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繁荣与中国人的心性禅与儒教

朱子学之所以能如此强烈地打动中国人的心灵，并成为各王朝官方认可的思想体系，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它的骨架中，包含所有有关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正统思想，它是由朱子完成的，具备中国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所必需的一切条件的思想体系，另外它也是中国人在心理上最感亲切的“秩序的哲学”，这无疑是一般人所热心追求的。

理学的繁荣与中国人的心性

铃木大拙

就政治而言，宋（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的多难时代。但是，在思想和一般文化的世界中，南北宋，特别是南宋，却留下了灿烂的一页。哲学在南方得到了非凡的发展。有人认为：这个时代虽然受到“夷狄”政治势力的压迫，但在汉代及以后的王朝中一直被幽闭的、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大的佛教思想压抑的中国原本的思索冲动，明显地爆发了。其结果是带来了应该正确地称之为“中国的”哲学勃兴。一切思想倾向于中国原本固有的精神，当然也综合了所有的外来思想，以此建构了中国人心理倾向的基础，并使其定型化。理学是中国人的心理精华。

中国思想之所以在这个时代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禅的刺激不得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禅为什么能经常给予人们如此的刺激，使思想喷涌而出呢？这是因为它教导人们无视思想上的上层建筑，直接突进事实的根源。当儒教只对典章礼仪、世俗的道德实践、原典的批评、各流派的注释来说有明显存在意义时，它就不再是创造性思索的源泉了，也可以说是濒于崩溃和死灭了，因此，需要新生力量的觉醒。另一方面，与儒教相对抗而发展的道教，更是被掩埋在世俗的、迷信的机构之下，绝没有向儒教注入新鲜血液的智慧上的活力。而禅则不同。如果禅不在唐代就掀起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波澜，恐怕宋人也不会对禅产生全新的兴趣，并以此审视、改造、拓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的宋代思想家，生涯中都至少有过一次潜心禅林的经历，不管他们是否彻悟，这段生活经历都使他们对在自己的故土上培植起来的哲学进行了再研究。理学就是他们精神冒险的成果。他们一方面对佛教和佛教徒的思考方法提出非难，一方面又以禅为依托，以容易吸收的形式，饱饮了印度思想之泉这一宝贵的馈赠。 

朱熹纪念馆。

在其他的地方我们说过：中华民族智慧的发展，在南宋朱子学繁荣的时候达到了顶点。朱子是试图沿着本国民众本来心理倾向的主线，使中国思想体系化的最博大的思想家。在他的国人之中，也有超过他的伟大哲学家，但那些人的思想是沿着和本国本来的倾向略微相左的印度人的思索方向运动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哲学，没有像南宋哲学那样，给予国民以直接的影响。可是，南宋的思想，若没有佛教徒的先声就难以产生，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必须了解所谓的“理学”是如何在宋朝发展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是如何接受禅之特别影响的。在中国思想中有两个源流——儒教和纯粹的道教（即未被民众的信仰和迷信压抑的道教）。儒教代表了中国人的心理实践和积极精神，而道教代表了其神秘的思索倾向。佛教在东汉初年（公元67年）进入中国时，被认为与老庄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处。此时它在中国的思想界并没有多大的活力，它的原典翻译成中文就很费力。中国人把佛教摄入后，并不知道如何把它消化在自己思想信仰的体系中。但是，通过翻译，他们一定悟到了佛教哲学的极其宏大与深远。在公元2世纪，从初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开始，对此感铭甚深的思想家们极其真诚地对它进行了研究。他们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把握“空”（?ūnyatā）的观念，但知道这是和老子的“无”多少接近的东西。

六朝时期（386—587），道教研究兴隆，甚至儒教的原典，也被用道教的观点加以解释。正在这时，鸠摩罗什于401年由西域来到中国，翻译大乘佛教诸经。他不仅是优秀的翻译家，而且是伟大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他为中国人理解大乘佛教，投射了巨大的思想之光。他在中国的弟子们，用最适应这个民族心性的方法，孜孜不倦地发展了他们的思想。这样，三论宗经吉藏之手，在中国被树立了起来，而吉藏的哲学，是以龙树的教义为基础的。这正是在老子和孔子的国度里，最初抬头的杰出的思想体系。但是，此宗派的著述仍置于印度思想的影响之下，可以说他的思考方法与印度思想相同，而未必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他虽然确是中国的佛教徒、佛教学者，但并没有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他的思维方式是印度佛教式的。

