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思读书会2021年第6期（总第60期）：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第一卷主要介绍儒家思想的非职业化特征，以及西方冲击下儒家思想的变化。开篇作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7、18世纪，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思想家被大多数中国思想家公开地抛弃了。那些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它表明即使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这个看上去平稳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将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吗?"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中国近代唯物主义思想有与近代科学相吻合之处，但它们本身既不科学，也非必然导致科学的产生，并不意味着科学理性精神的形成，同时作者强调中国从来不乏科学，却始终不曾像西方形成一种“不断积累的科学传统”，他认为就中国的文化而言，对于科学要讨论的不是“能不能”而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作者认为儒家有一种非职业化倾向，并且独辟蹊以中国古代的文人画为例进行佐证。他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官吏从来都不是某种专家，官员的知识结构不具有职业性、技术性及有用性的特点;知识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更具有使官员获得尊荣的内在功能“学者的那种与为官的职责毫不相干、但却能帮他取得官位的纯文学修养，被认为是官员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它所要求的不是官员的行政效率，而是这种效率的文化点缀”。而现代社会强调的则是职业化、分工、商业等内容，这也是儒家思想与近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地方。

对于西方冲击下中国社会思想的变化列文森用“词汇”和“语言”的关系对此做了形象的描述“只要-一个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那么，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但是，当由外国势力的侵入而引起的社会瓦解开始后，外国思想便取代本国思想，中国的语言开始发生改变。列文森重点剖论了体用论、今文经学派、民族主义、反传统主义等思想学说及社会、学术思潮。首先，列文森对于“中体西用论”做了较全面的剖析，他指出，这是“应中国社会环境的要求而产生的第一一个中西调和理论”。在张之洞及所有“自强派”看来，需要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的应该是那些只具有实用价值的领域，而“在最基本的文化价值领域,中国不止和西方相等，而且远超出于西方之上”，西方科学技术、工业、商业、军事等知识只是被用以保护作为核心的中国文明的工具。列文森认为，中体西用模式没能达到预期是必然的，由模式本身来解释，西学越是作为生活和权利的实际工具被现实接受，儒学便越是失去其“体”的地位"在这个被综合过的文化中，中学是体，但在现实社会中，它又是作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即'用'来使用的。而被当作用来引进综合的西学，并没有像这个整齐的模式所要求的那样充当中学的补充物，相反取代了它"，体用模式不仅体现了外来因素造成的儒教衰落，也是儒教本身衰落的象征:“这个未能容纳工业主义的儒家模式，也没有表达出真正的儒学精神"。

其次，关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列文森认为，以康有为为首的今文经学派的改革者正是要完成“体用”派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试图在避免体用模式谬误的前提下，给历史注入新价值，实现“光荣地西化”。他们努力在中学中把“体”与“用”统一起来: “他们要恢复'体用不分的传统，从而使近代西方的价值不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补充物，而是作为它的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列文森把康有为的意图概括为:要保存西方的价值，但是要在儒学中发现它。

第三，列文森阐论了民族主义在传统自我否认中的作用，他指出，使“国家"成为“天下”，使一个政治单位成为带有价值的一种文明， 这是儒教的一贯传统，儒学凸显的是文化、文明的价值;而民族主义者则努力使“天下”成为“国家”，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它没有任何必须遵循的固定准则。但作为一种特定的文明，它就必须坚持某种价值观念”。列文森注意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学说具有“明显的、日益增长的内在紧张”，它虽然否定文化至上论，但并不否定传统，而其目的又在于批判传统。中国的思想家因此面对着两项无法调和的要求“他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于是，“择东西之精华而取之”的纯价值模式就成为“满足这两项要求的最合适的方法"。列文森强调，这种模式“对普遍接受的价值之信仰的假定，掩盖了对其特殊的历史的价值之源的关切”。

第四，列文森对反传统主义给予了高度重视，反传统主义希望维持中西文化的平等地位，但与“择东西精华而取之"的民族主义者路向不同，“他们的平等是两种文化之糟粕的平等，而不是两种文化之精华的平等”，在以反儒教批判传统中国的同时，“他们同样以其反基督教来指责西方”。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拒绝基督教达到了心理情感的补偿，因为“作为现代文明，而不是作为西方文明的科学和工业化，似乎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因为它既超越了儒教中国，同时也超越了基督教欧洲”。

最后，列文森对于儒教与孔子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作了总结。他认为，在现代中国，“人民的传统是能被重新解释的中国的过去，而以前一-直作为中国过去的儒家传统或地主传统则被完全地否定掉了。他指出，共产主义的理论实际要求认可中国传统，并重建与传统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者对古代经典的态度既不像有些人那样，必定将它们斥之为封建思想，也不像儒家那样将其赞颂为万古不变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古代经典是后来人深入研究精神世界的主题，但却不能像它们曾经所做的那样去统治精神世界本身”。所以，宣传反“士大夫"传统的“人民”传统与肯定孔子的地位并不矛盾。

第二卷作者从张力的角度来分析儒教与君主制的关系和他们延伸出来的贵族君主官僚之间的权利之争，张力是两种实体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即矛盾又相互依存在同的系统之内，在中国二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儒教与君主制之间的这种既相互吸引又彼此排斥的张力构成了社会前进的动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近代西方的冲，这种既相互吸引又相排斥的张力逐渐的丧失，只至消失。这种制约关系体现在儒教的核心力量是道德，倡导以德治国，君主的特权就是武力，道德与武力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以武力打天下，必应用道德感化天下，不然注定是短命王朝，反之，只宣扬德治而不主张武力，也只能成为“素王”。儒教的具体化是官僚，构成君主集团的有君主与贵族，官僚在地方贵族与中央权利之间保持平衡，使二者相互吸引，并按自己的标准抵制双方的过分要求，这也成了官僚制度的本质。他们的角色“作为君主牵制贵族之工具的官僚”“作为君主牵制官僚之工具的贵族”他们两个利与被利用， 牵制与被牵制的关系共同作用于中国古代。

   整本书读下来，感受到列文森思想的凝练和语言的生动，儒家文化的特征、社会转型、中国古代皇权与儒家的关系等大的概念被抽象为通俗易懂的“非职业化”、“语言”和“词汇”、“张力”“博物馆”等内容，论证深入浅出。如果说从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中国是在西方冲击下被迫转型，无从选择，那当前中国的发展同样也进入一个转型期，与19世纪的中国相比，我们在各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所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把握好方向，掌握主动权，走出中国特色道路。至于列文森提出的博物馆理论，我认为过于绝对和片面，儒家思想有强大的历史惯性，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当前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赋予儒家思想新的活力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豪，让儒家思想真正服务于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