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儒学史“之三：干春松：儒法斗争和儒教：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中的儒家

儒法斗争和儒教：

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中的儒家

干春松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讨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受到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的概括的启发。但我并不同意他借助曼海姆分类将意识形态的类型区分为“无政府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就中国近百年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而言，“三民主义”、“社会主义”都是比“无政府主义”更为典型的意识形态类型。至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很难简单地并列。按照余英时先生的看法，1840年之后，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保守”，而是一个不断激进的过程。[1]而且，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可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理念，因为社会发展过于急剧，所以并不乏某个个体数度改变其意识形态立场的事例。

意识形态的叙述者都宣称自己的主张具有理性、科学、进步等权威性的价值立场，并成为他们判定历史事件和思想发展的自觉的依据，他们会有意识地“拣择”历史资料以证明其所服膺的意识形态真理，由此而构造的历史则呈现为一个有着确定的理想方向的多种阶段。

自从严复翻译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之后，国人接受了一种进步史观，即社会发展必然会由野蛮社会、宗法社会向军国民社会进化。因此，一度军国民社会成为中国发展的范本，所有不符合这样的社会形态的观念和组织方式都被判定为落后和需要替代的。

在饱受军事和经济失败的压力之下，护卫文化的任务总会屈从于国家独立这样的目标。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相继传入中国，而这些思潮背后都存在各自认定为“真理”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基础。而论证其理论的真理性的依据则是其是否能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独立。

正如自由主义者认定现代化就是市场竞争和个人自由得到制度性保障的过程一般，社会主义思潮则认定消灭了国家和阶级压迫的理想社会必然会实现，而此前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前奏。

这样的意识形态化历史观必然会影响到对于儒学发展历史的描述。在现代化的叙述中，儒家作为一种源于农业社会的思想观念，难以适应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儒家失去其生命力和现实影响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按列文森的形象的比喻，儒家最佳的未来就是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而在救亡史的叙述模式下，儒家要为中国近代的失败担负责任。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文化革命”，其目标不仅是帝王和家族制度，而且还必须打倒儒家的纲常伦理。在20世纪，儒家先是失去了其持续了近两千年的独占性价值的地位，后来又不断成为其他意识形态竞争中的一种变量。比如，国民党试图通过中华文化的本位性来与共产主义运动所代表的超国界的价值进行对抗，而在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则吸取了“中国化”的思路，力争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盲目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从而形成了以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但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观，而国民党则更注重儒家的道德观念。所以毛泽东在1939年2月致信张闻天，讨论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时，尤其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2]

然而，作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思想上的助手，陈伯达在1939年撰写的关于老子和墨子的文章中，已经以是否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作为判别古代哲学家高低的标准。比如，陈伯达认为墨子之所以可以被称为是古代最伟大不朽的哲人，是因为墨子是下层阶级的代表，其思想中包含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学说。[3]

一方面是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方面是唯物论哲学的影响，孔子的思想有限地获得肯定。但是，即使是在延安时期，孔子所代表的贵族式、倾向于维持秩序的观念势必是要遭到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以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为基本线索的一种思想史的叙述，在1949年之后，越来越被毛泽东所肯定。这方面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杨荣国和赵纪彬。

当然，杨荣国早在1940年代就形成了他的基本叙述方法，即从思想家的阶级地位出发^，考察其是否具备唯物论的倾向来评判其思想的进步和反动。在定稿于1952年、出版于1954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他说，孔子虽是开私人讲学之风的思想家，但他的思想体系却是保守的，是要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统治的。“在儒家的一方面，把孔子的消极部分作了充分发挥的就是思孟学派；而具有积极意义，和法家同样反映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为新社会而致力的却是孔子。……因之，从儒家来说，真正代表封建制度的思想的是‘礼表法里’的荀子的思想，而不是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的思想是维护种族奴隶制的。”[4]很显然，与儒家相比，法家厚今薄古的精神与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进步史观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叙事模式中，即使同样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为底色的郭沫若的叙述体系亦被认为对儒家过于温情。1970年代，在因林彪事件而展开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几次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1972年12月17日，在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均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郭沫若的《奴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学术界一批人不赞成，赵纪彬、杨荣国都是批郭的，认为孔是复辟周朝的奴隶制。历史要多读一些。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5]虽然毛泽东对杨荣国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是明显他对于以儒法斗争来叙述中国思想史的做法是肯定的，而且其尊法批儒的倾向也十分明确。1973年7月4日，在与张春桥和王洪文的谈话中，又提到《十批判书》尊孔反法，这与国民党和林彪一样了。毛泽东说，他赞成郭沫若以春秋战国作为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做法，但是不同意郭沫若对秦始皇的批评。[6]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谈话，批林整风逐渐转变为批林批孔，并进一步地发展为“评法批儒”运动。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与江青谈话，专门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毛泽东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念了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7] 在1970年代，毛泽东的任何一次讲话完全足以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这类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学术讨论的议题则完全变成一次全民参与的政治活动。而毛泽东对于秦始皇和法家的推崇，固然与他发动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有其政治的目的，[8]而包裹在政治目的下的儒法斗争史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书写。

在1949年之后的儒学史书写中，任继愈先生也值得一提。

任继愈先生早年入北大和西南联大，曾师从贺麟和汤用彤，以佛教研究见长。1950年代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56年在与熊十力先生的信中，明确提出自己已经开始开始怀疑儒家的价值理想，并最终放弃了儒家。

我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甚深。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9]