继承三论宗的，是隋、唐两朝的天台、唯识、华严各宗。天台以《法华经》，唯识以无著（4世纪印度高僧）和天亲（4世纪印度高僧）的唯心主义说教，华严以《华严经》为基础。在中国的佛教思想中，华严哲学达到了极致。它显示了中国佛教精神所达到的宗教思索的最高点。这是到那时为止的东洋人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思想体系。《华严经》里也包括《十地经》和《入法界品》，但这些经典里所包含的思想、感情，对中国人的心理来说，无疑是异邦的，其实它们所显示的，无疑是印度人创造性想象力的最高峰。可是，把这印度的东西，把这同自己完全相异的想象力中生发出来的东西吸收进自己的思想，并能对其进行智慧上的、体系上的咀嚼，这着实是中国佛教徒智力上的果敢伟业。华严哲学经过几个世纪的佛教教育与反省，终于证明了在中国所实现的宗教意识的深邃。尔后，正是这种哲学把中国的思索精神从漫长的沉睡中唤醒，并尽其所能地给予它强烈的刺激，使它以理学的形态开出思想之花。

在华严哲学展示中国佛教徒的智慧之时，还有其他的派别与其并立，并更有力地掌握了中国人的心灵，这就是禅。禅的一部分诉诸中国人心理上的实证性向，另一部分诉诸其神秘的思维。禅轻视文字知识，为了直接把握究极的实在，它倡导最有效的手段和修禅者所确信的直观的理解。事实上，经验主义、神秘主义及实证主义极容易携手前进，因为这三者都寻求所谓经验事实，而厌恶在这事实周边构筑知识结构。

可是作为在社会中存在的人，单单持有经验是不能满足的，他们欲把这经验向其伙伴传播。也就是说，直观必须有它的内容、观念和智力上的再构成。禅为了留在这直观理解的层面上，用尽了最好的方法。禅自由地驱使心象、表象甚至不雅的语言，也用诗一样的语言。但是也可以说：禅在不得不诉诸理智作用时，成为华严哲学的好伴侣。禅和华严哲学的“合金作用”，绝不是故意进行的。它们的这种关系，在华严的大学者们，同时也是禅的参悟者澄观（738—838，唐代高僧）和宗密（780—841，唐代高僧）等人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华严与禅的接近，使禅的影响波及了理学家的儒教思想。

就这样，唐代为“理学”的勃兴铺好了道路。而所谓的理学，就是从一齐投入了华严、禅、孔子、老子诸学说的中国民族心理的大坩埚中提炼出来的最宝贵的中国特产。

在朱熹之前有其先声，周敦颐、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等，他们都力图在纯粹的中国心理的基础上建立哲学。而这个基础，主要是在“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易经》中发现的。他们也都研究禅，通过这些研究，他们努力建构自己的哲学。他们寄予禅的地方，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看出：他们在专心研究古典、努力理解它们的意义时，头脑中忽然闪现了思想的火花，他们相信这种经验确有意义。在他们的宇宙发生论与本体论中，他们把初始的元素叫做“无极”、“太极”、“太虚”等，这些是从《易经》和老子学说中生发出来的观念，但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太虚”回荡着佛教的音响。此原理如果用伦理学的用语翻译，则是“诚实”。他们相信，人生的理想是培养诚实之德。因为依此诚实，世界会如实存在，由太极发源的阴阳二原理则相互交感，使万物有可能生成。他们把这“诚实”叫做“理”或“天理”。

在理学中，相对于“理”有“气”存在，此对立由“太极”即“无极”加以综合，“理”贯穿于万物，所有的个别的事物，都分有“理”。若没有理，一切事物都是不可能有的，存在将失去其实体，归于非实在。“气”完成分化作用，一个理性由此生成多样化的、特殊性的世界。理和气如此互相渗透，互补互足。

太极与理、气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只能理解到太极是二原理（理气）的综合。理学并不想止于二元论，这恐怕是因为受到了华严哲学的影响。所谓的太极，是暧昧的观念，看起来像原初的物质，而且被称为“无极”。在他们说如此的太极就是无极的时候，又将一个解释为“形而上”的存在，另一个解释为“形而下”的存在，那么，形而上的存在为什么能成为形而下的存在呢？这里就出现了疑问。同时，相反的疑问也可以提出。相同的双关论法在理和气的场合也会发生。但宋朝的哲学家是彻底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他们不能像佛教徒那样毫无踌躇地否定世界的具象性，把世俗和这里存在的一切一律看作空。中国精神常强调特殊、实在的世界，就是在最接近华严哲学的时候，他们也不敢超越世界的具象性而再跨出一步。

