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杨树浦文艺》

琐忆高文彬先生（二）

   张林凤

高文彬出生在虹口唐山路的元吉里。小时候的他是调皮好动的，喜欢捉蟋蟀。晚上，拿根竹竿，在弄堂里阴暗面的墙角处盯住小洞，将竹竿伸进洞里拨弄赶出蟋蟀，再用小网兜罩住，放进自制的竹竿筒，第二天就可以与小伙伴在弄堂里展开蟋蟀鏖战了。有一次竹竿伸进洞里却动弹不得，拽出一看竟然是条蛇，吓得扔下竹竿就逃。

少年高文彬就读于澄衷中学。高文彬的父亲高长龄、女儿高岚三代人都在澄衷中学读过书。1999年，澄衷中学举行建校一百周年纪念会，他收到邀请函，请我随他一起参加。坐席中，我见到了时任虹口区区长的薛全荣，已经离休的虹口区区委原书记卢丽娟。我们还拍照留存纪念。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元吉里的高家被日本军机炸毁。父母带着他们四个子女逃难到租界，他们在康定路733弄的“绿杨村”住过，绿杨村对面是庆余坊。高文彬是家中老大，老二是妹妹高静芳、大弟高文隆、小弟高文魁。以后，他们将家安置在东长治路的宝华里（现已拆除）。

宝华里这片石库门，是毗邻的雷士德工学院专门为员工提供的。高长龄是雷士德聘请的总会计师，与雷士德关系很好乃至称兄道弟，雷士德承诺介绍高长龄到英国留学，只是雷士德还未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因病与世长辞。高长龄是有行医资质和处方权的中医，秉承悬壶济世的理念，经常义务给弄堂里的人诊病开药，还到东长治路宝华里对面的“人民中药店”坐堂义诊。新中国建立后，高长龄在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专门从事中医修史。中药店坐堂的医生，都有名字和家庭住址留在店里，20世纪60年代中期，造反派根据名单，找到宝华里的高家要抄家。对高长龄心存感激的左邻右舍纷纷出面阻止，人们说，高医生不但医术精湛，而且为人看病从不收费，这样行善积德的好医生不应被抄家的。此事得以平息。

高文彬在澄衷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附中，1941年又以优异的成绩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关于大学毕业后，被向哲浚慧眼识得参加东京审判，我还听他说过一件有趣的事。那次，我陪同《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到他家采访，他说起1945年春天，与几个好同学到武昌路一家广东人饭店聚餐。邻桌一位自称会看相的食客，颇有兴致地为他们几位预言未来。轮到高文彬，食客说，你的一生不会发财，人生会有波折，不过眼下，你即将远行。食客的信口之说，竟然有惊人的巧合，1946年5月，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此时，坐在家中的先生笑说：“后来的一切，还真被那个食客说中了。”

1948年8月，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回国后。在父母催促下谈婚论嫁，女方姓余，是上海一家医院急诊室护士长。他用积攒的钱，兑换成金条顶下婚房，将家安置在南京西路吴江路处，新家对面是“大华大剧院”（注：1951年4月1日更名为新华电影院）。婚房的设施很好，有煤气、有带浴缸的大卫生间，他从四明家具店购置了红木家具，据说家具店只进了两套，一套老板自己留用，另一套出售给了高文彬；从日本带回的一部唱机，是美国的最新制造，国内几乎没有见到过，唱机上可以放置十二张唱片，开机后唱片会一张张自动播放；他为她到苏州定制了所有要穿到的苏绣旗袍。

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高文彬，与美丽恬静的职业女性余小姐喜结良缘，他们的婚礼是惹人注目的。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是证婚人，向哲浚携夫人和年幼的儿子向隆万参加婚礼。向隆万至今记得，天真无邪的他，看到美丽的新娘子，回家就对父亲说，等他长大结婚，也要娶这样漂亮的新娘子。

沉浸在幸福美好生活中的高文彬夫妇，1951年有了大女儿高岚，就在夫妇俩满怀喜悦期待小女儿出世时，祸从天降，受到一位“特嫌”教师的牵连，高文彬于1952年蒙冤入狱。关于“特嫌”教师，我曾经听先生说过，这位教师因为兼职律师，有时难以安排课程，就请他代课，仅此而已，并无其他往来。

高文彬被收押提篮桥监狱，不久小女儿出生。妻子迫于多方压力与他离婚。小女儿由妻子抚养，大女儿则跟随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狱中的高文彬接到离婚判决书，瞬间觉得天塌地陷，他接受不了相亲相爱的妻子在他最需要时离他而去。二十七年后，他获得平反回到上海，两个女儿撮合父母复婚共度晚年，此时的他，却再也不愿面对这段婚姻，他认为，她是只能同享乐不能共患难的人。以后，也曾有热心人为他牵线搭桥过两位女士，但却都是短暂接触后即不了了之。

高文彬先生在提篮桥监狱八年，刑满释放后，被安置到劳改农场。我多次听先生说起在劳改农场的日子。最近一次是2019年10月的一天，受先生和高岚老师邀请，我们几位朋友到他家共进晚餐。先生说起一件往事：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们这些干重体力活的劳改人员经常吃不饱饭。那位浙江宁波籍的农场医生对他说，农场附近有个渡口，江上来来往往的渔船有卖黄鳝的，很便宜的，你家经常有钱寄你，不妨买来滋补身子。他疑惑地问，这“东西”没有油盐酱醋的怎么吃啊？场医点拨他，你如今可不是为了好吃，而是为了活命啊。他顿悟。经常从渔船上买来黄鳝，就在野地里找几块砖头搭一下，找些枯树枝点燃，将黄鳝放在搪瓷杯里煮熟吃，由此获得营养，有了健康的体魄，坚定了向往新生活的信念。他找到一切可以阅读的书籍和报纸，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解相关知识，父亲每月为他寄来《北京周报》，这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英文新闻周刊，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他背得滚瓜烂熟，每天还坚持记英文笔记。

