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授权周质平：林语堂笔下的孔子与儒教--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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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主任周质平先生题为《林语堂的小情趣与大关怀》的一篇长文。原文篇幅较长，但每小节独立成章，考虑到微信阅读环境，故将原文拆分陆续推送。本文为最后一部分。

林语堂笔下的孔子与儒教

林语堂对白话文和汉字的包容温和也反映在他对孔子和儒教的态度上，五四前后，“非孝反孔，”“打倒孔家店，”几乎是一时风尚，吴虞，陈独秀，胡适，鲁迅，或写文章，或作小说，对所谓“吃人的礼教，”进行各方面的攻击。林语堂在这一点上，也并未随众人之后，进行反孔。他的作法是努力还孔子以本来面目。这里所谓的本来面目是未经宋儒染指的孔子，他在晚年所写《论孔子的幽默》一文中，总结他一生对孔子的看法：

需知孔子是最近人情的，他是恭而安，威而不猛，并不是道貌岸然，冷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到了程朱诸宋儒手中，孔子的面目就改了。以道学面孔论孔子，必失孔子原来的面目。[1]

在还原孔子本来面目的过程中，林语堂努力把孔子“人化，”突出“圣人与我同类”之所在。把孔子从孔庙的神龛里请下来，这样才能得大家的同情与了解。1928年，林语堂在《奔流》发表《子见南子》独幕剧，根据《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部分史实，参之以自己的想象，编写了这出充满幽默的历史剧。孔子在卫灵公夫人南子的面前, 是个极开明通达的儒者，在男女的交际上，也无任何拘泥造作。[2]此剧发表后，曾引起很大争议，认为是对至圣先师的大不敬。林语堂笔下的孔子，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圣人。”而非一旦成了“圣人，”即失掉了“人”的本性。圣人是在你我之间，而不是在你我之外，或你我之上。

这层意思，在他1938年以英文发表的《孔子的智慧》(TheWisdom of Confucius)[3]一书中有进一步的阐发。本书共11章，除书前之长序外，其余为儒家经典之英译。第三章“孔子的生平” (TheLife of Confucius)，林语堂采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他之所以用《世家》原文英译来阐释孔子的一生，是基于两点考虑：《孔子世家》是中国最早的孔子传，司马迁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司马迁去孔子生时，仅三百年，并曾访孔子故里，询之耆旧，文献足征。第二点是司马迁未曾将孔子作为一个圣人来立传，而只是把他看作一个人。林语堂指出：

司马迁心胸开阔，不带成见，是个严格的史学家，而不是儒教的提倡者，在议题上他采取中立的态度。他极度崇敬孔子，但他不是个狭隘的孔门信徒。他所描绘的孔子是个人，而不是个圣人。

Szema Ch’ien (Sima Qian) was thoroughly open-minded and unbiased; hewas strictly an historian and not an advocate of Confucianism, taking sides inquestions. While he expressed hisintense admiration for Confucius, he was not himself a strict adherent of thenarrow Confucian school. The result was,he gave us a picture of Confucius the man, rather than Confucius the saint.[4]

这不只是司马迁对孔子的态度，也是林语堂所要刻画的孔子。他在翻译《孔子世家》时，对“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句话中，“野合”一词，特别加了一个长注，认为就本义言，所谓“野合”，是在野地里交合。但林语堂把它译为“非婚生子女”（extra-marital union，亦可译为婚外关系），换句话说，孔子是个私生子。他认为为“野合”一词作任何曲为回护的解释，都不免穿凿附会。林语堂不以孔子之为圣人，而掩盖他是私生子的事实。因为这样作，在林语堂看来，是无损孔子圣人形象的。

林语堂在把孔子介绍给西方读者的同时，不但把孔子通俗化了，而且也赋予了孔子哲学以现代的意义：

今天儒学所面临的更大挑战，不是基督教，而是由工业化时代所带来整个西方思想，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秩序。在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发展下，重建儒教封建的社会秩序，很可能已经过时了。但儒学作为人文主义文化，和日常生活与社会行为的规范，仍有它自身的价值。

Today, Confucianism meets a still greater rival, not Christianity,but the entire system of Western thought and life and the coming of a newsocial order, brought about by the industrial age. As a political system aiming at therestoration of a feudal order, Confucianism will probable be put out of date bythe developments of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But as a system ofhumanist culture, as a fundamental viewpoint concerning the conduct of life andof society, I believe it will still hold its own. [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认为儒学是中国人在思想上反共的基底，它可以转化共产思想（modify Communism in China），正如同孟子曾在两千多年前和杨墨异端学说有过斗争，并获胜利是相同的。[6]林语堂能在1938年，提出这样的论调，可以看出他对整个中国思想界左倾的敏锐观察，和对儒学人文传统的深具信心。当然1949年的变局，可以看作是林语堂预言的反面，但看看二十一世纪以来，儒学在中国的复兴，孔子塑像在大学校园里取代毛泽东塑像的变迁。不得不说林氏的观察是深刻而带有远见的。

