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唐朝以后佛教历史也和王朝一起由盛及衰--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在西方，宗教强盛的一千年里，世俗思想被禁锢，社会愚昧落后，而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民主思想冲破了宗教的牢笼，社会获得空前解放和进步。但在东方，自宋代以来，佛教开始衰落，这是和我国封建王朝由盛及衰是一致的。

自宋元时起，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是在政治上利用、在经济上限制。这一时期，帝王重视儒学，因而佛道两家的思想大量的渗入到儒家学说中。宋明理学在很多方面直接秉承佛教思想。这种吸收和渗入是以放弃佛教与封建伦理相矛盾为前提的，元初或在成吉思汗时以儒学以佛治世，清雍正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是佛教与儒教合流的反应。与此同时，国家对佛教的经济进行严格限制，不准随意私建寺院，并且不准私度僧尼，实行度牒考试制度。这一切都是和统治者维护其王权分不开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佛教的一支——藏传佛教在元朝受到帝王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地区名僧为帝师，皇帝要先受戒然后才可登位。在明末两代，佛教除被统治者利用维护王权之外，它还在农民起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之，在这一时期，佛教的政治作用与以往的差别并不太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

宋代的环境是内外兼忧的。在外有异族的入侵，在内农民的反抗日益严重。佛教在宋代就是处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宋初太祖赵匡胤对佛道二者都极力提倡。建隆元年(960年)太祖即位不久就下诏诸地：周世宗时未毁的寺院立即着手修复。在这种保护政策下，这一年便剃度僧尼八千余人。宋初提倡佛教除了为安定局面之外，帝王还用佛教加强对外联系。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召见沧州僧道，重问其西行故事。到了景祐二年，仅由五天竺来京贡寿梵经的僧人就有八十人。在宋初，佛教文化得益于这些保护措施从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宋太祖曾派内官张从信在益州主持雕刻大藏经。这次刻经，前后费时十二年，由于这部经刻于开宝年间，故称之为开宝藏，这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也是第一部在当时来说最全的佛教丛书。

太祖之后，太宗皇帝继续支持佛教发展。他支持译经事业，设译经院。恢复了自唐元和年间中断了一百七十余年的佛经翻译活动。在这个时候，京城常有外来僧人贡奉佛经。宋代僧尼之数在太宗时有了极大了的发展，有时一年之内就可普渡十七万人。在宋真宗统治时，全国有僧近四十万，尼有六万人，寺院四万所成为宋史上佛教最发达的阶段。此后，佛教的发展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表明宋的佛教政策是让佛教适度发展，不许其过分膨胀。即使在开宝年间，也有明文禁止水陆斋会、灌顶道场的条文。到了崇奉道教的宋徽宋统治时，他竟强令僧尼寺院改为道观。但由于不久北宋就被金占领，这才没有对佛教的发展形成更大的打击。

南渡之后，对佛教的发展，帝王主要采取了限制的态度。高宗对度僧数量控制较严格。规定不准在朝廷准可的数额外度僧。在南宋时期，佛教的发展基本上是平稳的。在整个宋代佛教已由三教调和转而依附于儒学，这正是适应帝王统治的需要。尤其是宋明理学大量吸收佛家思想而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治国之本，这恰恰是说明宋代佛教与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元代的佛教政策是以崇佛为主的，在元代帝王对佛教都极为重视的情况下，有许多名僧佛学学者参与了元代的各项政治活动。在元朝，统治者是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的，但对汉地佛教、儒教、道教也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元统治者以藏传佛教为国教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在成吉思汗时期，统治者就力图以喇嘛教与西藏上层发生联系，从而与西藏发生沟通加强和中央政权的关系。忽必烈令八思巴为帝师，后加号为“西天佛子”统管全国佛教事务，当时在元朝行政机构中设有总制院管辖全国佛教和西藏地方行政。由于忽必烈崇佛，佛教势力于元迅速膨胀，时人有“国家财富，半入西蕃”之说，喇嘛教的僧从在元代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在京都作佛事，动辄耗资巨万，喇嘛教的僧众也多陷于追求名利之中。

相对而言，一些文人、佛学学者参与政洽的效果要好得多。元太祖时有位信佛的大臣耶律楚材，其师为禅宗曹洞宗的高僧万松长老，由于耶律楚材信佛，因而他向成吉思汗提出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建议。当时还有位曾作为僧人的刘秉忠，忽必烈即位后，他起草的朝仪、官制成为元一代的制度。

在宋元两代，民间都有借弥勒降生的传说举行起义。宋代的王则利用弥勒教在贝、冀等州起义，元末起义军领袖韩山童曾言：“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揭竿而起，当时的红巾军因信奉弥勒、焚香以聚事，又称香军。在佛家弥勒降生这一思想下，农民聚集起来，进行大规模的起义活动，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佛教有着不同于被统治者利用的另外的作用。利用佛教起义，以佛教思想作为起义的指导思想这一现象，在明清两代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明律中就有凡妄传弥勒降生为首者将处以极刑。清朝的法律也遵循了这一规定。这种现象构成了佛教与政治发生联系的另一面。

明朝一代，皇杖统治大大加强了。除了所熟知的东西二厂一些特务机关外，明帝王也大大加强了对思想工具的利用。

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濠州皇觉寺出家，后投入白莲教郭子兴部下，即位后，他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同样是利用加限制。他一登基，就于南京蒋山召集僧人为各大寺院选派住持，举办法会，为国祈福。他还专门下过一道圣旨说僧人可以不论在山林、城郭、乡落村中，任他讲经说教，但与此同时他不仅规定讲什么经，怎么讲，还亲自对僧人和佛事等宗教活动作出官方规定。他之所以如此关心佛教是有着特定的目的。朱元璋曾说：“所以治世人主，角减刑法而天下冶，斯非君减刑法，而由佛化普被之然也。”又说：“景张佛教，世人因是而信效，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朱元璋是深谙佛教辅助王道的作用，因而他对佛教充满了关心。

另一方面，朱元璋还对寺院僧众进行强化管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发布“申明佛教榜册”帮助佛教整顿以达其“佛之教阴翊王度”之目的。二十七年又颁发新榜册严申：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结官府，悦俗为明者，治以重罪。这一条既净化了僧侣，又使僧侣专心于佛事不能在社会上发生影响。这显然是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而形成了新的佛教政策。

在明代帝王中，与僧人结交并借僧人之力实行统治的帝王是明成祖。靖难之变的谋划人之一就是当时的怪僧道衍。成祖对喇嘛教也非常重视，邀请宗喀巴的弟子释迦智入京。后释迦智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在布达拉宫，至今还留下了不少明成祖朱棣崇奉佛教的实物。

简而言之，明一代佛教服务于统治者的作用仍然极为帝王所看重。但这些仍是以儒家为治天下之本为前提的。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明太祖对佛寺院的整顿使得佛教发展比较具有封闭的特点。这一方面促成了民间宗教社团的发展，一方面又维护了僧侣队伍的素质。从总体上看，明代佛教的发展是平稳的，但也有所衰弱。到了清代佛教就更加衰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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