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读书笔记005：《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

要了解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表达自我身份的历史叙事，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看它的国民教育是如何讲述历史的；另一个是看它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就是其历史观的表达。

清朝入关，曾经的“蛮夷”占据了中原，这让周边的儒教国家陷入一种观念困境。它们直觉上会认为，“蛮夷”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承认是文明的中心，大清也就不应被称为“中国”，否则，它们就堕落为比“蛮夷”还不如了。但大清毕竟占据着中原，按照那心照不宣的共识，这已经被视作“中国”的代名词，不承认也说不过去。

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中，这几个外围儒教国家发展出一种策略。虽然中原的特殊地位是心照不宣的，但儒教经典中毕竟未曾明言，那干脆就不再认这个没有明言的心照不宣，只从抽象的文明角度来理解何谓“中国”。既然中原已经被“蛮夷”统治，那么占据中原的政权也不再自动拥有"中国”的身份，谁能保持文明，谁才是“中国”。日本由此发展出“华夷变态论主张统治中原的王朝已经变为“夷狄”，今后的日本才是“中国”。

越南与中国接壤，从河内到广州，走陆路和海路都只需要不到两天时间，甚至比从胡志明市到河内还快。因此，越南缺什么去中国买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越南规模太小，“广州”规模太大，后者的外部性效应对越南有着极深的影响。即便越南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一旦“广州”有了什么新动作，或发生什么变化，越南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就变了，它的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

越南三星占了三星集团总产值的30%左右，但越南三星的产值近几年都占越南GDP的25%以上，其出口额也占了越南出口额的近25%。越南三星的经营近乎一种“半体外循环”的状态，经营结构是“两头在外”的一一零部件、半成品的供应主要来自海外，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海外。

越南进口的主要是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零部件、半成品等），出口中则有较大比例是终端产品。

基于越南超高的外贸依存度、极低的顺差率，以及上述这种贸易结构，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越南做得更多的是对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简单加工然后再岀口，这一过程中能够实现的增加值比较有限。

可以把越南的大规模进岀口理解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转口贸易」。东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流程中的最后环节放在越南完成，并不是以在当地形成足够大的增值为目的的，而是为了两点：第一，利用越南较为便宜的劳动力，完成劳动力占比较高的生产环节；第二，借用越南优越的外贸环境，完成其出口目的。

供应链的这种运转效率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哪怕是生产一个低技术产品，除非这个产品对供应链的需求很低，并且人工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很高，否则其他国家不大容易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有能力把产品的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种成本控制能力依托的是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系统，而不是哪个廉价的生产要素。

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并不仅仅依托世界市场的拉动，还依托中国内部庞大消费市场的拉动。

转移到越南的制造业企业，如果是对供应链有较高需求的，那么从中国供应链进行采购，尤其是从中国采购生产流程上游的各种标准件，还是会比从越南采购更高效。这样一来，向越南转移的制造业能力，就不是从中国转走了，而更多的是与中国的供应链形成一种嵌合性关系。

企业不是把完整的生产线搬过去，而是把生产流程中特定的工序转移到越南。

基于前面的数据分析可知，转移到越南的特定工序往往是最后的组装工序。因为这道工序只需要把零部件装配在一起，而不需要再对零部件做复杂的处理，对于供应链的需求相对较低，人工成本占比相对较高，越南在这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但越南在前段环节（对零部件做相对复杂处理）的能力还不大跟得上，相应的制造业便很难转移到越南。

越南会被美国的政策进一步刺激为出口导向型国家，而不是像通常的保护贸易那样成为一个追求进口替代的国家。

在技术条件不岀现实质性跃迁的情况下，越南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原因在于越南面对着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一种结构性困境。

一个国家要发展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发展出重化工业，否则就发展不出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需的原材料生产能力和机器生产能力，国家在底层工业基础上就必须依托其他国家。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中基础设施性的产业，日本、韩国都是先发展出重化工业，才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工业体系的。

重化工业是19世纪后期德国、美国率先发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巨大，回收周期较长），效益早就落到了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对资本本就匮乏的后发国家来说，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市场环境中的比较优势。另外，就重化工业的资本规模而言，它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较低，而后发国家通常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这就更不符合它们发展重化工业的市场逻辑了。

如果它的国家安全环境不是很好，就有可能选择不顾市场规律，由国家主导来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推动方式通常会造成国民福利受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扭曲、败坏这个国家的社会。因此，需要一些制度安排消化这些问题，否则会把国家卷入糟糕的状况之中，最终要么崩溃，要么被迫经历痛苦的涅槃才能重生。

在三井刚被拆散，其他几个财阀还只被拆散了一部分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重新定位了日本在远东的作用，决定把它发展成冷战的重要堡垒。这样一来，日本就需要保有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完整工业体系。于是，剩余的财阀保住了，只是在日本新宪法的架构下，经受了民主化改革。这是二战后日本能够迅速发展起来，重建重化工业，形成完整工业体系的前提。

在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下，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经济秩序主要由市场经济的逻辑驱动，不会刻意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顺应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起相应的产业。如果它们有重化工业，那也是因为自身有相关的比较优势。

各种产业部门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在国家的政治关注范围内的，各国通常都会将这种产业交予市场；另一类是在国家政治关注范围内的，国家会以非市场化的政策扶持这种产业。

