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思读书会2021年第8期（总第62期）：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一、 主讲人导读环节

（一）著作简介

在这本书里，韦伯专注于探索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

韦伯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韦伯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全书内容梳理

第一章从宏观上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包括经济制度、城市制度、皇帝的品性几个方面。韦伯通过对中国货币制度历史的探究得出了两个结论：一个是贵重金属占有量带来的是传统主义的加强，而非瓦解。因而资本主义很难得到发展。二是人口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影响，也没有促进经济形势的发展。就城市制度而言，中国行会的社会地位并不能达到西方中世纪时期可以到达统治地位的高度，因此这种系统的城市政策并未能得到发展，因此中国的城市和行会就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韦伯指出，卡里斯马对皇帝和官员都很重要，但是这种卡里斯马的品制并非可以永久拥有，要想保证持续拥有，就必须持续的创造奇迹或是功绩。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经济。韦伯认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之后，由于财政紧张，导致了用币买官的出现，从此世袭的卡里斯马制遭到了破坏，行政管理开始转向官员行政管理。在集中化管理经历数次失败之后，中央开始将地方的管理权下放。但是却极大削弱了中央权利，使得中央政府颁布的诏令很难发挥实际效力。因此中央政权为了防止失去对地方官员的控制，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以巩固国家的统治。尽管中国尝试了各种经济政策方面的改革，但由于反对改革的物质利益基础十分强大，缺乏在这些利益之外的、能够推行改革措施的独立机构，因此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中国所进行的行政、经济政策改革以及失败的原因。以王安石变法为例，他改革的目的就是创造财富，建立一支完全听从皇家支配，具有优良作风的军队。因此为了保证改革的实施，政府要打造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官员，尤其是专业的法官；而且在财政方面，国家应当实行统一管理。然而改革遭到了儒教徒的反对，以失败告终。韦伯认为其失败是由于相应管理机构的缺失造成的。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宗族、村落自治以及它们的自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正负影响，以及世袭制法律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韦伯认为宗族关系是中国最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一种依存关系。村落作为宗族联合体，也有着高度的自治。韦伯认为宗族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在于宗族的庇护可以使个人免受资本主义和无产主义的压迫，因此很难出现具有个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型手工工场。此外，由于中国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也具有世袭性质，因此城市作为一个政治单元，不存在团体的自治，而且针对特权也缺乏为其提供保障和巩固的法律制度。因此无法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奠定法律基础。

第五章主要介绍了儒家教育影响下的知识分子、科举考试与官僚阶层。韦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了科举考试制度。他认为通过这种制度，君主可以防止形成一个孤立他的等级。否则，一旦形成这样的等级，那么藩臣和内阁将会占有所有的官职和俸禄。即君主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保持自己和地方官员的联系，保证自己手中的权利不致分散。同时他认为，儒家教育既有着纯粹的世俗性，又受到了古代典籍中固定规范的限制，具有排他性。通过阐述士大夫与专制和宦官的斗争，韦伯认为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是“建立宪法”。

第六章韦伯将儒家教育与西方思想进行对比，介绍并评价了儒家的实质性内容。他指出，儒家的教育原则是有教无类，教育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是韦伯也指出，儒家教育缺乏自然法、法律逻辑和自然科学思维。韦伯认为，儒教本质上是一部大型法典。它的目的是为受过教育的人提供政治和社会礼仪方面的规则，具有入世性。在儒家的经济观念里，社会动荡的根源就是对利益的贪婪。此外，儒家的教育观念不提倡专业化教育，在他们看来这只能让人误入歧途，很难取得好的效果。韦伯认为儒教与中国其他教派的区别，关键在于“知”这个概念。它指的是有关传统和经典规范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必须通过对典籍的学习才能获得。最后韦伯总结出儒教理性的本质就具有和平主义特征。

第七章主要介绍了道教的发展，以及儒家与道教的对立。道教与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处于对立冲突状态，但总的趋势是此消彼长，最终由于老子立场中的内在矛盾以及他的后继者的理论，导致他的神秘论伦理结论只能被用来巩固儒教的优势地位。这种内在矛盾是指老子思想的不彻底性——因为完全贯彻神秘论的前提是必须完全拒绝世俗活动，这就意味着在一些原则上不过问政治，然而任何事物又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在对异端教派进行镇压时，中国有三大原则：未经许可结社、欺骗公众、破坏孝道等。最后，韦伯对中国的宗教情况做出了判断：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至少在世俗人群中并没有形成至关重要的宗教团体。

 第八章里韦伯将儒教与基督教对比，试图探寻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因素。经过一系列观念的对比，韦伯认为，在宗教伦理和资产阶级市民的生活方式之间，需要一个过渡阶段。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通道，例如重商是理想（欲望），轻商是现实。基督教可以在违背欲望的情况下，创制出了这个过渡阶段。而儒家的观念则很难在同样的情况下创制出这个过渡阶段，因此资本主义也无法在中国得到发展。

最后，韦伯指出，中国尽管没有发展出西方古代、东方以及中世纪共同存在的政治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以经济为取向的资本主义就完全不存在。