从异端到基督徒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调是民主与科学，在“科学万能”思潮的冲击之下，宗教往往成了打倒或铲除的对象，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以“无神论者”自居。在这样的思潮之下，宗教与迷信成了同义词。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有蔡元培“美学代宗教”的倡议，胡适则提出“社会的不朽”来作为一种新的宗教。陈独秀在1920年，已经看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个重大缺失，他指出：

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的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7]

林语堂从小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进的是基督教的学校，对基督教有过亲切的体会和观察。他不曾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几乎一向是“西学为体，”即此一端，他的教育背景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截然异趣的。但这样的家庭生活，并没让成年以后的林语堂成了一个基督徒，1912年，他进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这段期间，他对基督教的教义，起了相当的怀疑和反动，1959年，他在《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的文章中，回忆到这段往事：

我到上海进大学之初，自愿选修神学，准备参加教会工作。可是神学上的许多花枪很使我厌烦。我虽然相信上帝，却反抗教条，于是我离开了神学和教会。[8]

从此以后，他在宗教信仰上，开始了一个“大迂回”（grand detour）。他在《生活的艺术》中特立《与神的关系》(Relationship to God)一章，第一节讲《宗教的重建》(The Restoration of Religion)，他对宗教有了新的界定：

“信仰是一种真正的美感经验，而这个美感经验是属于个人的，这个经验很类似看着夕阳向山林的背后落下去。对这个人来说，宗教是感知上最后的归宿，这种美感的经验是很近于诗意的。”

Worship becomes a tru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 aesthetic experiencethat is one’s own, very similar in fact to the experience of viewing a sunsetting behind an outline of trees on hills. For that man, religion is a finalfact of consciousness, for it will be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very much akin topoetry.[9]

宗教，在林语堂看来，应该限制在道德的范围之内，而不能轻易插手在天文，地质，或生物学之中。这样，宗教可以少犯许多愚蠢的错误，而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10]这样的看法，是非常通达的。

在《我为甚么是异端》(Why I Am a Pagan?)一节中，他几近戏虐的嘲讽基督教中许多不近情理的教义，如亚当之偷吃“禁果”所带来的“原罪”观念，如“处女怀胎”，如“耶稣复活”等等，都提出了尖锐而风趣的批评。林语堂对基督教的批评是集中在僵硬的教义，很有点反抗“吃人的礼教”的精神。他虽说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异端”，但“异端”并非“无神论者”，这是他和五四时期许多新派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上不同的所在。

在他1959年所出《从异端到基督徒》(From Pagan to Christian)一书中，对自己在基督教信仰上的“大迂回”有相当详细的说明。林语堂在孔孟，老庄，佛教，禅宗，各个领域中，上下求索，但都不能在宗教的问题上，找到归宿。他终于又回到了他童年时期，与他共同成长的基督教[11]。他是如此说明这个转变的：

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观察二十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们现在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需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的力量相联系。这就是我回归基督教的理由。[12]

就这样，林语堂从“异端回到了基督徒”，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树立了另一个典型。《从异端回到了基督徒》这本书，与其说是林语堂个人在宗教信仰上的一个自述，不如说是他对孔孟，老庄，佛教和禅宗的体验与心得。林语堂在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时，他的取向和胡适，冯友兰是不同的。胡适和冯友兰也写了大量的英语著作，介绍中国哲学，但他们的角度往往是对中国哲学进行客观的学术上的分析与阐释，是旁观者在说明问题。林语堂则是就其亲身的经验，谈他的体会和了悟，给人的感觉是过来人，而非旁观者。

林语堂对大自然始终怀着相当的敬畏，在他的著作中，见不到“人与天斗，”或“征服自然”这一类的话，在天人的问题上，林语堂是更偏向于老庄的。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他的基本精神是要体现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的共存，科学的功能是在发现自然的奥秘，并指出它的规律，而不是企图用人为的力量来扭曲自然。所谓科学征服自然，在林语堂看来，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科学符合了自然的规律。

2016，11，8

相关阅读：作者授权|周质平：林语堂对白话文的态度

[1]林語堂，《論孔子的幽默》，《無所不談》，（海南，1993），頁20。

[2]林語堂，《子見南子》，林太乙編，《論幽默--語堂幽默文選，上》（臺北：聯經，1994）頁63-90。有關此劇爭論的文字，頁91-115。

[3]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onfucius,(Toronto: Random House, 1938). 本書有張振玉中譯，《孔子的智慧》（臺北：德華，1982）。本文所有中譯，出自我手。

[4] Ibid., p.53-54.

[5]Ibid., p. 4-5.

[6]Ibid.

[7]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共3冊，卷2，頁125。

[8]林語堂，《從人文主義回到基督信仰》，原載《英文讀者文摘》，1959年10月號，中文稿為許牧世所譯，收入《魯迅之死》（臺北：德華，1980），頁114。

[9]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p. 402.

[10]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