1959年10月，毛泽东曾召见任继愈，谈论宗教问题，并肯定了任继愈先生的佛教研究是“凤毛麟角”，并提出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应该有人研究。1964年，任继愈还得到毛泽东专门指定，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先生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编写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1962-1974年间出版），这部著作的编写组基本上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为主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人员。该书受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框架来介绍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在1980年代笔者上大学的时候，这套著作依然很流行，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老子哲学的叙述部分，此书中有两种写法，正文中将老子的“道”的思想概括为唯物论，附录中则说老子的道论是唯心论。这当然也说明用日丹诺夫式、将哲学史理解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发展史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哲学是何等的圆凿方枘、扞格不入。

在1980年代，任继愈先生一系列讨论“儒教“的文章影响很大，这也是国内比较早的从宗教角度来理解和研究儒学的文章。但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影响的任继愈先生对宗教有基本的预设：宗教是一种迷信，而科学一定会战胜宗教，宗教最终必将消亡。在这样的预设下，如果将儒家理解为一个不断宗教化的过程，那么儒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我消解的历史。

对于儒家宗教化的倾向，在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中就已经初见端倪。不过，在多卷本的《中国思想史》中，汉代儒学的天人观、特别是谶纬思想被视为“神学”，任继愈也继承了这个概念，并引申说儒学史就是一个不断神学化的过程。“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起着极大的麻醉欺骗作用，因而它有效地稳定着封建社会秩序。为了使儒家更好地发挥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工改造，逐渐使它完备细密，并在一个很长时间内，进行了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家搞成了神学。”[10]

按照一般的定义，建制性的宗教需要满足以下要素：信仰对象（上帝、佛陀、真主）、信仰组织（比如教会、庙宇）、信众和经典。而任继愈先生则不顾儒家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思想传统，将儒家与一般社会组织结合的“弥散性”（杨庆堃语）理解为比欧洲的宗教势力更有影响力和控制力。

儒教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控制群众的牢固性更甚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佛教禅宗把僧侣变成俗人，以求得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配合；儒教则把俗人变成僧侣，进一步把宗教社会化，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有人认为中国不同于欧洲，没有专横独断的宗教；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有自己的独特的宗教，它的宗教势力表面上比欧洲松散，而它的宗教势力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控制群众的牢固性更甚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

在任继愈看来，宗教是人类社会所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所以并不是儒教的理性化使中国脱离了宗教的危害，而是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产生了儒教这样一种特殊的宗教形态。

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儒家人士在不断的进行儒家的宗教化努力，将孔子神圣化、将文献经典化。儒教也与佛教和道教一起参加朝廷的宗教仪式，违背儒家的伦理也会遭受不同的处罚。如此种种，使儒教阻碍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科技的发展，并使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

董仲舒对孔子的改造，已经使孔子的面目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孔丘，汉代中国封建社会正在上升时期，统一的封建王朝继秦朝之后，富有生命力，配合当时的政治要求而形成的儒教虽有其保守的一面，但它有积极因素。宋明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幸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机会。宋明王朝的统治者推动儒教的发展，朱熹对孔子的改造，与孔子本人的思想面貌相去甚远。如果说，汉代第一次对孔子的改造，其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那么宋代的第二次对孔子的改造，其消极作用则是主要的。儒教限制了新思想的萌芽，限制了中国的生产技术，科学发明。明代（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科技成就在世界行列中开始从先进趋于落后。造成这种落后，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的生产关系日趋腐朽，使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而儒教体系对人们探索精神的窒息，也使得科学的步伐迟滞。上层建筑对它的基础决不是漠不关心的，它要积极维护其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顽固，儒教的作梗应当是原因之一。[11]

在任继愈先生的叙事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典型的意识形态要素：比如比如宗教是鸦片，是导致人愚昧落后的根源；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中国社会亦必然会如西方社会那样经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但那时韦伯的著作还没有传入中国，还不会产生“为什么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儒家伦理却成为制约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阻力”这类的问题。因此，任继愈先生对于儒家宗教化的讨论，并非是关注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性的因素，而是要把儒家与迷信、荒谬等同起来。因此，任继愈先生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就要让儒教早日消亡。”

总之，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人们，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什么优良传统。它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国人民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有了儒教的地位，就没有现代化的地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就要让儒教早日消亡。我们只能沿着“五四”时代早已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道路，向更高的目标——社会主义前进，更不能退回“五四”以前的老路上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12]

在这种“没有出路”的儒学史的建构中，比之于儒法斗争模式中法家代表进步、儒教代表保守、落后叙述方式，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极端的意识形态叙事模式对成见式“真理”的固执。

[1]余英时先生说：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文化的发展一般都呈现出激进和保守一张一弛的状况。而“在近代的中国，我们则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趋向”。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3]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

[4]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

[5]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966-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页。

[6]同上书，第485页。

[7]同上书，第490页。

[8]对于这次运动的政治动机有许多种猜测，比如为了批周恩来，但朱永嘉认为不确。他认为：“那次尊法评儒思想运动的第一推手当然是毛泽东。这是批林运动的延伸，批孔是批林的延伸，评法则是批林批孔的深入。因为历史上，批孔还是法家代表人物比较尖锐而又彻底一些。我再说一下黄永胜书写的章碣的《焚书坑》那首诗，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竹帛烟销’与‘坑灰未冷’是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黄永胜借此来指责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运动。祖龙是秦始皇，黄永胜是指毛泽东。‘关河空锁’与‘山东乱’，是指秦始皇身后事的结局不妙。‘刘项原来不读书’，是讲秦始皇焚书坑儒阻止不了群众起来造反。毛泽东对黄永胜写这首诗的用意了若指掌，因此耿耿于怀。他当然不仅是对黄永胜的个人不满，而是如何消除这种观念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毛泽东想从古籍中去寻找与此相反，以及更有力的论述，来肃清他的影响。那就是扬法贬儒、尊法评儒运动的源头。”见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41页。

[9]任继愈：《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载《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10]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1]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2]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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