（三）焦点回顾

最后再回顾一下韦伯所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在政治制度层面，世袭官僚制的存在导致行政无法精确，是一大阻碍因素；宗族本身对族人的庇护也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法律制度层面，既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则来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形成专门的阶层来保障发展。

在经济层面，士阶层聚财的手段并非经济资本方式；国家结构决定了市民阶层无法形成。

从儒教本身来说，他的目的是适应世界不是改造世界，而西方却有着不断探索与改造的欲望。

二、自由讨论环节

讲人导读环节结束之后，各与会人依次分享了关于本书的阅读体会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主要围绕“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和“儒家伦理是否阻碍了东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展开。

（一）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

关于本书中韦伯对古代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这一问题的解释，杨景晖的理解是，古代中国社会“卡在了中间”。如韦伯在第二章中分析的那样，在资本能够流通的情况下，竞争是理性化的有力促动因素。市场竞争迫使私人企业理性化，国家权力的竞争也迫使国家的经济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么国家力量相对较弱，社会主体力量雄厚，各方都处在自发形成的竞争之中；要么国家力量十分强大，足以设计并实行一套有利于竞争的秩序。作者将王安石变法评价为“国家社会主义”。面对他国军事力量的虎视，王安石旨在施行一套国家统揽的政策，只是由于货币经济的不成熟和信息传递成本过高，最终无法跨越客观的局限性。我们今天的农业合作、国家粮食收购、网格化管理等制度，和当时的王安石变法相比，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总之，古代中国既没有发展出实力雄厚的社会力量，也没有发展出能力强大的国家，因而无法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天货币经济发展成熟和信息流通成本极度压缩的情况下，儒教国家的强政府传统具备了自上而下培育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田田认为本书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关系。本书的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行政体制、赋税制度等内容，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代社会中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在提及城市时，韦伯认为“中国的城市缺乏政治上的特殊性，缺乏有武装市民组成的政治性誓约团体”，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宗族纽带从未断绝”，且东西方城市的崛起原因不同，“西方城市基本从海外贸易崛起，而中国数百年来放弃了自己的海军，缺乏主动贸易的基础”，中国城市的兴起主要是靠“皇室统辖”，皇室统辖势力的微弱则进一步造成了城乡居民实际上自我管辖的局面，由此诞生了行会（此处的行会不同于西方的行会，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行会），但是由于中国的城市与行会“缺乏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和以此为前提的法律基础”，所以中国没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

杨哲提到在上一本书（《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问题，作者主要是从外在因素着手进行分析。本书中，“氏族”这种“营利共同体”未能走上理性的经营共同体之路，反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外在因素来看，官吏是积累财富和争取社会地位的最佳手段，即使家族通过经营工商业致富，对下一代的期望仍然是做官。然而，西方社会经由专门的业务教育来实现人才的管理和培养，理性官僚的统治结构因而建立，这种职业官僚制（区别于文人治理）的成型促使西方转向了具备理性化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内在因素则是“家族伦理”支配了中国的人际关系，家族伦理是信奉血缘的，在书中韦伯提到“在那，所有的共同体行为都未纯粹私人的、尤其是亲属的关系所淹没与制约”。而在西方，这种结合体的关系是源自于基督教因信仰一个超世俗的上帝而发展出来的、打断氏族纽带的信仰共同体，“一切个人的、血缘性的关系皆消融为’纯粹的事业关系”，从而发展出“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企业。

黄依铭认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出仕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只要进入士阶层就能享有等级制度赋予这个阶层的特权，同时获得威严和声望。为了能拿到出仕资格必须要学习儒家经典，这就奠定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西方社会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以及西方所具有的分散化的地理条件，西方并未形成中国这种独特的官僚制结构。中国整个文化传统的特有格调是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二）儒家伦理是否阻碍了东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杨景晖提到，伴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韦伯热”在国内和东亚文化圈中兴起——受儒教影响的国家也能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吗？随着客观情形的变化，原先的阻碍因素也会转变为促进因素。

杨哲认为儒家伦理未必就缺乏自我现代转型的内在能力。正如康乐在序言中所说的：“尽管韦伯认为中国社会家族伦理的强固存在，是妨碍资本主义萌芽的重大因素之一，但他并没有说这样一种组织及其伦理就不能接受资本主义”，因此这本书为我们提供的是朦胧却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图像，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索澄清及验证。

田田对韦伯的“如果中国不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西方存在差异，那么中国也可能出现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观点持有怀疑态度。因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中国不一定要走西方那样的现代化道路，“中西之别不在文化程度的差异而在于文化个性的不同。中国之所以发展不出民主、科学和资本主义，不是因为中国进步慢，而是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黄依铭对韦伯的“儒家伦理阻碍东方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观点并不赞同。儒家伦理只是一个工具，是统治者用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儒家伦理作为上层建筑，反映了一定的政治性，是使用者使用方式的不同缔造了儒家伦理的特性。例如韦伯在书中提及的，儒家伦理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士阶层，对于形成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东方资本主义”有失偏颇，因为阻碍资本主义的并不是儒家伦理本身，而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环境，儒家只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