扶持政策在根本上并不能改变市场的逻辑，只会改变该国内部小环境的均衡。而小环境运转得如何，还是要受制于世界市场这个大环境。

不同国家的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是不一样的，进而会形成两种经济发展路径——「市场导向」和「政策扶持导向」的发展路径。

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在哪里，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时代因素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某个时代背景中推动不同梯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在初起之际都能获得超额利润，随着技术不断扩散，这个产业的利润率会下降到平均水平。但是，这个产业会构成下一次工业革命核心产业的基础设施或者前提。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重化工业产业要想发展起来，需要国家意志推动，并且，这个产业的效率对市场规模比较敏感。因此，这些产业大致是终局于中国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电子技术产业又对重化工业有高度依赖性，这使得中国在电子技术产业上同样具有巨大优势。但这并不排除其中有些环节，尤其是对供应链依赖度相对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会向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完整的产业结构的，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与其他国家形成协作关系，借助其他国家的产业秩序作支撑，发展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很可能就是这种关系——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溢出，而不是转走。

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信息技术产业，还在发展中，其核心动力是创新。这一轮创新是由两条腿来支撑的：一条腿是技术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自由的经济生态环境和法律生态环境，美国在这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另一条腿是商业模式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

信息技术的应用彻底摆脱了空间的限制，完全穿透国界，进而对传统的国际法权秩序提出了深刻挑战。

尝试用政治或法律手段去逆转技术的演化逻辑是无法成功的，反倒会让转型过程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

电子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则主要是靠市场的力量，依托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它的高速迭代反向拉动了电子技术产业的重构，电子技术产业也会高速迭代，这就要求这两个产业领域的企业都必须有足够高的经营效率和灵活性。而这一点，唯有在市场竞争中拼杀岀来的民营企业才能做到。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业产业，对于国家意志和市场规模有着敏感性，中国大致能占据枢纽地位。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则会有一些产业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东南亚加在一起占据枢纽地位。但中国在其中有较强主导性，这根植于中国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以及中国在重化工业产业上的优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由美国主导，但中国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超大市场规模能带来商业模式创新上的优势。但中国的优势都是处在从属性地位的:信息技术的最核心技术——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还是掌握在美国公司手里；信息技术会推动国际法权秩序发生一系列变迁，进而倒逼很多国内法权秩序、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一系列变迁，而美国在法权规则制定方面有很强的优势。

• 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硬件制造环节具备优势。

两种类型的「双循环」：

• 一种双循环结构与政策无关，纯粹是由中国基于市场过程而形成的一系列比较优势带来的，姑且称之为「双循环A」；

• 另一种双循环结构是由于政策干预（人为改变特定的要素价格，令中国形成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带来的，姑且称之为「双循环B」，双循环B中蕴含着中国的国民福利损失。

各种内外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会对双循环A有所扰动，导致它出现某些变形，但随着技术、公司和制造业逻辑等的演化，民间社会的经济秩序演化路径和主权国家的经济一贸易政策所构想的路径，会越来越走上两条分岔的路向。

一旦政策干预撤销了，双循环B是有可能坍缩掉的，所以贸易摩擦有可能改变它。

在新的角度上观察中国的各种经济政策。从全球角度看来，中国是少有的同时拥有全部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国家。但是不同梯次的产业具有不同的经济逻辑，因此，对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理解，必须分层次、分位阶地展开。进而，中国经济所需要的政策逻辑也是要分层次、分位阶制定的，不能笼统划一。

中国很微妙地处在一种政策惯性的风险中。中国较为成功地依凭国家意志推动了重化工业的发展，这种成功经验会形成一种政策惯性，让国家本能性地想象，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也都可以仿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政策而获得成功。但这无疑陷入了一个盲区，忽视了不同产业秩序有不同的政策需求。

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它对主权国家有着强大的穿透力。要想有效回应这种技术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挑战，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去国家化的分布式组织技术。重化工业时代的政策逻辑，是根本无法匹配信息技术时代的需求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只需要匹配信息技术产业的政策就足够了，这种理解是陷入了另一个盲区。中国需要的很可能是一种更多层次、更加复合性的政策。但这种政策的形成，要基于对不同梯次产业逻辑的恰切理解。

针对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的政策，更多应该是守成性的。原因在于，这些产业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基础设施，中国在这些产业领域已经是当仁不让的世界工厂；它们目前多半已落入平均利润率的阶段，虽然能够带来正常的经济回报、提供很多就业岗位，但我们不能期待它们带来太多额外的东西。因此，守成性的政策更加合适，政府在这些领域应当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如果政府在这些领域有着过度进取的政策，大概率会造成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导致国民福利的损失。

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政策则应该是更富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很可能表现为，政府退居幕后，民间力量更多地站到台前。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的分布式组织技术具体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没人能够说清楚。但我们知道的是，政府更擅长集中式的组织技术，而分布式组织技术的演化天然适合以民间力量为主。并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对跨国的民间力量抱有更多期待，因为信息技术对国界具有穿透性，新的秩序及新的法权原则的演化生成当中，需要一种有跨国视野的民间力量参与。

由于技术和生产逻辑的演化，中间品贸易的比例在未来很可能还会继续上升。从这些数据也能看出，由商人撑起来的经济空间与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重叠的部分日益减少。

简单地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会越发与实际情况错位；既有的以国家为参与主体、商人声音很微弱的国际经济治理秩序与其治理对象之间，也越发不匹配了。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枢纽投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