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信仰：儒教的道德神

杜维明教授通过“论儒学的宗教性”一文，探讨了“儒学之具有宗教性意味着什么？”或“何谓成为宗教的人的儒家取向”的问题。在许多儒学主要人物将儒家规定为人生哲学，而非宗教信仰的学术氛围下，杜维明教授写出了这篇《论儒学宗教性》的文章，是独树一帜的，他初步建构了阐述儒学宗教性的概念体系。

儒学宗教性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话题。17一18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其实质就是一场关于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的争论。当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宗教性也一直持续着思考，第一代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都强调儒学的科学性，否认其宗教性；第二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等开始不断发掘儒学宗教性的内涵；近三十年来的大陆学者也就这个问题开始热烈的讨论。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去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是否区别制度性与精神性，有神与无神的宗教；是否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宗教观念。而在这种背景下，杜维明教授发表“论儒学的宗教性”，通过对《中庸》的比较平衡而非独特的理解，诠释了他本人对于儒学宗教性的理解，并构建了一套诠释其宗教性的概念体系。

为什么在儒学是否为宗教的争论热潮中始终不能够有一种唯一的、确定的、毫无争议的看法呢？原因在于对于宗教的定义与判断标准实际上仍然受西方宗教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存有哲学与宗教不分的现象如回教的阿拉伯文化、婆罗门教的印度文化、佛教的东南亚文化和西藏文化，以及儒家的东亚文化，从世界大势来观察哲学与宗教互相转化、互相制衡，并且独立自存的现象是西方文明的特殊性而不是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西方基督宗教讲究“外在的超越”，在世俗世界外另设一彼岸世界，两者不可沟通、完全隔离，以此作为宗教之唯一范式来判断世界其它各宗教的合理性显然是以偏概全，同样的道理以此来简单断定儒家学说“是”或者“不是”宗教也是决然错误、不足以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