那是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高文彬先到江苏大丰农场，又辗转到江西的珠湖农场、朱港农场、永桥农场。作为书生，他在零下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衣裤，干着挑土围堤的重体力活，意志稍有松懈，就可能躺倒再也起不来；在三十多度的烈日酷暑下，赤膊赤脚只穿一条短裤，背上搭块毛巾遮阳，在农田里干活，晚上睡觉背不能贴在席子上，否则皮肤会与席子黏在一起。

那次，我去先生家，正逢高岚回沪。她说起父亲蒙冤的日子，令我印象深刻。高岚说，“父亲出事后，许多人对我家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向哲浚先生和夫人每年都会来到宝华里，看望我的祖父母，祖父母与他们年龄差不多，见到他们称呼‘向先生、向夫人’；倪征燠（注：应是‘日’字旁加‘奥’，需要造字）先生是新中国的首任国际大法官，中国驻海牙的外交官，他到上海来，也是不避嫌地到宝华里我家探望，并住在宝华里。那时，二楼是叔叔的房间，叔叔就住到三楼，将二楼专门打扫和布置，让倪先生住下。改革开放后，倪先生到上海，就请他入住上海大厦，是叔叔去订的房间。”高岚还说，“她移民美国后，第一次回国直接飞北京，探望住在东交民巷的倪先生，带给他的波士顿大龙虾，经过长途飞行还是活的。爸爸是‘反革命’，交往的人却都是有声望的，他们了解爸爸的人品。抗战胜利后，爸爸与杨寿林、向哲浚、倪正燠等人，每周轮流做东聚会一次。”

高岚回忆起跟着祖父母生活在宝华里的一些事：“爸爸喜欢唱片，从日本带回很多唱片。那段日子，祖父生怕被抄家，就让我和他一起将一张张唱片踩坏拗断扔进垃圾箱。还在一架很好的打字机上贴上纸条，写着‘这是不肖儿子高文彬的打字机’。家里三楼的门一直是锁着的，里面有台很好的收音机，祖父不让我收听的。”高岚如今想到这些，祖父的一片苦心，她都理解了。

高岚是67届初中生，也去到江西插队。当时，农场领导知道了高文彬的经历和他出色的英语功底，很尊敬他，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英语。那时，高岚自学英语，高文彬经常把给学生做的考卷寄给她，她做完后寄给他，他批阅后再寄还给她。爸爸的帮助和指点，女儿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鉴于高岚的优异表现，被当地推荐到吉安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成为江西一家厂校的教师，她利用业余时间辅导其他工程师的“电大”英语。返沪后，高岚依靠努力自学考上大学，并于四十岁那年去美国读研究生，后定居美国。她将女儿苓培养得非常优秀，小学和中学都荣获学生中的最高奖——美国总统奖。如今已是一家著名医院的专科医生。高岚说，“爸爸坚韧不拔的意志，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激励我一路走来的动力。”

高文彬五十六岁那年回到上海，进入上海海运学院（今上海海事大学）。他以只争朝夕的惊人毅力和能力与时间赛跑，很快成为学校国际航运系教授，讲授国际法、海洋法、国际私法三门课，参与翻译《国际法译丛》《国际私法译丛》等。1990年代，应邀到美国缅因州大学法学院和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一年半，被海斯汀法学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

参与编纂《英美法大词典》是高文彬晚年浓墨重彩的一章。虽然这是一项精细、繁重却没有报酬的工作，但先生想到这样一部权威的英美法词典问世，对中国法学界、中国法律工作者、对推进中国依法治国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下来。先生负责的是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编委会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他家，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件取回。请他审阅的初稿都是手写稿，看起来颇为费劲。他一丝不苟地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边对照边勘误，有到出错的地方，用细细的笔写上工整的字修正，抄写后贴到样稿上。六本比砖头还厚的参考大词典，查阅对照让先生耗力不少，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为此病倒住院依然无怨无悔，直至最终迎来《元照英美法词典》的出版。

与高文彬先生交往的二十多年，先生有令我非常崇敬和感动的一面，即使人生路上有挫折有坎坷，但我从未看到听到他有任何抱怨和指责，他的爱国情怀始终真挚敞亮。他带教的研究生经常上门探望导师，他叮嘱他们，无论到哪里，在哪个岗位工作，一定记着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他时常嘱咐在国外的女儿和小辈，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他不辞辛苦地为青少年学生和社区居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激励人们不忘中华民族的奋斗史，珍惜祖国来之不易的成就。

张林凤

上海人。曾经从事企业管理、社区党建、新闻传媒记者和编辑。作品以散文、随笔、特稿、报告文学为主，散见于《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劳动报》《档案春秋》《上海滩》等。已出版《那些永远的上海老马路》（合著）、散文集《枫杨树下》；参与编辑出版“虹口记忆”品牌系列书籍《摩都水乡》《故境纵横》《海派虹韵》《提篮下海》；获得第25届上海新闻奖二等奖暨2015年全国报纸副刊年度佳作三等奖；获得2018年、2019年、2020年“上海市民写作大赛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