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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题记：本文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30日。录入张耀杰著《民国底色：政学两界人和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
谈中国现代历史，人们常常从《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入手。但是，《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最大盲区，就在于最能够体现现代化的法律程序与制度文明的法学家黯然缺席。
据托克维尔介绍，“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就中国来说，在法学家黯然缺席的情况下，五四运动中最具备法政精神的，反而是以弘扬中国传统的佛教及儒教文化为己任的北大讲师梁漱溟。
1919年5月18日，梁漱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其中写道：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梁漱溟的上述意见并没有得到自以为爱国有理的青年学生的真诚响应，反而得到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匿名警告。更加可悲的是，就连梁漱溟自己也没有能够在现代法政文明的道路上再接再厉、循序渐进，反而背道而驰地走上了传统孔门儒教政教合一、以德治人的回头路。
1934年3月，国民党CC系发起中国文化建设运动，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由陈立夫任理事长。同年10月出版《文化建设》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陈立夫《中国文化建设论》，提出要通过发扬固有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来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共10名教授，在国民党高层授意下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公开表示说：在文化的领域中，已经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有的只是古人的骷髅或者洋人的天堂，两者都不能拯救中国。“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萨孟武、何炳松等人在公开发表宣言的同时，还给党国元老蔡元培写信寻求支持。曾经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破格聘请梁漱溟担任讲师的蔡元培，在写给前北大教授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旗帜鲜明地把梁漱溟推出来充当了反面教材：
“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
这里所说的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的“悬谈”，指的是他当年在北大极力维护传统儒教文化的相关言论。这些言论被录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5年的梁漱溟，正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支持下主持经营邹平等地政教合一、以德治人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用他自己的话说：“乡学、村学为政教合一组织，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来的民间武装，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一部分投降日本侵略军充当了汉奸。当地群众对此恨之刺骨，有不少乡建干部被当地群众仇杀。这一残酷事实再一次证明中国传统孔门儒教政教合一、以德治人的彻底破产。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梁漱溟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
在写于晚年的《“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中，梁漱溟以对话的方式，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任教的历史现场，说是蔡元培之所以“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是因为“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而在事实上，即使蔡元培在聘请自学成才的梁漱溟进入北大时确实没有个人成见；到了晚年，他对于梁漱溟那一套似是而非的文化“悬谈”，却是旗帜鲜明地持否定态度的。晚年梁漱溟不仅不肯承认这一点，反而通过对于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神圣缅怀与神圣美化，彻底迷失在对于自己心目中“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蔡元培的神圣崇拜之中。
梁漱溟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的路径迷失充分证明，在已经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没有对于欧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全方位的认真学习和虚心借鉴，是不足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
