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行：江南秘境--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丽水行：仙都的黄帝与朱熹写练溪河畔仙都人文景观，丽水行：古堰画乡写松阴溪畔的古代石堰和如画水景。练溪和松阴溪都是瓯江的支流，无论用作灌溉还是交通，两岸孕育出鱼米之乡或商业市镇，多少情理之中。

九山半水半分田，山与丘陵才是浙江南部的基本地貌。瓯江缠绕的丽水群山里，隐藏着上百个古村落，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

▃▅▆ 秘境之秘 ▆▅▃

我们自然没有走访每一座村落。带路党校友为我们挑选了5个村子，因为半路下起雨来，两天只走了4个。虽然都在山上，每座村落却各具特色。

杨家堂名气不小，号称“小布达拉宫”。村子位于半山腰，坐东朝西，群山张开双臂怀抱着村子，就连我这不懂风水的人都可以看出好来。几十栋宅子层层叠叠顺着山势排上去，每一栋墙壁都是黄土夯就，个别的粉了白色，屋顶铺着青瓦，点缀着马头墙，使两层楼更显得巍峨。站在村子对面山坡上专门修建的观景台望去，还真有点布达拉宫的感觉，特别是眯着眼朦朦胧胧之际。

村口挺立着两棵连理樟树，树龄几百岁。村子的“大路”通向小布达拉宫，也将村子拦腰截成两段，一半建在大樟树脚下。从这个视角看，屋顶瓦片交错纠缠，望过屋顶则是山坡上的竹林和一畦畦茶树。

酉田村地势更高。从酉田村边的观景台往下看，几百米深处另有一个小村落。两个村落都是在山坡上觅得一块稍微平缓的地方修建房屋，把周围较陡的山坡开发成梯田。现在主要种植茶叶，想必以前还要种植水稻和桑蚕，解决吃饭和穿衣。

酉田村的房子更少，开出的田地也许更少，只能养活这许多人。村里几处大宅子的墙体连成一排，貌似城市里郊区的联排别墅。大宅子的门都用石条搭成门框，青石门楣上雕刻着古雅的题字，有一家上题“西山霁雪”，应该是北方人带来的意境。

另一排房子与前排夹成一条甬道，尽头处是本村最高大最气派的院子。黄土墙，马头墙，二层楼。底层显然是南方典型的客房和主次卧，二楼不知道派何用场，只见一扇扇木窗。

杨家堂和酉田村隶属三都乡。全乡类似的村落38座，平均海拔518米。人口8000多，耕地不到6000亩，人均不到一亩地，山地却有70000亩，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地。

四都乡与三都乡相邻，村落的平均海拔更高，700多米。林地面积50000亩，耕地面积更小，只有1988亩，却要养活1000户，3500人，人均只有半亩地。我们走访了四都乡的两个村子，平田村和陈家铺。

平田村海拔610米，村口几棵古松迎客，树下一位老奶奶和一位老妈妈坐在红旗旁守护着村子。平田村的建筑风格与杨家堂和酉田村很不一样，没有高墙围起的院落，尤其没有江南民居的标志性马头墙。富裕与否，富裕程度，都暴露于外，一览无余：是不是有二层楼房，房子有几个开间。

另一个可能的标志是，门前耕地有多大，是不是有精心的打理。我们走过村子最高处的一栋房子，高大宽阔。门前一片地里种着茶，两位老人正在忙着采摘今年的新茶。

陈家铺最高，海拔800多米，建在陡峭的石崖上，称作“崖居式村落”。全村只有175户，不到500人，耕地251亩，山地4000亩。村里的房子一层层向上叠加，每一层踩着前一层的屋顶，落差200多米。

陈家铺最符合江南秘境的预期。海拔高，三面环山，坐北朝南，平视对面的群山，俯视山下的谷地。阴雨时迷迷濛濛，雨停了云雾在山间穿来穿去。

▃▅▆ 朱熹的乡村 ▆▅▃

酉田和平田，从村名上看不出氏族，表达的是少地的浙南农民对农田的期盼。陈家铺和杨家堂，听上去是陈家人和杨家人所建，就像我的老家东于庄是我们老于家的故里，可能和旁边的西于庄共有一个祖先。

