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于当今中国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式微了。--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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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

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是否

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的疫情

——读范瑞平教授

〈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

张言亮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原载《中外医学哲学》[香港]2020年第2期（Volume 18）

在〈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一文中，范瑞平教授在比较中西方对于疫情处理的问题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次伦理学的范式转换：比较而言，现代西方世俗的原则主义伦理学具有很大问题，儒家文明的美德伦理学包含重要优点”。

在这篇文章中，范瑞平教授重点阐述了“为什么应该主动诉诸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来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以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究竟是什么？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如何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和挑战？

在这篇文章中，范瑞平教授对于儒家文明的伦理学概括为两点：

一是“和谐主义的美德伦理学”。在范瑞平教授看来，“这一文明的核心是一种推崇‘德’的伦理天命观”。“在德性之力的基础上，儒家美德伦理学主要依赖于礼仪实践，而不是理论原则/规则来进行指导，它同现代西方各种类型的世俗原则主义伦理学及政治学大异其趣”。

二是家庭主义。根据范瑞平教授的看法，“家庭主义是儒家美德伦理学的又一大特色。儒家文明相信，处于家人关系中的生活方式乃是人类生存的正当方式，也是人们藉以实践礼乐来提升德性力量的必然途径”。在文章中，范瑞平教授在将儒家文明的伦理学跟西方的科学和西方的伦理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儒家文明的伦理学在处理疫情方面更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在文章的最后，范瑞平教授宣导进行伦理学范式的转向，即借助于儒家伦理资源来解决当前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范瑞平教授指出：“我们需要和谐主义（而不是科学主义）的发展观、美德主义（而不是原则主义）的决策观、家庭主义（而不是契约主义）的天下观”。这一结论是建立在范瑞平教授将儒家的伦理资源在解决疫情方面比西方的伦理学资源更有优势的基础之上的。

范瑞平教授的这篇文章在思索如何用儒家伦理资源解决疫情给全球人们带来的各种问题方面确实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范瑞平教授在文章中也用严谨的论证指出了西方文明在面对这次疫情中的不足，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在面对这次疫情中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笔者有几点疑惑想要跟范瑞平教授商榷一下。

首先，中国等儒家文化圈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要好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而欧美等国家仍然深受疫情的影响。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然而，中国在控制疫情背后的思想资源是不是仍然是儒家的伦理文化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很快从疫情的影响中走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强力干预。中国政府有着其他国家政府少有的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为了尽快解决疫情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管控措施，而且中国政府可以调动全国的医疗资源来解决武汉的疫情问题。

在这种高效和高压的管控之下，疫情才没有在中国大范围内扩散开。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一些诟病，但是现来，中国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还是很好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中国政府在官方报导中也更愿意把控制疫情的成功归功于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官方的报导中，我们很少看到儒家伦理文明的身影。

其次，如果我们想要彻底解决疫情的问题，那么科学仍然是我们不得不借助的最重要的力量。众所周知，要想解决疫情带来的问题，首先要对疫情有所了解。在认识疫情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依靠当代科学的一些判断。当然，科学也不是万能的，科学也存在一些问题。

范瑞平教授在文章中对“科学”和“科学主义”进行了区分，笔者对此也深表认同。但是，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依靠科学来解决这一问题。其他的思想文化资源很难认清疫情的真正面目。儒家文化在对待疫情的问题所起的更多的作用是将大家团结起来，用集体的力量来关爱大家，共同战胜疫情。儒家文明的伦理思想无法更好地认识疫情，也无法从根源上彻底消灭疫情。

第三，儒家伦理学资源虽然并不会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已经完全没有市场，但是儒家伦理学确实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未有之大变革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各种各样的新鲜观点也层出不穷。儒家思想在今天的中国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儒家思想对于当今中国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式微了。在中国的各级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所占的份量是非常有限的。

在当前支配中国人行动的价值观念中，儒家思想也是有限的。儒家思想所特别强调的家庭关系在当前的社会正在经受非常严峻的挑战。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仅不愿意结婚组建家庭，甚至不愿意生孩子。儒家所强调的各种美德以及各种美德背后的信仰体系，在现代中国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总体来说，范瑞平教授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了儒家伦理文化在解决疫情方面可能起到的作用，也看到了儒家伦理文化跟西方相比所拥有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势。中国等儒家文化圈国家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摆脱疫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跟这些国家背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要想尽快解决疫情，最为重要的还是需要依靠当今的科学技术。在认识和最终解决疫情方面，儒家伦理文化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当然，为了让人们尽快从疫情的折磨中解脱出来，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借助于各种思想资源来尽快解决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在有些方面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困境。

参考文献

范瑞平：〈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中外医学哲学》，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页7-33。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3.

