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从福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看儒家伦理学的世界前景王占宇梁飞

正如每次危机一样，疫情同样催人思考。范瑞平教授在〈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中认为，福山没有从伦理学的视角探究国家间抗疫成就迥异的深层原因，实在是憾事一桩。但福山对儒家文化的当代愿景多有论述。分析福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是观察大疫背景下，儒家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界处境的有益管道。

一、儒家文化背景国家的抗疫成就，成为提倡人类伦理学儒化转向的重要动力

大疫当前，不同文化、族源下的国家和族裔，应对疫情的方式不同，结果迥异。正如范教授所注意到的，东亚国家在总体应对疫情相较于西方国家要好。东亚国家的儒家文化背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抗疫决策。类似的，美国亚裔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族裔。究其根源，有儒家文化背景的亚裔族群普遍乐于接受防疫指引遵从规则是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思想强调克己复礼，倾向于认同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强调集体胜过个人、权威胜过自由、义务胜过权利”（Fukuyama 1995，6.2，20-33）。儒家思想甚至强调，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个人利益的牺牲是值得的、必须的、甚至是无条件的。此次抗疫过程中，多数亚裔主动配合政府的抗疫举措。这与其他族裔对抗疫举措的反应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是疫情初期更是如此。

随着欧美各国防疫措施不断加码，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已开始重新审慎自由和权利的边界，并重新思考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人开始自觉配合政府抗疫措施。相应地，儒家文明背景下国家的抗疫表现引人思考，儒家思想中的权利义务说的生存空间在西方伦理论学中一定程度得以拓展。

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通常会“鼓励该社会的人们对自己遗产充满信心并对自己的文化开始自信（Huntington 1996）”。事实上，抗疫成就同样可以催生儒家文化圈的文化自信。但不可否认，从西方原则主义伦理学向儒家美德伦理学的转向，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二、福山对儒家文化的认知，是探究西方主要思想界进而西方社会心态的一个有益通道

科学主义、原则主义、契约主义等当今西方伦理学的主要观念，与西方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福山认为，民主的产生和巩固有赖于四个递进的层面：意识形态、制度、市民社会和文化。其中最深层次也是变化最慢的就是文化，它包括家庭结构、宗教信仰、道德价值、伦理认知等（Fukuyama 1995，6.1，7-14）。

不难看出，福山虽然是政治科学家，但他不能不研究文化，不能忽视伦理学等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因此，在探讨儒家伦理学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西方伦理学的补充甚至是替代，通过考察福山这位西方思想界意见领袖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是可能的路径之一。

一方面，福山认为儒家思想是为威权主义辩护的。首先，普遍认为传统儒家思想是不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儒家思想认为个人天生是不自由的；儒家强调纲常伦理、克己复礼、尊敬长辈、遵从权威；对和谐和协作的偏好胜过分歧和竞争。儒家思想的社会缺乏对抗国家权力的传统。这种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与主张个性张扬、人格独立、权利意识的西方文化传统显然存在冲突。

其次，儒家强调德治或者人治胜过法治。以祖先崇拜为重要特征的儒家文化，阻碍了形成共同认可的超然宗教。因为超然宗教的缺失，法律不被视为有关社会公正的共识，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的单方面约束，而统治阶级本身不受法律制约，这样的国家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人治的国家。

再次，儒家强调道义责任。传统的儒家强调帝王和统治者对其治理的国家存在道义上的责任，强调通过教育来培养统治者的道德义务。即统治者必须顺天应人，承担自己的使命，提供善治，要努力创建国泰民安的礼仪之邦。西方文化中强调的正式的负责制是程式性的。

另一方面，福山认为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相容性。首先，日常儒家思想可以与广泛的政权形式相容。政治儒家思想是规范特定等级的政治权威的教义，这种权威以皇帝和正统为中心。日常儒家思想规范的是家庭关系，工作伦理等等（Fukuyama 1997，146-149）。政治儒家思想和日常儒家思想可以相互独立。政治儒家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格格不入，日常儒家思想却可与广泛的政权形式共存。

其次，重视教育、考试制度及儒家的包容性对自由民主是有益的。儒家思想主导的东亚社会普遍轻视商业和体力劳动，再加上没有世袭官位制，参加科考成为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的主要途径。这种基于个人能力的、带有潜在平等主义的创举，促成了儒家文化圈普遍重视教育。

这种对教育的重视对民主政治是有益的。一定水准的读写能力是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并进而参与民主讨论的前提。教育通常会导致人们更加富有、更加关心非经济事务如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公平的科举考试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人才向上流动，可以营造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平等竞争氛围，这也是民主选举所需要的。

再次，儒家强调民本，有反独裁的倾向。儒学者认为自己是天子的子民，同时认为自己是文明的承载着和捍卫者；不仅没有把自身完全定位于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相反致力于对专制皇权的观念约束，甚至是致力于对皇权的驯服和规范。儒家还主张“爱民”，即统治者必须关心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轻赋税、慎刑罚，施仁政，顺天命。顺天命就是要顺应人民的意愿，遵从人命的选择。

三、儒家伦理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仍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福山认为儒家思想天然地存在着与自由民主相悖的因素，但并不妨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当然，更好的前景是这些国家可以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儒家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扩大的家族以及同乡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任关系，一旦离开这个圈子，信任度骤然降低。

这种低社会资本的国家中，不利于形成大型企业。为了摆脱这种情况，国家必然介入经济生活，制定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从长远来看，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不仅难以为继而且损人不利己（Fukuyama 2010）。同时，过多地强调儒家思想，又容易推高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

福山对儒家思想在儒家文化圈的发展前景态度谨慎。当然，大疫当前，福山坚持认为的历史终结于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遭遇重创，我们有理由对儒家伦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大程度的认可保持乐观。

责任编辑：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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