实际上，这四个古村落都是人口多次变迁的结果，与最初的开山始祖早已没有任何瓜葛。最高的陈家铺，据说是一陈姓先人在此养鸭子（！！！）。元末明初，即14世纪末，鲍姓人从陈家买下田地和房屋，继续开荒种地建屋，也继承了村名，一直没有更改。村里介绍说建有祠堂，我们没有找到。

平田村以江姓为主。传说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江奎从邻近括苍迁居至此，在山腰上平出田地，聚落而居。这样算起来，平田村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平田村的祠堂比较完整，仍在使用中。祠堂前一座影壁，壁上画着一只神兽，好像是麒麟。祠堂门修得像是衙门，两位文官打扮的当门神。院内有天井，正堂三间两进，石础木柱，悬挂着“怀德堂”的匾额。侧面还有一座偏房，里面停着一具黑漆的棺材，应该是为家族老人备着的。

杨家堂现有村民也不姓杨，而是姓宋。在我们走过的四个村子里，宋氏最显赫。宋氏族谱全称“京兆宋氏宗谱”，祖上是唐代帝都长安直辖市人氏，为时任尚书右丞相宋璟。宋璟（663-737）原本河北邢台人，祖上服侍鲜卑北魏，官至礼部尚书。宋璟本人则服侍过武则天、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朝，特别辅佐玄宗创“开元盛世”，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唐代四大名相。

宋璟的二十五代孙宋濂（1310-81）是迁居浙东浦江的第一代移民。宋濂是大儒，曾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和“浙东四先生”之一。他没有接受元蒙皇帝的邀请为官，朱元璋很高兴，拜他为五经师傅，为太子讲解经书，主修《元史》，后因孙子牵连胡惟庸案被流放，途中病逝。

宋濂的祖上南宋时迁居浙江金华，他的后代于1655年迁居杨家堂。1644年，满清入关，宋氏这一支就是在顺治年间来到这里定居的。难怪杨家堂的风水、布局和建筑显得大气，有点“小布达拉宫”的味道。当然，这是我的过度解读，世家大族的名头会扭曲我们的观感。再看一张杨家堂的全景照片，是不是你也会平添高大上的印象？

再显赫的家世在这憋屈的小山坳里也难以施展。宋家祠堂竟连个平地正面开门的空间都没有，只好修个石阶从侧面入门。门旁修座舂米用的装置，与祠堂一起服务全村的居民。与平田村平民出身的祠堂不同，宋家祠堂里挂满了身着官服的祖先画像，另是一番气象。更难得的是，不大的祠堂居然还修有一座戏台，正对着正堂。

宋氏家族的变迁展现了天朝整体的演化。虽然近几十年诸如良渚和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发现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推向前台，我比较认同“多元一体”的说法，最明显的证据是人口。就文化而言，天朝文明的主体发源于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是不争的事实，直到魏晋南北朝，北方人口保持在90%。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南方人口也只有40%。唐宋时期，南方超过北方，到南宋时淮河以南人口已经占70%，江南占75%。此后无论天朝的疆界如何变化，人口如何增长，这个比例大致如此。

宋家从北魏到唐代世代高官贵族，说不定与隋朝的杨家和唐朝的李家一样，也流着鲜卑的血液。当年是他们将第一波旧贵族和人群驱赶到江南，到南宋时他们这样的世家大族竟也随着赵家皇帝举家迁徙江南，跟随的普通人家一定更多。文化可以由文字记录在案，但最终的载体一定是人，特别是能够供养读书人的衣冠之家。天朝的文化与文明就这样一步步南迁。

宋代又是个独特的时代。我在丽水行：仙都的黄帝与朱熹一文中提及朱熹重构儒教。整个宋代实则儒教复兴时期，尤其是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觉醒和阶级意识的形成。

我们都熟知北宋欧阳修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先忧后乐固然只是理想，世上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做到，以做官为天职的儒家知识分子更没有几个能够抵御权钱色的诱惑。但先忧后乐回答了“谁是士大夫？”或“士大夫应该是怎样一个人？”的根本问题，从而界定了天朝知识分子的身份，得到此后一代又一代儒生的集体认同。

《岳阳楼记》还有一句话脍炙人口，具体界定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权钱色一体化的天朝体制下，想学而优则仕的人太多了，用滥杀朝官的武则天的话：如扑灯之蛾，前赴后继。居庙堂之高的毕竟凤毛麟角，处江湖之远的是大多数，不知道如何替皇上忧心。