从福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看儒家伦理学的世界前景

王占宇；梁飞

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太原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

原载《中外医学哲学》[香港]2020年第2期（Volume 18）

正如每次危机一样，疫情同样催人思考。范瑞平教授在〈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中认为，福山没有从伦理学的视角探究国家间抗疫成就迥异的深层原因，实在是憾事一桩。但福山对儒家文化的当代愿景多有论述。分析福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是观察大疫背景下，儒家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界处境的有益管道。

一、儒家文化背景国家的抗疫成就，成为提倡人类伦理学儒化转向的重要动力

大疫当前，不同文化、族源下的国家和族裔，应对疫情的方式不同，结果迥异。正如范教授所注意到的，东亚国家在总体应对疫情相较于西方国家要好。东亚国家的儒家文化背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抗疫决策。类似的，美国亚裔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族裔。究其根源，有儒家文化背景的亚裔族群普遍乐于接受防疫指引遵从规则是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思想强调克己复礼，倾向于认同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强调集体胜过个人、权威胜过自由、义务胜过权利”（Fukuyama 1995，6.2，20-33）。儒家思想甚至强调，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个人利益的牺牲是值得的、必须的、甚至是无条件的。此次抗疫过程中，多数亚裔主动配合政府的抗疫举措。这与其他族裔对抗疫举措的反应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是疫情初期更是如此。

随着欧美各国防疫措施不断加码，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已开始重新审慎自由和权利的边界，并重新思考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人开始自觉配合政府抗疫措施。相应地，儒家文明背景下国家的抗疫表现引人思考，儒家思想中的权利义务说的生存空间在西方伦理论学中一定程度得以拓展。

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通常会“鼓励该社会的人们对自己遗产充满信心并对自己的文化开始自信（Huntington 1996）”。事实上，抗疫成就同样可以催生儒家文化圈的文化自信。但不可否认，从西方原则主义伦理学向儒家美德伦理学的转向，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二、福山对儒家文化的认知，是探究西方主要思想界进而西方社会心态的一个有益通道

科学主义、原则主义、契约主义等当今西方伦理学的主要观念，与西方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福山认为，民主的产生和巩固有赖于四个递进的层面：意识形态、制度、市民社会和文化。其中最深层次也是变化最慢的就是文化，它包括家庭结构、宗教信仰、道德价值、伦理认知等（Fukuyama 1995，6.1，7-14）。

不难看出，福山虽然是政治科学家，但他不能不研究文化，不能忽视伦理学等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因此，在探讨儒家伦理学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西方伦理学的补充甚至是替代，通过考察福山这位西方思想界意见领袖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是可能的路径之一。

一方面，福山认为儒家思想是为威权主义辩护的。首先，普遍认为传统儒家思想是不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儒家思想认为个人天生是不自由的；儒家强调纲常伦理、克己复礼、尊敬长辈、遵从权威；对和谐和协作的偏好胜过分歧和竞争。儒家思想的社会缺乏对抗国家权力的传统。这种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与主张个性张扬、人格独立、权利意识的西方文化传统显然存在冲突。

其次，儒家强调德治或者人治胜过法治。以祖先崇拜为重要特征的儒家文化，阻碍了形成共同认可的超然宗教。因为超然宗教的缺失，法律不被视为有关社会公正的共识，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的单方面约束，而统治阶级本身不受法律制约，这样的国家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人治的国家。

再次，儒家强调道义责任。传统的儒家强调帝王和统治者对其治理的国家存在道义上的责任，强调通过教育来培养统治者的道德义务。即统治者必须顺天应人，承担自己的使命，提供善治，要努力创建国泰民安的礼仪之邦。西方文化中强调的正式的负责制是程式性的。

