还要有第二步：“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动、静皆离，超越动、静，本性方明，才能与圣合、与天合。不思不虑、离动离静，显然是佛教“破我执”及禅宗不思善、不思恶思想影响的结果。其后阳明禅“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显然就是复性理论的翻版。如上所述，弗思弗虑是“正”，离动离静是“诚”，李翱就是这样将儒、佛哲学冶为一炉的。

基于弗思弗虑、动静皆离的修养方法，李翱提出了格物致知问题：“敢问‘致知在格物’何谓也？曰：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复性书》上）李翱把格物解释为“明辨”，把致知解释为“不应于物”。当然，不应于物并非无知无觉，而是强调，在对事物分析辨察的基础上，心不落于物，不执着于外物。他说：“不睹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者，斯可矣。”（《复性书》中）就是说，人虽然对外物有见有闻，但不为见闻所蔽，不为情欲所困，心不旁骛，不追寻外物，也就达到了“诚明”的境界，也就是善的本性复归。

李翱的《复性书》是儒家思想在唐代发展的一个代表，也是新儒教运动从中唐到北宋的重要环节，是宋明新儒教哲学理欲之辨、变化气质说的先导。

诚如许多学者所言，唐代士大夫排斥佛老，故儒家思想率乏理论上的建树，而不能推陈出新，取佛家势力而代之，不逮宋儒兼容佛老远矣。其实，这也是思想发展的必然，唐代有如李翱、柳宗元兼容佛儒，才为宋代儒教哲学开辟了前进的方向，并创造了精致化的前提。宋明新儒教哲学，无论是以外在的“理”，还是内在的“心”为宇宙万物之源，都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详细论证体、用关系的，而且把道德视为天的意志，或者说天的最高的命令，力图从本体高度，重建儒教道德哲学，构建起以“理”为本体，“理一分殊”为辨证思维，“理欲之辨”为应世基础，以及“一心具万理”的心性本体和“三纲”“八条目”的道德践履，由是形成系统的儒教哲学。他们所追求的正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哲学上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社会实践中，还是以远古黄金时代为蓝图的终极追求。

注1：文章内容来自《中国宗教哲学史》第八章宋金元明时期的宗教哲学

——宗教哲学的系统完善与交融第一节新儒教哲学

注2：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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