朱熹为处江湖之远的大多数儒士指明了道路。天朝是礼制国家，关于“礼”有三部儒家经典：《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据说是周公姬旦所订立，《仪礼》是孔子编纂，《礼记》是汉代出品。但孔子等古典儒家关注的是君子，即君王诸侯，而非普通百姓。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换句话说就是，刑法只施用在老百姓身上，而仪礼只适用士大夫以上的人群。“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说的是平民百姓与域外蛮夷一样，是不值得礼仪教化的低等人。

朱熹不但重新整理了《四书》《五经》供儒生学习考试之用，他对天朝社会影响最大的著作莫过于《家礼》。这部书分为通礼、冠、婚、丧、祭，详细讲解一个家庭为其成员从成年的冠礼、成家的婚礼、去世的丧礼到一年中重要的祭祀，覆盖人生中最重要事件所需要遵守的礼仪。祠堂是实行所有这些礼仪的场所，族长是掌管这些礼仪的最高祭司，家族每个成员有了恰当的位置，一切井然有序。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天朝仪礼，令每一个遵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男性成员“命悬一线”，上溯悠悠远古，下达千代万世。

从此，儒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世界主要宗教一样，具有了自己的普世仪礼。朱熹之前的礼教不完全，因为只涉及上层社会的国家祭祀。朱熹之后的天朝社会，因仪礼渗透到社会的最基层，礼下了庶人，天朝成为真正的礼教中国。彬彬有礼不再是统治阶级垄断，而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行为。我个人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学意义，朱熹在西方学界的地位甚至高出儒教教宗孔子。有个研究说，朱熹《家礼》的印刷量超过《论语》，日本、朝鲜、越南都有刊行。毕竟，百姓的人数远远多于士大夫和君王，对于家族仪礼的需求也更旺盛。

酉田村的祠堂外观高大，但大门锁着不让参观，只好拍照祠堂旁边的舂米装置。

▃▅▆ 原初共同体 ▆▅▃

每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community）这些年因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而大行其道，在天朝更是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形形色色各种共同体，眼花缭乱。

共同体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费尔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提出。他当时使用了一对词，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分别描述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英文通常翻译为community和society，汉语译为共同体和社会。

共同体指农业社会的乡村世界，每个村落共同体的成员都是熟人甚至都有血缘关系，大家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男耕女织，传宗接代。每个共同体独立自主，自己更生，与村子外面的世界没有许多联系，除非到集市上出售自产的物品，以便购买不能自产的物资，或者与外姓通婚。

而社会则随工业化而起，人们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为了一个挣钱的共同目标走进工厂，在工厂主的领导下结成利益的社团（society的原意）。城市越大，彼此相识的可能性越小，虽然大街上熙熙攘攘，每个人却形同陌路，即美国社会学家利斯曼所说的“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

滕尼斯属于保守派，留恋旧制度下共同体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马克思向往新时代，认为新社会是更高阶段的共同体的铺路石，即出自同一词源的communism。所以他蔑称旧的共同体无非是“装在一个麻袋里的土豆”，因为乡村共同体千篇一律，高度同质化且彼此没有关联。

另一位社会学始祖法国人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旧译涂尔干）则从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出发反驳滕尼斯的说法。杜尔凯姆也发明了一对词对应滕氏的共同体和社会：机械团结（Mechanic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传统社会将同样的土豆机械地装在一个麻袋里，麻袋便是国家或帝国，每个村子自给自足。现代社会由于广泛的社会分工，互通有无，互相依赖，大家有机地团结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正如当代支持全球化的人们所鼓吹的。

让共同体的概念重新走红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idict Anderson, 1936-2015)，以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对比滕尼斯的原初共同体（primordial community），说现代民族国家是在村落这种原初共同体的基础上延伸而来。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不大不小，必大于每一个村落原初共同体，又不能覆盖全人类。同时，民族国家又具备原初共同体那样生死与共的血脉兄弟之情，特别要求独立自主的主权，即主权国家。家与国，安德森以原初和想象两个共同体分别对应家与国，又以共同体打通了家与国之间的隔阂。

