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阴阳五行，不是为了带起一批算命先生，而是为了提起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认同，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切入点。由此深入，才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大的宝库，其中大批的宝藏让我们当成土疙瘩扔掉了。西方文化有许多先进的东西，我们应当吸收。但经济的强势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先进与合理。我们不能因此将他们的垃圾也当成宝抢过来。每一种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们有多次被异族武力征服的历史，但每一个征服者实际上都变成了被征服者，因为他们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反而被我们同化了。我们深厚的的文化根基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近年来，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大批的人唯美国马首是瞻，这才是我们民族前所未有的危机。韩国人经常抢别人的历史，其实也是面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无奈之举。韩国年轻一代西方化的浪涛，已经逐步使韩国变成西方体系的一个点。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只能屈从于别人的文化之下，那才是精神的奴婢。
东方文化是一种集约式的思想体系，一切学科，发展到极致，都是指向同一个终极点，殊途同归。老聃在《道德经》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与无，即是指向本原了。在《论语》中记载过一则论及儒家主旨的内容。孔子告诉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未加细问，只回答知道了。门人问曾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师从孔子时日既久，看来却未谙夫子之道。儒家之道，以“仁”贯之，岂是忠恕？忠恕是二不是一，仁才是主旨。纵观早期儒学，都是以仁为主线，贯通其中。道家思想与中医之《黄帝内经》，从一开始就站在至高点上，溯于本原。后代的学术，纵然汗牛充栋，也只是注解。儒家思想却是循着“生、长、化、收、藏”的规律，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孔子是儒家学术的创始人，但并不是站在至高点上。儒家思想，随着时代步步发展，至王阳明的心学，方至巅峰。孔夫子成其大，王阳明成其高。王阳明之后，百代以来，不过余音绕梁而已。儒学自孔子始创以来，一直游离于社会的边缘。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借助政治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将儒家推上社会主流之中。但从后汉至五代十国数百年，道家与佛教思想异彩纷呈。尤其是唐末五代，由于六祖惠能大师的推广，禅宗大兴。天下才俊，多归心于禅，而儒家始终没有确立其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的弱势，与其过于世俗化有关。孔子一直只考虑社会规范、行为准则，而对于生死问题，心的终极指向，及宇宙人生之本原，却无暇论及。弟子季路曾问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就断了进一步思索下去的路径。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直是人类的根本性问题，避而不谈，并不能阻止人的思辨与探索。在儒家看来，这是学绝道衰。当须重振精神，收复旧山河。传统的儒学显然无法与佛学相比肩。禅宗的直指人心、了脱生死，佛学中的动辄三千大千世界、八万四千大劫，这种哲学意义上的终级指向，及宏大无比的宇宙观，对于许多才智之士而言，始终更有吸引力。儒学衰微之时，故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心声。当时的儒家，并没有找到与佛学的契合点，多采取排斥的态度，儒释道之诤，不时有之。唐宋八大家，虽以文而名盛千古，但其主旨似乎并非专弘孔孟之道。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等，为文不为道，所谓“文不载道如虚车”。至宋代书院文化兴起，初期仍然是传统儒学的普及。时代在呼唤新儒学的诞生，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宋明理学就应时而兴了。周敦颐从易理入手，始内涉心性，外及宇宙，补儒家之不足，开新学之风气。湖南邵阳的邵康节先生，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挥，著《皇级经世》，以129600年为一轮回，创立了一个宏大的人类历史年表。以易入手，与佛教之劫数论不谋而合。其后的程颢、程颐兄弟，倡格物穷理，向心性溯源，再将万物归于自心。对于这种思想来源，程颢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表明了这是儒学的新发展，而非简单的孔夫子之道的注释了。自此而新儒学大开，一时才俊之士辈出，虽各有主张，然以要言之，皆是新儒学不同侧面的延伸。这种缤纷杂出的新时代，至朱熹而归于大统。朱熹一生著述颇丰，可以说是将儒学重新整理一遍，奠定新基。朱子重兴白鹿洞书院，将这种思想开枝散叶。其影响之深广，从后来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取士的定本就可看出来了。朱熹境界之高，可以参看其言论：“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如水无有不清，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说：“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长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如一江水，你将杓去取，只得一杓；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故理亦随以异”。不管正统儒家如何看，这些见解，实际已经归入禅学的范畴了。这些见解虽有极本穷源之趋势，却到底只着眼于世间应用，与孔夫子的世间法一脉相承。由宋至明，理学大宏，儒家大兴。儒家之兴起，如上所言，一则得益其一贯的入世的主张；二则至此终于建立起一套宏大的理论基础，吸引了大批才俊的归附；三则时代需要儒家这种中正平和的人间之道。当时之儒家，以王阳明最为光彩毕露。再后来之儒学，多为王学之流衍。前人之格物致知，尚多在心物之间徘徊，王阳明先生将世间万法统之于心，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圣人境界不敢轻量，也只能略举一则言论：“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姑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传习录》中有一则记载：（王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看这一则记载，已深得禅宗的心法，令人想起六祖惠能大师之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所谓天下之道，殊途同归。不管从哪里发源，百川千流终归沧海。相逢一笑，彼此心知。自唐武则天时期始，禅宗大兴。历代祖师大德之嘉言，流布天下。儒学之发展也自然深受禅学的影响。许多宿儒，于佛学多有猎涉。足迹留连于深山禅院、与方外之人交游颇深的事屡屡见诸记载。文化交汇的结果，就是相互的融合。儒家哲学体系之升华，终于在禅学之中找到立足点，也是顺乎自然的事。佛曾预言，像法时期，禅宗大兴。时变则众生心性亦变，正法像法末法，乃至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根据当时之众生心性及各人之根性而设的。佛灭度后一千年，进入像法时期。禅宗初祖达摩大师东渡之时，正是在像法的起点上。当时之人的根性，已经最适合修习禅宗了。是不是佛门中人，都自然带着这种根性。这也是宋明理学兴起的根性上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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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心上莲花次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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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闲坐小窗说周易--传统文化的切入点、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发布于2021-05-09 23:2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