另一方面，福山认为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相容性。首先，日常儒家思想可以与广泛的政权形式相容。政治儒家思想是规范特定等级的政治权威的教义，这种权威以皇帝和正统为中心。日常儒家思想规范的是家庭关系，工作伦理等等（Fukuyama 1997，146-149）。政治儒家思想和日常儒家思想可以相互独立。政治儒家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格格不入，日常儒家思想却可与广泛的政权形式共存。

其次，重视教育、考试制度及儒家的包容性对自由民主是有益的。儒家思想主导的东亚社会普遍轻视商业和体力劳动，再加上没有世袭官位制，参加科考成为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的主要途径。这种基于个人能力的、带有潜在平等主义的创举，促成了儒家文化圈普遍重视教育。

这种对教育的重视对民主政治是有益的。一定水准的读写能力是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并进而参与民主讨论的前提。教育通常会导致人们更加富有、更加关心非经济事务如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公平的科举考试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人才向上流动，可以营造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平等竞争氛围，这也是民主选举所需要的。

再次，儒家强调民本，有反独裁的倾向。儒学者认为自己是天子的子民，同时认为自己是文明的承载着和捍卫者；不仅没有把自身完全定位于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相反致力于对专制皇权的观念约束，甚至是致力于对皇权的驯服和规范。儒家还主张“爱民”，即统治者必须关心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轻赋税、慎刑罚，施仁政，顺天命。顺天命就是要顺应人民的意愿，遵从人命的选择。

三、儒家伦理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仍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福山认为儒家思想天然地存在着与自由民主相悖的因素，但并不妨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当然，更好的前景是这些国家可以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儒家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扩大的家族以及同乡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任关系，一旦离开这个圈子，信任度骤然降低。

这种低社会资本的国家中，不利于形成大型企业。为了摆脱这种情况，国家必然介入经济生活，制定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从长远来看，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不仅难以为继而且损人不利己（Fukuyama 2010）。同时，过多地强调儒家思想，又容易推高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

福山对儒家思想在儒家文化圈的发展前景态度谨慎。当然，大疫当前，福山坚持认为的历史终结于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遭遇重创，我们有理由对儒家伦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大程度的认可保持乐观。

参考文献

范瑞平：〈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中外医学哲学》，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页7-33。FAN Ruiping.“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XVIII:2(2020),pp.7-33.

Fukuyama,Francis.“Confucianism and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Vol.6,Issue 2,1995.

Fukuyama,Francis.“The Primacy of Culture,”Journal of Democracy,Vol.6,Issue 1,1995.

Fukuyama,Francis.“The Illusion of Exceptional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8,Issue 3,1997.

Fukuyama,Francis,Henry Paulson.“China,Wall Street,and the Financial Crisi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ch 20,2010.

Huntington,Samuel P.“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Foreign Affairs,No.6(Nov./Dec.),1996.

“五伦”并不排斥契约

方旭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载《中外医学哲学》[香港]2020年第2期（Volume 18）

范瑞平教授〈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一文，对于至今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做出了一个儒家学者的深刻思考，既富于社会担当的精神，又具有理论前瞻的意义。

笔者读后，感到受益匪浅。范教授大作涉及儒家伦理学一系列重要问题，值得仔细讨论。关于儒家伦理学为美德伦理学这一点，笔者对范教授不敢苟同，随后就此展开了深入对话，其成果将另文发表。限于篇幅，这里主要想就“五伦”与契约的关系问题做一交流。

范教授在文中提出，在儒家看来，作为“五伦”重要组成部分的家人关系，其基础是亲情而不是契约。笔者认为，范教授的这个判断值得再思。

据笔者观察，范教授关于儒家家人观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一种文明比较的视角。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关于社会、国家起源的主流观点是契约论。契约论的观点甚至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家人关系，像梁漱溟就说，西洋人处处算帐，而儒家讲的“仁”与“算帐的生活”完全相反。（梁漱溟2005，461）儒家把“孝”看成天经地义，而康德则以为，成年子女对于他们的父母并没有尽孝的义务。

一方面，子女对于父母的养育不欠什么账；另一方面，父母也以同样理由从他们对子女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这样，双方就赢得了或再次赢得了他们的天然自由，于是这个家庭的社团——它按照法理曾是必须的——就解体了（如果还要维持，就要靠契约了)。（Kant 1907，95-98）

