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祖庭彼岸怎么到之‘儒教的生死观’--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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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个体，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

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

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

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做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讲的是人与万物的共通性，草木万物都有一死，人也毫不例外。孔子说 : “朝闻道，夕死可矣。”

生命的长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

人生在世，只要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则生事已毕，虽死无憾，这实际上是以闻道的人文精神消除了对死亡的焦虑。孟子继承了孔子这种达观的人文主义死亡观，并将人文精神落实为道德践履，认为“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人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正命”，正命而死，则死得其所。

对生命的过程“夭寿不贰”，要 “修身以俟之”后世儒家对此感悟颇多，更能坦然地面对死亡。

人的生命受之于自然，归之于自然，它就像智者所乐的水，从生命之源潺潺流出，当它一路前行的时候，给这世界带来了生机，当它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时候，汇入汪洋大海，在消失自身的同时，孕育出新的生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

适因于此，儒家极力推崇的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在乐生安死的传统中鲜明地凸显出来。于积极的入世精神中以完善人生来坦然地面对死亡，这比较庄子神游天地的超越态度，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它展示出的那一种宁静淡泊的美，正是西方人仰慕不已的东方式的智慧。

儒家对死亡超越的途径有三：

（1）生理性生命的传承

（2）三不朽的理想追求

（3）对乐生安死的理解

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尽管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不同，在对死亡的理解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最基本的大众选择就是通过生命的传递，可以把后代的成长看成自己生命的延续，视为生活的继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死亡的恐惧。

现代社会，当人在临死阶段，面对的都是医院的白墙、冰冷的器械、陌生的医护人员时，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而如果有亲人在旁，在家庭温馨的气氛中，当事人的感受定然不同。

看着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是真的要离开 ,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存了最宝贵的东西。

正是因为有我的离开才有了子孙后代新生命的接续，如同先人以他们的离开换来我生命的存在一样。

尽管我要失掉具体的生活，但自己的子孙还会继续下去，真正的生命是不会终结的。因此可以说，儒家的生死观在化解人的临终痛苦方面确实能发挥作用。

儒家对家族群体的认同，对父死子继生生不息的理解，可以使人心灵上有所归依，即使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但仍觉得可以实现亲人之间精神上的沟通和联系，感知生命传承的神奇与美妙。

从而在死亡来临前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人为什么怕死？因为死亡毁灭了自己的一切，死亡使自我的生活完全中断，自我拥有的一切完全丧失，死亡对人们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东西。

可是，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你可以有自由的选择，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死亡却是任何财富金钱权力意志等都改变不了的生命结局。

所以，仅仅立于生活的层面来看待死，内心必会产生无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人们在必不可免的临死前，体验到的全是刻骨铭心的巨痛，那么，这种状况就足以毁掉生前获得的所有幸福，一笔勾销生活过程中的一切快乐。

换个角度，如果人们超出个体生活的限囿，立于生命存在普遍性的基点，那么，面对死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和恐惧。在儒家看来，除了生活层面的物质性生命，人还有精神生命、文化生命。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则在面对必死的人生结局时，刻意于追求“杀生成仁”“舍身取义”，或者去求得“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认为崇高的道德品格、伟大的功业、完美的诗文可以传之后世，个人的生活虽然中止了，而生命却借助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中介永恒且不朽了。

由此 , 他们便在精神上超越了死亡。死亡只是个人生活的中止，而非生命的终结。

儒家讲 :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和万物一样，生死只不过是气的变化形态，人的生命是宇宙这个大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之亡，意味着复归于气，人的生命回归于宇宙的生命洪流之中，参与到整个宇宙大生命的创生过程中去了，从而趋于永恒，并没有真正地消亡。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固然会死而朽去，但生命本身并未完全消失。因为“我”在这个世间的创造物还存在着，“我”的生命也就存在；因为“我”在这个世间曾与他人培育了浓浓的亲情、友情、人情和爱情，许多人都留存着与我的记忆，所以，“我”的生命信息、行为痕迹还在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成为了不朽，我还活在人们的精神中、回忆中、情感中，“我”仍然在寰宇之中存在。我的死亡并不是真的彻底消失，这将大大降低人的死亡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