摘录：美国先民为什么放弃公有制
赵诚
1620年11月11日，经过在海上六十六天的漂泊之后，一艘名为五月花的英国3桅大帆船向美洲陆地靠近。船上有102乘客。他们的目的地本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由于海上风浪险恶，他们错过了目标，于是就在现在的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
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基础，他们中的41名成年男性移民，在下船前签署了公约，召开会议，选举了首任总督约翰·卡弗。这份公约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社会的创立之基，它体现了民主、法治、责任、公民自治和互助原则。但是，五月花号上的美国先民在美洲大陆上创业时，经历了一次公有制农场的失败尝试，却鲜有人提及。
卡弗1621年4月不幸去世，他们又开会选举了第二任总督威廉·布拉福德，时年31岁的威廉·布拉福德，是《“五月花号”公约》的起草人。以后的总督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一年一选，威廉·布拉福德在随后的36年中当选过30任新普利茅斯总督，留下了一部北美最早的编年史《普利茅斯开拓史》。
“五月花号”上的102名乘客大部分是清教徒，也有一些非清教徒。英国颁发给他们在北美洲弗吉尼亚经营一片殖民地的特许状，可以在殖民地设立总督，享有司法裁判权，并默许以宗教自由。特许状是在荷兰流亡的英国清教徒花钱购买的。清教徒们变卖家产，把钱交到教会统一管理的公库里，但这些钱不足以支持这次航行的费用，所以有风险投资商为移民提供了资金。清教徒移民代表和风险投资商签了协定：7年之内，新移民不能离开团体自己发展，所有通过贸易、运输、加工、捕鱼获得的劳动收入要纳入公共储蓄，直到最终分配之日。
当时北美洲尚未开发，先于五月花号的英国殖民者不乏财大气粗之人，但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没有成功定居先例，移民不是逃回英国，就是病死饿死，或死于与印地安人的冲突中。
五月花号移民上岸后，面对印地安人的袭击，野兽的袭扰，食品不足，天气寒冷，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离开集体，离开就意味着死亡。在巨大的压力下，大家只能抱团取暖，以求生存。当时大家实行了一种类似军事共 G产主义的组织方式，集体盖房，分工保卫。第二年春天，仍有半数人病死。
他们在总督带领下，集体耕种，外出捕鱼，并与最近的印地安人部落订立了友好协议。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食品都从集体库存中拿出来平均分配。因为带的食品不够，为了等待收获季节，他们不得不压低定量。夏天，他们捕获鳕鱼、鲈鱼、野禽、鹿来食用，坚持到秋天，收获了粮食，欢度了第一个感恩节。当年11月，风险投资商又送来35个新移民，带走了一船海狸皮、木材等货物。为了应付不友好的其他印地安人部落的袭击，农场成员分成4个中队，承担军事和生产任务，集体农场终年劳动，圣诞节也不休息。
因为接待风险投资商送来的新移民，第一年收获的粮食显然不能满足需要。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4磅面包，到5月底，粮食吃光了，只能靠捕鱼、打猎坚持到收获。新移民种植印地安玉米还不太习惯，产量不高，他们还得承担农场的其他工作。秋收前，出现了偷盗庄稼的情况。“因为缺乏食物使他们身体虚弱，无力耕作本应栽种的粮食作物。再有就是很多粮食还没做成就被偷了，到后来愈演愈烈，不少人偷了一点点玉米之后被抓住鞭打，但是饥饿使人无法受良心的约束，还是有其他人又来偷。”
鉴于一直处在粮食匮乏状态，普利茅斯农场居民们在进入第三个耕作年时，多次开会讨论对策。主要成员都认为公社式的集体劳动不能继续下去了。最强壮的劳动力也不愿为别人的妻子儿女劳动而分文不取。多劳不能多得，对于强壮的劳动力是一个打击，这不公平。
总督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分田到户，各家自己干，土地产权还归集体。农场和成员签订协议：
16岁以上男性居民每人每年上缴集体1蒲耳式（约34.4升）公共用粮或其他等价物，用于农场公务人员、公共支出和其他公务劳动的报酬。由总督目测，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分得一块土地。过去，妇女从不下地劳动，她们认为那是一种奴隶劳动，丈夫也不愿意让她们下地。但分田后，不但妇女下地干活，而且孩子们也一块去田里劳动。集体劳动和分田单干，劳动热情大不一样。
威廉·布拉福德在他的文章中感叹说 ：通过国家剥夺私 有财产，把私有财产纳入公 社，就可让国家和政府享受繁华盛世的想法，是极其不智的。经过实践可以看到，开始那种集体 供 产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人性的。他的结论是：“他们持续了数年的那种公 社劳动试验还是失败了，而实践者都是一些虔敬正直，诚实本分的人。这也证明了柏拉图和一些古典作家理论的空洞无知，这些理论还被后来一些人推崇。……我想说的是，上帝洞悉人性里面的缺点和不足，上帝以另一种智慧看到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更合适他们。”
经过辛苦耕种，这一年秋天终于迎来了大丰收。从此，普利茅斯的移民们“再也没有发生过普遍的粮食短缺或者严重的饥荒问题”。有强劳力的人家，还有余粮出卖。
大丰收之后，私有制的优势已无须讨论。农场成员们要求把分到的土地固定下来
“五月花号”移民在北美的试验，证明不光要有民 主 限 政的正 治体制，还要有合理的经济体制。这成为美国人后来执着维护私有财产的最初原因。好在当时农场成员有权提出建议，领头的人也和大家一样处在饥饿的威胁中，所以在第三年就放弃了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经济体制要符合人性，而不是改造人性，放弃经济体制的空想模式。这正是美国先民留给后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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