因此，当范教授指出，“在儒家看来，家人关系的基础是亲情而不是契约”，就很容易取得读者的认同。然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沿袭已久却似是而非的看法。更糟糕的是，为了说明儒家的这种“非契约论的”家人关系，范教授选了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他说：甚至男女结成夫妻也主要不是通过契约，而是通过誓言来实现的——所谓“天作之合”，“通家之好”。

范教授似乎没有意识到，在构成家人关系的三伦（父子、夫妇、兄弟）当中，夫妇这一伦恰恰不是建立在亲情之上的，因为夫妇不存在血缘关系，是所谓“合两姓之好”，不像父子或兄弟，那两种关系的纽带是血缘而带来的亲情。无论如何，即便范教授也只是说，男女结成夫妻是“通过誓言来实现的”，而没有直接说，“夫妻关系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之上”。

可能范教授潜意识里认为，“通过誓言来实现”就意味着与契约无关，所以，尽管他没有明确表示夫妻关系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之上，却似乎认定，夫妻关系的基础决不是契约。

如果范教授真是这样想的，那只能说他对“誓言”的理解有失偏颇。古人的“誓言”，本来就包括双方结盟的场合。而结盟，当然是一种订立契约的行为。现代成语“尔虞我诈”就来源于《左传》的一个结盟故事。[1]

也许范教授所理解的结成夫妻的“誓言”是指古代爱情故事常见的那种海誓山盟，从而可以说夫妻关系建立在“情”而非“契”的基础之上。海誓山盟当然可以说是双方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的表现。但对中国古人而言，结成夫妻，主要不是通过男女双方誓言的方式，而是所谓“明媒正娶”。如果仅凭男女双方的誓言，那充其量只是儿女私情，多出现于所谓“私定终身”的情形。

中式婚姻的建立，主要还是通过双方家庭的缔约。在男女双方的交往中，除了礼物外，还有特定的文字凭证，即所谓“三书”，包括：聘书，礼书和迎亲书。聘书是指订亲之书，是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约，纳吉时用的。礼书为过礼之书，就是彩礼的清单，是纳征（纳币）时用的。迎亲书，即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用的。

自古及今，中国很多地方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女方收了男方的聘礼，夫妻的名分就算正式确立，不必非要等到女方过门。这就是夫妇名分“定于纳币，非定于亲迎。”（张寿安2005，第五章）

婚约当然是一种契约，而且是非常郑重的契约。所以，怎么能说夫妻关系的建立“主要不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呢？

其实，“五伦”当中，不单夫妻这一伦是通过契约建立的，君臣这一伦，按照孟子的观点，也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所谓“不为臣不见”（《孟子．滕文公下》6.7）。孟子关于“君臣”的理论，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我做不做臣，得看你是不是我的君。换言之，你把我当臣，我才把你当君。甚至，从孔子对“君臣”的论述“君君臣臣”（《论语．颜渊》12.11）当中，我们也可以读出几分“契约论”的意味。（方旭东2010，40-49）

总之，“五伦”并不排斥契约。范教授强调儒家不以契约关系理解家人关系乃至五伦，可能是出于对契约的某种成见，这种成见以为，凡说到“契约”，就是西方功利主义所讲的那种带有很强的物质利益交换意图的契约。儒家固然没有这种强烈的功利意图，但也并非毫无平等互利的契约意识。

参考文献

方旭东：〈服从还是不服从？——孟子论人臣的政治义务〉，《文史哲》，2010年第2期，页40-49。FANG Xudong. “Subject or Not: Mencius on Political Obligation of Subjects,” Humanit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10 (2), pp. 40-49.

张寿安：〈‘成妇？成妻？’——清儒论婚姻之成立〉，《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ZHANG Shou-an. “Woman or Wife? : The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Establishment of Marriage in Qi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 Vigor of Ritual Text-criticism in 18th Century: The Debates of Ritual Teaching and Rethinking of Ritual Order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LIANG Shuming. “Culture and Philosophy of East and West,”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Shuming, Vol. 1 (Jinan: Shandong Renmin Press, 2005).Kant, Immanuel. Metaphysik der Sitten (Leipzig: Felix Meiner, 1907).

注释：

[1] (宣公十五年）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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