本书作者铃木大拙。

在朱子的理学中，以意义深远且最实际的方法，给予中国和日本巨大影响的，是其历史观，这是从支配孔子编撰伟大的古典之一——《春秋》的观念中发展而来。为了衡量当时中国诸侯们所主张的道德观念，孔子写下了这部著作。中国当时分成数个王国，各国都想打败其他的国家。僭取者希望得到正统的王位，礼乐制度由于统治者的反复无常而动摇，失去了行动的指南。孔子之所以编纂那个时代的编年史，是为了给自己国家将来的所有政治家树立普遍的伦理标准。因此，《春秋》实际上是根据历史事象阐明现实伦理的法典。朱子效仿孔子，将司马光的巨著删繁就简，编纂了一部中国史。在这里，他宣布了“名分”这一礼节的重要原则，力图以此为贯穿所有时代政策上的指导原理。宇宙被天地的诸法则支配，人事也是如此。此法则要求我们的一切都要遵守本来的、自然而然存在的东西。人有“名”，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应该完成一种“分”。人在他被分配的场所中，作为所属集团中的一员，需要完成自己的义务。在社会的关系网中，为了保持、提高其合成分子的平和和幸福，就不能无视这个义务。统治者有其应该完成的本分，臣下有臣下之“分”，亲与子互有确定性的义务，在如此的名、位、分之上，不能有任何障碍和僭越。

朱子之所以提出“名分”，并极力加以强调，是因为在北方侵入者侵害宋的主权时，政府的达官显贵们在如何对待入侵之敌的问题上动摇不定，甚至有人要与敌人谈判，实行妥协政策。眼前所进行的一切，刺激了他爱国的民族精神，他冒着生命危险主张自己的教义，借以反对要使政府屈服于北方民族压迫的一部分政治家。他的哲学，没能把南宋从强大的蒙古势力中拯救出来，但是后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的整个封建时代，受到了广泛的赞同。

朱子学之所以能如此强烈地打动中国人的心灵，并成为各王朝官方认可的思想体系，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它的骨架中，包含所有有关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正统思想，它是由朱子完成的，具备中国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所必需的一切条件的思想体系，另外它也是中国人在心理上最感亲切的“秩序的哲学”，这无疑是一般人所热心追求的。当然，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充满了民族的、爱国的自负。从观察来看，与其说他们是感伤的，不如说是实际的；与其说是理想主义的，不如说是一贯的实证主义。他们是脚踏实地的。他们也许会因为星星的美丽而遥望星星，但他们不会忘记，离开了大地母亲，一天也不能生存。因此，比起朱子的理想主义和主情主义，他的社会秩序论和功利哲学更能吸引中国人的心灵，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以下所示是程明道的声明，它准确地叙述了中国人的心性。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

——《鸣道集说》　

这里的所谓异端，无疑意味着佛教思想。理学学者认为：佛教虽高深玄远，却不能为实践的、现实的国民消化。此理学的实践性与禅同船渡到了日本，渗透着朱子的战斗精神的理学民族主义也渡到了日本。

铃木大拙说禅

铃木大拙 著

张石 译

铃木大拙是日本禅学大师与思想家，是当今最伟大的佛教哲学权威与禅学权威。本书是铃木大拙在西方引起广泛回响的主要著作。

世界级的禅学权威“铃木大拙”以其对东西方哲学的修养为背景，将禅学融合于西方哲学领域，他从禅的内部来解说禅，避免了生硬搬用西方哲学观点对禅进行臆测，但又超越了旧禅师所运用的打破语言概念的个体直觉方式，吸收了现代的思想方法，使禅的思想性可以在比较广泛的基础上得到交流。由于他对禅学的宣扬，使得西方世界开始对日本佛教产生兴趣，也刺激了日本人对佛教的再度关注。

本书可以了解铃木大拙研究禅学的基本观点与大体面貌，内容集中在禅宗思想意义的阐发，少了一般宗教思想书籍冗长的历史资料与学术性的考验，本书也是铃木大拙研究最具时代特色的作品，深入浅出的笔触下，让本书成为禅学入门最普及的指引方针。

铃木大拙（1870—1966），原名贞太郎，后因学禅，改名大拙，别号也风流居士。日本佛教学者，日本现代著名的禅学思想家，曾师从临济宗圆觉寺派宗演学禅。他本人因介绍东方的禅学和文化而闻名于西方的人文学界，比之同时代的其他日本佛教学者更具有世界性，所以在日本被誉为“世界的禅者”。他的思想，影响过海德格尔、弗洛姆、汤因比、巴雷特等西方著名的思想家，被塞林格尊为“心灵导师”。主要著作有《禅的研究》《禅的诸问题》《禅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佛教与基督教》等，全部著作收于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铃木大拙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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