丽水的四个村落曾是典型的原初共同体。他们与周边许许多多的村落一样，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每个村落最关注的是自己共同体怎样生存和繁衍，关心的是时间纵轴上的延续，不大关心空间横轴上的其它共同体。我们中国人的“想象的共同体”在抗日战争中得到最大化张扬。一寸山河一寸血，无数民族忠烈为了原初共同体之外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去奋勇杀敌，为中国人的独立于自由去英勇牺牲。正如原初共同体的成员为了父老乡亲的土地和利益不惜械斗与流血，为无数陌生人去厮杀去牺牲是检验想象的共同体的凝聚力的底线标准。

如今我们正在见证原初共同体的解体。我们所到的任何一个村落，基本上都是老年人，颤颤巍巍地走在小路上，或坐在门口晒太阳，身体稍微好些的则在地里摘茶，许多老房子年久失修，没有生活蒸蒸日上的劲头，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做了农民工。

另一方面，每个村子又都像钱钟书说的“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像我们一样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不乏端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而最令人吃惊的是村村都有翻新如旧的房子，陈旧的外观掩饰着超级现代的咖啡馆、图书馆、沉浸式体验工坊、剧场，以及堪称豪华的民宿。

比如，酉田村的民宿，门前整齐且绿油油的茶田，把整个村子的外观都改变了。

再比如杨家堂，路遇一座小屋正在改建，透过落地大窗可以望见里面的现代餐桌。村里最好的房子已经改建成院落式民宿，路边的门脸用作咖啡馆和餐厅，院落内是几间现代配置的宽敞客房，让我们心动是不是应该在此过夜。

四都乡的改变令人瞠目。平田村口和村里主要岔路口立着一个个指路牌，让人觉得到了大城市的大商场。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是国际范的拍摄基地，一是中央美院和清华美术系团队所建的系列建筑，包括咖啡馆和体验馆。你会感觉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置在同一空间之内：一边是江氏宗祠几乎维系不住的摇摇欲坠的原初共同体，一边是你所熟悉的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会。

最夸张的是陈家铺，地势最高，也因此最贫困。在这个崖居式村落共同体，最突出的前端高台上建了一座“先锋书店”，俯瞰远处的群山和近处的山谷，成为网红打卡地。书店很高，设有阶梯式演讲厅，小型会议室，一排排书架，陈列着各类图书，甚至还有一本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以及多本我都未曾读过的相关著作，惊得我下巴和眼镜不知上下。虽然自诩“陈家铺平民书局”，书店显然不是为陈家铺村民所设，而是为先锋派游客度身订制。

最吃惊的这悬崖上的民宿。丽水四个原初共同体都有民宿，设施都属于低调奢华，价格随季节和游客多寡上下浮动。杨家堂的小院每晚大致在500-600，平田村咖啡馆的客房好像是700-800一晚，周末和临近的清明和五一假期早已订满。

我们去陈家铺时赶上下雨，大家觉得干脆住一晚算了。谁知一打听行情，不但全部住满，而且村口的民宿折扣价每晚1200元起步，惊得我们屁滚尿流地逃到山下丽水城，四星半商务酒店仅售500元一晚，还送早餐。

世道变了。朱熹发动了天朝第一次乡村建设运动，历经元明清三朝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根基。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阎锡山、黄郛（天朝旧踪：莫干山）发动第二次乡村重建运动，试图解决砸碎孔家店之后怎样建设新农村，培养新国民。第三次从土地革命开始到人民公社达到高潮最后以上山下乡结尾，目标是扫除土豪劣绅，摧毁费孝通笔下的“中国乡绅”（Chinese Gentry)，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建设新农村。

如今这是第四次。与前三次政治主导的原初共同体改造不同，这一次是全球化背景下市场主导与导向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大流动，数以亿计的人群离乡离土，留下老年人和一些儿童苦守原初共同体，投身城市社会讨生活。最近几年，单向的洪流里开始出现反向流动，从涓涓细流逐渐汇成势头。投资者、企业家、运营者，从五湖四海来到如丽水这样的古村落，营造出各式各样的体验模式，吸引越来越多如我们这样的游客到此消费体验。

这个趋势是否持续，原初共同体的废墟上是否会长出新型共同体，我们不得而知。但多少可以确定的是，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一代消费者，不会糊里糊涂地青春无悔，而会用手中的钞票改变原初共同体，建设新型共同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